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的底線是什麼？如果媒體報導有瑕疵，它們要不要承擔責任？美國法院曾經在1964年的《紐約時報》案中確定了一個「真實惡意」原則。這個原則的意思是說，如果公職官員或者公眾人物要告媒體誹謗的話，就必須證明媒體要麼「明知故犯」，要麼「嚴重失職」。也就是說，要麼媒體明明知道內容是虛假的但仍然刊登，要麼就是媒體對報導的內容有疑問，但卻沒有去核實真相。
我們再仔細回顧一下這個《紐約時報》案。1964年的《紐約時報》案是美國憲政史上一座里程碑，這件事情的起源是當時一個民權組織購買了《紐約時報》一個整版，刊登《請傾聽他們吶喊》的政治宣傳廣告，只不過部分內容不真實、不準確，結果遭到了地方警官沙利文的投訴，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確立了剛才我說到的——「真實惡意」原則。就是說，作為公共官員，因處理公眾事務遭受批評和指責，致使其個人名譽受到可能的損害時，不能動輒以誹謗罪起訴和要求金錢賠償，除非公職官員能拿出證據，證明這種指責是出於「確實惡意」，「確實惡意」就是說要麼非常清楚地證明《紐約時報》事先就知道廣告內容為假，但照登不誤，或者證明《紐約時報》已經懷疑了內容的真實性，但是不作為，不去核實事情真相。如果任何一點你都做不到，那麼媒體就是受保護的。後來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公職人員，還適用於公眾人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如果以法規強迫官方行為的批評者保證其所述全部情況屬實，否則動輒即判有誹謗罪、處以不限量的賠償，則可能導致‘新聞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負責舉證，證明其所述情況屬實，被禁錮的則將不僅僅是不實之詞，更令官方行為的潛在批評者噤若寒蟬。即便他們相信自己的批判無不實之詞，也會因為他們無法確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證明所述情況屬實，或是擔心付不起訟訴費用，而在發表言論時多半會‘遠離非法禁區’。這樣會阻礙公共辯論的力度，限制公共辯論的廣度。」
從這一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美國法院對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是非常偏袒的。在美國上下，普遍認同這個原則，那就是對於公眾事務，應該多多地辯論，這種辯論應該是毫無拘束的、很有活力的，是一種廣泛而公開的辯論，而且還可以對政府和公職官員進行抨擊，哪怕你的言詞有多激烈、語調有多尖刻，甚至讓政府和官員感到很不爽，這都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國家的話，情況就不是這樣了。我們的法律對媒體的保護根本不夠。我先講兩個法院判決正確的例子，2006年的時候，有一個叫文清的，當時是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她告重慶商報社侵犯了她的名譽權，勝訴了。你看我們法院是怎麼判決的？「法院認為，重慶商報社未能證明其在刊登《車禍後不接電話也不賠償央視主持人文清跩什麼》一文時，向此前網上撰寫文清處理交通事故的作者進行了核實，也不能提供與報導對象文清進行核實的相關證據。據此，法院認定重慶商報社未盡審查義務，報導缺乏事實依據，內容嚴重失實，足以給文清造成負面的社會評價，嚴重損害其名譽。」我們不能說這個判決不對，因為它本身是合理的，只要讀過新聞學的學生都知道，媒體對某一事件報導之前，對消息的真實性，是需要至少找兩個以上的資料來源相互印證的，如果不這樣的話，那就是「真實惡意」。
第二個例子是《體壇週報》曾經報導說，傳聞某國腳涉嫌賭球。這篇文章又被《東方體育日報》引用，它們以《中哥戰傳范志毅涉嫌賭球》為題進行了報導。范志毅就此告《東方體育日報》侵犯了他的名譽權，後來事實證明，《東方體育日報》的報導並非主觀臆斷，因為它們在報導之前，蒐集了12份真實的新聞證據，法院最後駁回了范志毅的訴訟請求。判決其實也很清楚，說媒體報導的內容可能不是完全反映了事實，但是因為《東方體育日報》有12份新聞作為證據，所以不符合「真實惡意」的原則。
霸王事件被媒體報導出來之後，霸王動不動就說要告媒體，這種做法其實挺可笑的。對於媒體來說，報導這個事件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霸王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狀況。媒體報導這一事件是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出發的，媒體根本就沒錯，你企業有什麼理由告人家？而且只要媒體既沒有捏造事實，又沒有蓄意誹謗，那這種報導就是沒有問題的。其實就算媒體的報導和事實並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瑕疵，但只要能說明這些信息的來源，或者能根據多個信息來源互相印證，那麼媒體就算盡到了責任，就可以發表這篇文章。其實，對於我們的媒體來說，想要真正做到言論自由，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那還是需要很長的路要走的，而且這條路確實也不那麼好走。當然，我說的這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憑空捏造的，媒體說話還是要有根據的，還是要負責任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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