我家七口親人是這樣被餓死的

我們一家的變故發生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父親接手當家時，家裡有三四十畝地。土改工作隊進村之後，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很快摸清我們家的底細：當地首屈一指的土牆瓦屋，倉裡有糧，罐裡有油，圈裡有豬，不僅土地多，而且雇長工、請短工。雇工就有剝削，剝削就是地主。工作隊發動群眾訴苦，將我父親批鬥一陣，理所當然劃為地主。更要命的是父親還有二房，便被認定為霸佔民女。於是這個只會讀詩文、從不與人紅臉的文弱書生被定性為地主惡霸。

民兵一繩子把父親捆到官渡區公所關了起來。在關押的幾天裡，由家住官渡的一個姑姑每天給父親送飯。老家乾溝自然村的村民，念及我父親樂於助人、興辦學堂，便經過商議，利用送公糧到官渡鎮的機會，聯名具保我父柯大本。區公所派員核查後，居然接受民意，把我父親放了。

可是不久，鄉政府又派民兵到我家，命我們一家人到堂屋集中，將父親單獨另關一個單間，由民兵持戒專人看守。土改工作隊在堂屋向我們一家八口人鄭重宣布：瓦屋房沒收，上山住岩洞去。並要我們只能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然後民兵從我家拿出一口原來煮豬食的破鍋，一個背簍，一缽沒吃完的「合渣」，還有一口袋苞谷皮磨成的粉子（我家原來餵豬的），命令我們立即走人。

在民兵的監督之下，我們一家來到離家十幾里的一個無名山頭。我們離家後，父親在村裡被群眾大會鬥爭過幾次，最終由我母親陪斗之後，被押送到官渡區公所。不久被判刑，解押到沙洋勞改農場勞改。後來的事實證明，壞事變成了好事，他因沒留在本鄉，卻因而留下一條活命。刑滿後父親不想回老家，一則有愧於自己的過去，無顏面對一家7條冤魂；二則從心底感激勞改農場依法辦事，讓他保住一條性命並獲得新生，便決意留在「新人隊」。

我媽被攆上山之前設法帶了火種，那口破鍋能把野菜和少量苞谷皮煮熟，一家人就在山上暫活下來。可是沒兩天，又一批民兵上山通知：馬上開群眾大會鬥爭柯大本，柯艾氏（我小媽）下山陪鬥。小媽以自己女兒尚幼，不能久離為由，寧死不下山。民兵們也還通情達理，就要柯曾氏（我媽）下山陪鬥。不幸的是，他們發現我們居然還能生火煮菜、搭棚避風，日子過得還蠻「滋潤」，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們那口破鍋砸了，留下兩個民兵把我們一家攆到一個叫「磨棹地」的更高、更荒涼的山頭上，那裡周圍十幾里沒有一人。我媽知道那個地方荒涼，已經預知我們家只有死路一條了。被帶走陪斗前媽媽悄悄對我說：「玉泉，你機靈，懂事，不要一家都餓死在那個山上，悄悄投奔你外婆去吧。他們是貧農，興許會給你一條生路。」說完，我媽按照民兵吩咐，到山下去陪鬥。

那時我雖然只有11歲，卻有一個堅定信念：活命。在兩天都沒進食熟野菜的情況下，我沿著一條「毛狗路」去尋找下山陪斗的母親。在一塊莊稼地的小路上，我瞧周圍沒人，用最快的速度揪了幾把菜豌豆角塞到嘴裡，三下五除二把肚子填飽了。至今回想起來，那些生豌豆角真好吃。吃飽之後，恢復了些氣力，再往前走。

突然，發現我母親躺在路上。趕緊過去一看，母親的白眼珠翻出來了，睜得大大的，怎麼叫她都不答應，推她，硬邦邦的。原來媽已經死了。我連眼淚都沒有了，害怕周圍有人發現地主崽子同情地主婆。我深深望了一眼媽媽，為了逃命，朝外婆家的方向一步一回頭地走去。下坎之前，我屏住呼吸，回頭看了媽媽最後一眼，算是與慈母永別。傍晚我終於到了外婆家。外婆為我媽的慘死，且不得收屍，摟著我哭了又哭。其實，那時「磨棹地」還有外婆的骨肉，是生是死，外婆竟沒有過問，也不敢過問。她把家裡僅有的三個雞蛋煮給我吃，似乎不僅是對我的補償，更是對女兒亡靈的祭奠。我當時幾乎只有生理需要，狼吞虎嚥地吃下雞蛋之後，胃裡一會兒就像滿鍋開水在翻騰，難受極了，很快就全部吐了出來。上山之後吃的都是野菜，料想胃裡接受不了這樣多的蛋白。

在外婆家躲了幾天，漫漫調養過來，有了些精神。可是好景不長，一天，互助組輪到在我外婆家幹活，他們發現外婆家藏了她的外孫，一個地主崽子，立即報告村領導。領導不敢馬虎，嚴肅警告外婆：「你是貧農，怎麼能喪失立場，弄一個地主崽子在家裡？趕快走人，否則，後果自負！」外婆一家老實巴交，不敢不聽村長的話，只好要我去投奔家住官渡附近的一個遠房二伯。此後，我成天東躲西藏，或給別人做「抱兒子」（養子），或當零工，或當放牛娃、小豬倌，凡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都幹過。目的就是混口飯吃，我知道我必須活下來。

幾經人生周折，我終於長大成人了。我雖然只讀了兩年書，卻見字習字，不斷溫習，一般常用文書、寫個書信之類的，難不倒我。我勤奮老實，一米七五的個子，經人撮合，二十歲便與同為反革命勞改犯的女兒，一個十分可人的姑娘結了婚。

岳父蔡明寶的刑期早滿，已經是「新人隊」的隊長。他得知農場需要新增勞動力，就為遠在家鄉的女兒女婿報了名。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岳母便從竹山來到千里之外的沙洋農場，並且成為場裡的正式農工，與「新人隊」的父親、岳父同在一場，時有見面。如今一晃將近五十年了。十多年前，我的二兒子從警校畢業後，也分到沙洋農場，當了干警，現在已是三級警督，副科級幹部。我早已從沙洋農場退休，每月千元退休金，妻子因病已隨父母先我而去。

對於六十年前的那些事，我常常提醒自己不去想它，也想不清楚。也許是年紀大了，我總是魂牽夢繞千里之外的那塊「磨棹地」，因為那裡有我一家餓死的七個親人。他們是三十七八歲的母親、三十挂零的小媽、十四五歲的金花和銀花、幼小的奶女兒、六七歲的如意和隨意。

不知道我悄悄離開他們之後，他們在「磨棹地」究竟又撐了幾天。小媽既缺乏山上生活的經驗，又缺乏足夠的勇氣，說不定她在孩子們之前便已離開了人間。如果小媽真的先幼兒而去，在荒無人跡的「磨棹地」，剩下的五個孩子將在怎樣的恐懼和煎熬中度過自己短短的餘生？還在官渡的時候，我曾想知道，他們的屍骨是不是當時就被野獸吃掉，或者有幸被人掩埋？終於我沒敢問。

幾十年之後的上個世紀末，我回到闊別將近五十年的乾溝自然村。依然健在的一位知情人告訴我，包括我母親在內的「磨棹地」七口，很快就在原地餓死，屍臭順風而來，當地政府不幾天就指派地主分子就地掩埋了。我現在甚至想知道，那些利用公權，驅趕婦女和兒童上山，置人於死地的不法行為，可曾受到過追究？當事人後來對此可有幾分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