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六個不搞」不是禁區，是窗戶紙——三談「六個不搞」 (圖)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日前稱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重申的「六個不搞」挑戰普世價值，「不是好東西」， 而「西方的公民社會才是長治久安的社會，才是不怕茉莉花革命的社會」。

自由亞洲電臺從3月19日起獨家陸續發表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的文章，三評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今年兩會上高調重申的「六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圖為北京站崗的士兵

自由亞洲電臺3月24日獨家發表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的第3篇相關文章，再評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今年兩會上高調重申的「六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 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不認為最高指示是法律」

鮑彤評論中共「六個不搞」的兩篇文章發表後，頗有朋友為他擔憂。有的問，「六個東西是什麼來頭？會不會是最高指示？」鮑彤表示自己當然不可能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

還有的人提醒他，「（人大）報告已經通過了！登了報了！說不定有法律效力！」言下之意，有點緊張，怕他因討論「六個不搞」而獲罪。

鮑彤表示感謝朋友們的關心，但他很坦然。他說：「我不認為最高指示是法律，也不認為人大通過的報告是法律。」

什麼是法律？

關於什麼是法律的問題，鮑彤認為，只有進入了立法程序的提案，在通過立法審議和立法表決之後，並且由權威機關以「法律」的名義向全民公布之後，才能成為合格的法律。只有以合格的法律為準繩，才有可能作出「罪與非罪」的判決。

政治方向不能使人有罪

鮑彤表示，中共的「六個不搞」不是法律，只是政治方向而已。他認為，政治方向是可以討論的。主張「六個不搞」的人無權宣布「六個搞」有罪，正如主張「六個搞」的人無權宣布「六個不搞」有罪一樣。政治方向既不能使人有罪，也不能使人無罪。

舉個例子，守法公民不應該因為嚮往讚美「舊制度」而獲罪，貪污盜竊者也不應該因誓死捍衛「六個不搞」而無罪。

法律無權審判方向

鮑彤認為，法律無權審判方向。所謂方向、理念、信仰、特色、意識形態，諸如此類，和學術問題一樣，全體公民都有權加以討論（有權贊成，有權反對），都不是法官或律師的對象。

他指出，從初級法院到最高法院，誰都無權用法律來解決其中的是非，無權據此來確定「罪與非罪」——因為你根本不可能起訴，不可能立案，不可能審判，不可能量刑。如果不是保護而去壓制公民的言論自由，法官自己就違憲違法了，換言之，有罪了。

鮑彤更進一步指出，法律本身就是可以討論的。如果法律不能討論，非但無法修改和廢除法律，而且無法表決和產生法律。這種社會，只能是無法無天的社會。在無法無天的條件下，確實沒有什麼「罪與非罪」的界限可言。

「以言治罪」本身就是一種罪惡

鮑彤表示，「以言治罪」本身就是一種罪惡。「言者無罪」這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和西方文化一起，融合成為一種舉世公認的普世價值——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中國《憲法》第35條的內容。他質問道：「請問有勇氣反對言論自由的人，如果把言論自由反掉了，你們自己還有沒有言論自由？」

他說，必須指出，曾經甚囂塵上長達幾十年之久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就是犯罪」之類，根本不是法律，它是偽法律，是朦昧時代的鬧劇和醜聞。這種朦昧的東西在中國危害極大，流毒極深。

鮑彤認為，現在必須用很大的力量來進行啟蒙，以俾舉國上下，一切官民人等，大家引以為鑒，把它送進歷史垃圾堆裡去，再也不能聽任這種東西禍國殃民了。

「六個不搞」沒有法律效力

鮑彤最後指出，現在有人想用「六個不搞」來控制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未來的政治方向，其實「六個不搞」同中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推行的「兩個凡是」一樣，都沒有法律效力，都應該不是禁區，都類似於一層窗戶紙。捅破了這層窗戶紙，中國人民就能夠成就無愧於前人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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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鮑彤一談、二談「六個不搞」

鮑彤：「六個不搞」深不可測

今年中共兩會的重點，似乎不是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或「十二五計畫綱要」，倒好像是人大委員長的 「六個不搞」。何況政府工作報告只管一年，五年計畫只管五年，至於「六個不搞」這一整套體系嚴密的大政方針，沒有誰說得清楚它的期限到底到哪一天為止，很有可能，不僅是為了綁定現在，更深的意圖是綁定將來。

「六個不搞」的原話如下：「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言太簡，意太賅，有一種深不可測的威嚴。我反反覆覆讀了幾遍，越讀越糊塗。

「不搞私有化。」這是向私有制發出的進攻令，還是門面話，說說而已？是安撫已經成功的億萬富翁既往不咎，對尚在奮鬥的人警告他們到此為止，還是另有什麼意思？是要真刀真槍開始沒收私有財產，還是僅僅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純潔無瑕進行美容？誰能看得懂，誰能解釋清楚？

「不搞兩院制」很費解。若非無的放矢，必是有為而發。不知道它針對的是什麼事件，想解決什麼問題。

對幅員廣袤，地區差別很大，特別是對多民族國家，聯邦制是和睦相處的最成功的體制，為什麼要深惡痛絕，一棍子打死？若說階級性，列寧就搞聯邦制，中共的二大和七大也主張聯邦制。有人說，現在是騎虎難下，必須跟「08憲章」的判決相銜接，也有人說，這是為了把「地方自治」扼殺在搖籃裡。但地方自治是文明國家的普遍趨勢，有錯必糾是法治社會的優點。一意孤行，將錯就錯，因小失大，決非國家之福。匆匆忙忙作出這種結論，令人困惑不解。

在我自己負責起草的十三大檔中，也有「決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的提法，但「照搬」不「照搬」和「搞」不「搞」，是不同的概念，正如不「照搬」外國的憲法，不能曲解為不「搞」憲法。現在宣布中國「不搞「三權分立」，想達到什麼目的？難道要告訴全世界，中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是依法不獨立的？難道國務院沒有獨立行使行政權的合法地位？難道中國的法院缺乏獨立審判的合法權力？難道連委員長本人所在的全國人大也沒有獨立立法的可能性？到底是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還是國家機關必須以各級黨委附屬品的身份執行任務？

同樣，宣布「不搞多黨輪流執政」是什麼意思？難道全國只有一個黨才有專門執政的資格？既然如此，何必選舉？難道中國的選舉，命中注定只能是徒具形式，不給選民以選擇餘地的「等額選舉？

如果普選的條件不成熟，那麼，中國定名為共和國的條件到底成熟不成熟？

「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的含義是清楚的，但我認為是錯誤的。如果這樣，就等於用一個大腦來指導十三億個大腦。強化思想管制，強化對資訊和言論進行檢查和懲罰的制度，搞這種舉國一致的思想體系，難道不怕僵化？用一個主義來配合一個黨的權力，發出一個聲音，塑造一個形象，於民於國，究竟有什麼用處？如果把追求這種東西當作目的，我認為大錯特錯，應該懸崖勒馬。

我提出了一些疑問，希望得到指教。我也講了我的一些認識，如果不符合「六個不搞」的本義。

歡迎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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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中共「六個不搞」挑戰普世價值

私有制、多元化、聯邦制、三權分立是好制度

鮑彤指出，「六個不搞」，其實就是一個不搞,不搞普世價值。中國共產黨過去是靠馬列主義起家的，自從1989年以來，用「中國特色」把自己關在世界文明的大門之外。現在提出的六個不搞，除了「兩院制」和「一院制」各自的適用範圍尚待深入研究以外，私有制，多元化，聯邦制，三權分立，政黨政治等五項，其實和市場經濟一樣，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好制度。

凡是承認普世價值的國家沒有內亂

吳邦國稱必須堅持六個不搞而不得動搖，動搖了中國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

鮑彤認為此論調沒有根據，相反的根據倒有許許多多。他說，以最近北非，西亞爆發的茉莉花革命為例，凡是承認普世價值的國家，包括正在經歷特大地震災難考驗的日本，個個秩序井然，沒有一個因茉莉花而發生內亂的。相反，凡是如臨大敵草木皆兵的，恰恰都是一些依靠「六個不搞」之類來維持表面穩定的國家。

「六個不搞」不是好東西

鮑彤表示，事實勝於雄辯，中共的「六個不搞」不是好東西。真要避免陷入內亂的深淵，就得「六個搞」而不是「六個不搞」。真要穩定，真要和諧，真要反腐敗，真要監督領導，真要和平地解決而不是在震盪中激化社會矛盾，就需要有自知之明，認真學習西方—— 因為西方許多國家長期以開放立國，都是普世價值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者和踐行者，經驗比我們豐富得多。

他說，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都懂這個道理。梁啟超懂，孫中山懂，胡適懂，儲安平懂，連毛澤東也懂。早在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討論斯大林專制獨裁，無法無天的悲劇的時候，毛澤東曾經一針見血指出，這種事情在西方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西方制度是專制獨裁，無法無天的天敵。

西方公民社會才是長治久安社會

鮑彤說，因為西方有選舉，誰不得人心誰就得下臺。因為西方有三權分立，監督和制約的機制能夠經常起作用。因為西方大國一般都實行聯邦制，避免了中央高度集權的官僚主義。因為西方人人都有思想自由，誰都難以神化自己和妖魔化別人。這一系列內在的必然聯繫，決定了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如果生活在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價值之中，根本不可能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他進一步指出，從根本上說，西方的公民社會才是長治久安的社會，才是不怕茉莉花革命的社會，才是茉莉花革命所追求的社會。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