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逃港與《北斗》雜誌(組圖)

看中國編者按：本文為開放雜誌記者採訪蔡可風和他的幾位紅衛兵朋友的逃港故事，重現當年他們勇敢不屈追求自由人生和抵達香港後的奮鬥經歷。

蔡可風（右）1976年1月第三次偷渡，成功抵達澳門。和大姐、妹妹在海邊留影。（蔡可風提供）

聽說文革時代香港有過一份「紅衛兵雜誌」《北斗》，參與者都是偷渡來港的紅衛兵。究竟真相如何？畢竟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如何追尋？在編輯部的安排下，從本刊作者、資深的新聞人許行先生、梁冬先生等朋友那裡找到線索，終於聯絡到《北斗》的主要成員，現居紐約的蔡可風先生，他向本刊回顧了那個風雨如晦的動盪年代，展現文革時期青年一代激越反叛、掙扎求存的一頁。那是今天享受出國自由的中國年輕人完全陌生甚至不可思議的故事。

七○年起珠三角偷渡香港成風

蔡可風文革初是華南工學院在校學生，廣東順德人，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曾是國民黨時代的小軍官，六二年高考政審放寬一點，才進了工科大學。六八年知青上山下鄉，大學生送到雲南軍墾農場，七○年因病回廣東，七十年代中期經三次艱險偷渡，才逃到香港。

逃港是廣東人的「特權」，香港和廣東毗鄰，那是寶安縣（今深圳）的外延部分。自從一八九八年新界租給英國後，邊界部分農地相連，邊民可隨時來去新界耕地，無所謂邊防。後來拉起鐵絲網，是英國人防範中國人潛入香港，而不是中國政府不准人民進入香港。老一輩人對香港的印象是，那邊太辛苦，華人沒有安全感。加以中國社會傳統的封閉，去外國人的地方有「寄人籬下」「連根拔起」的困擾與擔憂，據說在五十年代初，還有香港工人返回廣州謀生的現象。

因此，蔡可風七○年在廣州最初聽到偷渡香港這回事時，還很抗拒，受過紅衛兵運動洗禮的他，對毛主席還存有幻想，覺得逃到資本主義香港去，對國家名聲不好。對一些逃港的熟人則有同情。但是，在廣州待下來，逐漸瞭解的真相，改變了他的看法。

他說：「當時文革高潮已過去，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從斗門、中山到東莞、惠陽，卻是窮得可憐，農民太苦了，生產隊一天的收入，富裕的七八角錢，窮的才七分錢！而那些跑去香港的人，起碼一個月可以賺七、八百元。一個月寄回家鄉二、三百元。那時一百港幣兌四十元二角二分人民幣，二百港元就是八十元人民幣，已是一個大學教師的工資，大學畢業生才五十一元五角，偷渡簡直是發了財！誰不動心？香港成為我們唯一的出路。」

蔡可風說，七○年起，跑香港就在廣東成了風氣，尤其在珠三角地區。雖然那時林彪事件發生，文革的牛皮已吹破了，但大家的想法很簡單，只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生活，沒有政治原因。因政治迫害逃亡的，有，但很少，在紅衛兵這一代中反叛意識還不到那一層。

關山難越，三次偷渡澳門終於成功

文革後，描寫知青下鄉上山的文學作品不少。二○○九年在香港出版的法國漢學潘明嘯的著作《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一千八百萬知青整體命運的一部重要專著（編按：本刊二○○九年十月號有專文評介）。書中透露，香港政府統計，非法入境者，七○年七千人起，至七四年三萬人，五年共九萬四千人，實際人數則超過此數不少。那時偷渡逃港已是一種地下集體行為。主要成員是年輕人。紅衛兵逃港（他們把香港叫做Ｋ城）。早在六七、六八年出現，但高潮是七二年，廣東青年掀起的。逃港被捕者，只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關押收容所頂多數月，就放人。但是偷渡逃亡蘇聯、朝鮮、臺灣者，便當作叛國處理，判以重刑。

蔡可風詳細介紹他逃港的經過。

原來，六八年下鄉支農的老三屆在惠陽、東莞、中山一帶的，已有半數人跑去香港，每月不止幾百人。邊界的農村青年本來很老實，後來都被這些當過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城市知青帶「壞」了。他們聯合起來逃跑，本地人熟悉路線，更易成功。七二年蔡可風妹妹偷渡成功，在香港荃灣電子廠、製衣廠打工，後去澳門姐姐教書的學校讀書，再進澳門山頂護士學校直到畢業。

當年廣州逃香港以鐵路為界，分東線、西線兩條路。東線從打鼓嶺、沙頭角、鹽田、梅沙、大鵬灣一線，有大山阻隔，且海深、鯊魚出沒，風險大。西線文錦渡、福田、流浮山一線是陸路（現在已是高樓林立）。六二年大飢荒陶鑄將矛盾轉交港英當局，趁英女皇生日之機開放邊境，放走二十萬飢民，走的就是西線（後來英方吃不消，三天後關門，遣返逃港者）。蔡可風打算從此突圍偷渡，但火車到石龍站就要證明，進寶安就要帶照片的特種邊防證，才能進入邊界。他沒有證件，只得另找出路。

決定偷渡澳門，再轉香港。澳門也以公路分東西線，他七四年初試東線，在中山縣下水，那裡順流而下，一次退潮便可達澳門。中途被截而失敗。第二次在中山故居附近出發，準備在金鼎附近的吉大灣，用自製橡皮艇下水，又被抓回來，關在珠海山場收容所。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病逝，人們都去開會了，他和關在一個祠堂中的六個夥伴，從挖了三天的一個出口，爬出來，翻山越嶺，來到珠海澳門邊界──渡過五十公尺的小河就是澳門。他們在夜間伺機尋找崗哨的空隙，四個同伴被發現抓走，他終於和一個農民一道游過界河，到了澳門境內。當時天已亮，還可以聽到對面高音喇叭播放「東方紅」。

「上岸處是一個垃圾崗，翻過去是一片菜園，菜農趙老伯收留了我，待我很好。」蔡可風沉入回憶中，「我住在他家中。竟發現他孫女是我六二年去澳門的姐姐的學生。我還認了老伯做乾爹，可惜一年多後，老人家去世。我在澳門待了幾個月，搭帆船來到香港，當天就見到在香港接應我的兄長和妹妹。」

由林志毅、蔡可風等逃港紅衛兵1977年主辦的雜誌【北斗】的封面。（蔡可風提供）

到香港和林志毅等辦北斗雜誌

「你到香港，是不是就打算辦雜誌？」

「沒有。我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瑞士人開的冷氣公司上班。《北斗》的創辦人是林志毅。他是北京人民大學六二年入學的紅衛兵，原廣州二中學生，比我大一歲，三十一，他逃港後當時在新亞研究所讀書，文章寫得好。那年他去臺灣，當了反共義士，拿到一萬多港元的基金，決心回香港辦雜誌。邀約劉子川（原廣州紅衛兵司令部兵團司令）和我一道做編輯，我因為編過紅衛兵小報，工餘時間多，便答應了和他們一起做。」

「吳甿、梁冬參加了嗎？」

「吳甿，我們在廣州就認識，他父親右派，進不了大學，自學成材。他是幾個月之後，才加入編輯工作，做兼職。還有一位新亞研究所的女生翁文嫻，也是編輯部一員，‘不系舟’是她的筆名。梁冬當時沒有參加。」

《北斗》這份滿含紅衛兵激情的刊物（「抬頭望見北斗星」是紅衛兵運動中的流行歌詞。來自周恩來主導的大型歌舞「東方紅」），就在幾位三十歲上下的逃港青年的熱情之下，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創刊了。內容有大陸政治、文革回憶和文藝作品。林志毅主寫評論、劉子川寫文革、蔡可風負責文藝副刊。第三期後，原廣州紅衛兵首腦人物宋穎加入編委、全職。第五期以後又有餘源宇、蔡志誠（廣州十中紅衛兵）、吳甿加入編輯工作。

以上人員，只有翁文嫻不是偷渡來港，她已在新亞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工作投入、熱情，創刊的編輯部宣言，由她撰寫。

《北斗》是月刊，篇幅不大，六十四頁。最初反應不錯，創刊號印八千本，賣了五千本。零售二元。吳興記發行。可是，雜誌的成員，有熱情而缺乏經驗，遭遇不少困難，出版九期後，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停刊。

停刊一年後，林志毅意欲復刊，他請來梁冬合作，決定組織出版社。梁冬以「鼕鼕」筆名發表的小說《反修樓》，那時很出名，備受好評，可視為海外傷痕文學的先聲。他們便以鼕鼕為主編出版一冊文集，名叫《反修樓》，由陳若曦作序，獲臺灣中國時報第三屆文學推薦獎。中時副刊選載了鼕鼕的《反修樓》、虞雪的《廣闊天地》和蔡可風的《壘寨子》。時任中時副刊主編的高信疆，很欣賞這些脫穎於文革洪流的青年作家，說沒有想到他們在那種環境中還能保持那種純潔的浪漫情義。出版社也後繼無力，出了一兩本書後結業。

舊友常相聚，憶往事感慨萬千

三十餘年的風雨歲月，飄然而逝。往日的熱血青年今何在？林志毅後來曾去大陸，被捕，判五年徒刑，刑滿返港後消聲匿跡。梁冬和宋穎都移民美國，活躍於新聞界。留在香港的吳甿，學術上專攻中國哲學，成就斐然，曾參與編輯國學大師唐君毅全集，現任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其他成員也有從商致富者。

蔡可風因感於香港遲早要落入中共掌中，自由堪虞，乃於一九八○年告別香港這個他逃亡生涯的中途站，作難民移民美國定居。曾在紐約ＮＹＣＣ讀碩士，在《中國之春》幫過忙。也任船公司繪圖員，木行公司總經理，從政府福利署辦事員退休。他說，美國生活安定，發達不易，但豐衣足食、有房有車不成問題。他最感欣慰的是，一家合樂，兩個孩子都成年，女兒做律師，兒子為飛機師。

「他們再不會經歷我們那樣的青春苦難。當年偷渡出來，現居美國的朋友，我們每年都有一兩次大聚會，談起往事，都感慨萬千。」

他說，人越老，越痛惜過去的逝水流年。他們每個人都忘不了早年一些淒美的故事。不少人的偷渡都和愛情相連。可風最後出發偷渡那次，是女朋友送別，她堅持留下來照顧家人，要他先走，她一定會來澳門和他見面。可是幾個月後，她再出發，就一直下落不明──大海怒濤吞噬過多少響往自由的年輕生命！吳甿是幸運兒，他和女朋友攜手偷渡，在海中暈死幾次，都得女友體貼救助才上了岸......

蔡可風已著手寫他的回憶錄，他是國際筆會下屬的海外華人作家筆會的本屆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