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樓
古代文人多有題詩的習慣,但凡遊覽勝景、緬懷古蹟,均要題詩以志之,表達感懷傷情之思,抒發憑古吊今之情。但是,詩人們的才思與情緒並非總能一意暢快地得到抒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又是什麼原因致使「能詩者不敢措手」呢?
武昌黃鶴與虹橋芍藥
唐代詩人崔顥曾游武昌,登黃鶴樓,但見勝景無邊,一時百感交集,愁情鬱結,感慨萬端,於是題詩而去。詩曰: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後來,大詩人李白行經武昌,也登上黃鶴樓觀景。此時的李白胸中肯定也洶湧著古今多少情事,肯定也有一抒胸臆的衝動。然而,我們的詩仙坦言自己當時卻成為歷史的「失語者」。原來,他看到了崔顥的題詩,只覺自己眼前恢弘動容的物景與心中在茲念茲的情思,已為前人傳神地抒寫殆盡。明智理性而又虛懷若谷的李白,斷斷不會去做那狗尾續貂的蠢事。於是,有關當年武昌黃鶴樓題詩的具體情境,我們今天看到了這樣的記載:
「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雲。」(辛文房《唐才子傳》)
此事日益流傳而成為文壇佳話。後世文人儘管難有李白的詩才,卻多能識相地學得李白的處置方式。
據清人袁枚《隨園詩話》記載,有位盧某人約集名士雅客二十餘人一同觀賞虹橋芍藥,並希望各位發揮詩才,吟詠時景。然而,這一次文人盛會卻被一位名為金司農的布衣拔得頭籌。金搶先賦詩二首,曰:
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
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
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
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
眾人明顯感覺此詩立意之高,幾乎道盡眼前的花景與人事,而且已對主人曲盡恭維之辭,若再續作,難免東施效顰之虞。於是,「一座為之擱筆」。
真難為了這幫文人。在詩的國度裡,連李白都有不得已而失語的時候,更遑論他人。特別是,在公眾場合題詩或作詩,好壞一目瞭然,如果沒有自知之明,恐怕會遺人笑柄。東晉殷浩可為詩人們的前車之鑒:
「瀋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惠洪《冷齋夜話》)
想來殷浩肯定只是善清談,而詩作估計不堪入目,因此以詩示人,才會成為對方要脅自己的把柄。這也就難怪詩人們見到好詩,紛紛不敢措手了!
汨羅江畔與真娘墓前
三閭大夫屈原以其詩才與愛國情懷,死後一直得到國人的尊崇。他懷沙自沉之處的汨羅江在岳州境內,當地人為其建了一座祠堂。文人們到此瞻仰、憑弔,都想題詩抒發自己對於屈原的認同與理解。唐末時,有位洪州府的衙前軍將,曾題寫一首七絕,道是:
蒼籐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
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與前面所說布衣難倒眾名士如出一轍,此處則是軍將難倒了過往文人。詩對屈原一生理念的把握可謂得其神髓。「獨醒人」既道出了屈原生前的孤寂落寞,也點明瞭其死後千百年來人們的自作多情。記載此事的宋人劉斧最後寫道:「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劉斧《青瑣集》)
雖說軍將對行客濫行酒、濫題詩有所譏諷,但終究出以婉言,而下面要說的另一個題詩故事,主人翁的譏諷則要辛辣、直接得多。
唐人範攄《雲溪友議》有載,蘇州女郎真娘被當時的人比作蘇小小,她死後葬於虎丘山,行客文士在她的墓地上題詩無數。有一位舉子譚銖對世人「重色」之風甚為反感,故題詩警示道:
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
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
虎丘山下的墳塚數不勝數,而每一座墳墓亦都有一段可悲可嘆的故事,為什麼世人就獨獨在美麗的真娘的墓上題詩呢?這不是「重色」,又是什麼呢?譚銖的詩戳破了中國文人憐香惜玉的「重色」情結,讓他們在溫情吟哦的面具下掩藏的一臉色相無處可遁,而中國文人又是最愛面子的,因此,「後人無復題者」。
同樣在《雲溪友議》中,範攄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鄧仙客死葬麻姑山,人謂屍解。遊人題詩多矣。有一少年絕不言姓名,但雲天嶠遊人。詩曰:
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世塵同!
既言白日升天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鄧名稍減。」
大意是說,鄧姓道士客死他鄉,後葬於麻姑山,人們都說他是羽化登仙了,於是過往遊人題詩者絡繹不絕。但有一位自稱從天嶠來的少年遊客,卻題詩反詰道:「既然說鄧道士得道成仙了,那人間為什麼還有他的墳墓呢?」
少年一語中的,就如層層撥開迷霧,讓人們見到了被遮蔽的真相。原來被炒得沸沸揚揚的鄧仙的聲名,卻是虛構出來的。而過往的題詩者不辨真偽,人云亦云,實是不知所云。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汨羅江畔那些景慕屈原的題詩者也好,還是真娘墓前那些憐香重色的題詩者也罷,都在道出真相的詩作面前擱筆了。他們不敢措手的原因,倒不一定承認詩才不如人,而是真相一經挑明,他們就永遠失去了詩人的自作多情與人云亦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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