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隴南「肝炎村」的命運

甘肅隴南石門村，一場引發恐慌的肝炎危機過後，什麼都沒有改變。公共衛生體系的缺失，仍在不斷製造著因病返貧的悲劇及潛在的重症病人。

2011年2月12日那天中午，一位61歲的老婦人用自己的腰帶，自挂於2000多米高的大山上。

她姓馬，名字很美，叫「秋月」，其實這只是兩個無可考證的讀音。她的戶口已經註銷，身份文件和病歷都已當做紙錢燒盡，甚至沒有照過一張照片。

「偏偏就那一天沒有守住。」女婿馬紅俊說，家人知道她想尋短見，一直守著她。

這個家庭住在大山頂端，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興化鄉興化村下屬的一個村民小組，董家坪。在半年前腹痛難忍，去醫院檢查出肝炎後，馬秋月多次向女兒女婿表露過這樣的想法：我的病治不好了。

女兒馬還菊說，母親耳聾，脾氣倔。等他們在門房裡發現懸吊的母親時，為時已晚。

春耕渺茫

馬秋月的死隨即傳遍全村全鄉，尤其給3公里外的另一個村民小組——石門村，以格外巨大的震撼。村民們開始集體去醫院體檢。

幾年來，這個僅有70多戶人家的小村子年年都有人死於肝病，乙肝病毒攜帶者甚至乙肝患者並不鮮見。村裡資格最老的「老肝炎」，34歲的李喜各患乙肝4年多，家畜基本賣光，整天病病歪歪，也找不到幾個敢去他家做客的人。

體檢結果更加令村民們恐慌。約有30名村民被宕昌縣醫院診斷為甲型肝炎，都是成年人。依據便是他們的血液檢驗單，顯示多種轉氨酶均有不同程度的偏高——人類的肝臟一旦遭受損傷，肝細胞便會破裂、死亡，令其中的轉氨酶釋放到血液中。肝臟損傷有很多種原因，肝炎是其中之一。村民們的乙型肝炎抗原均顯示為陰性，這排除了乙肝的可能，最終，每個人各被醫生開具數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藥物。

和大多數海拔2000米以上的村莊一樣，這里民風純樸，人們常常去鄰居家中吃飯、共用餐具。一時間，人們彼此猜疑是否患病，發現身體不適不敢說，被醫院診斷出來也要保密。

信息的彼此阻隔進一步加深了恐怖：到3月初，興化鄉出現了這樣的情形：一個石門村人走進飯店，不少人都會當場站起來走掉。在一些鄉民口中，石門村多了個「肝炎村」的外號。

根據不完全統計，這場肝炎危機令全村付出了約6萬元的路費和醫藥費，皆為不能賒欠也無法報銷的剛性支出，村民的錢包被掏空，春耕的希望也變得渺茫。

4月6日，來石門村賣土豆的一輛卡車司機疑惑地叫了幾聲，又背著滿車土豆開走了，沒有賣出去多少——而在往年這個時候，村民們早已爭相購買，用作今年播種。這意味著，他們這一年將沒有充足的主食，很可能要背井離鄉，出門打工。

被否認的暴發

這樣下去怎麼辦？當石門村民們3月初為「肝炎危機」所困時，想到了去找他們心中最有辦法的人。這個人便是北京某N G O組織派到村裡的支教老師，29歲的王小永。

去年，他因在此支教而獲得北京市頒發的「彩虹心」個人慈善獎，北京電視臺還來村裡拍了一圈。這是村民們從來不敢想像的榮耀。

「這麼多人得甲肝，可能是暴發！」王小永也害怕。他告訴村民：你們趕快拿著檢驗單和病歷，去鄉衛生院讓那裡的醫生瞧瞧。

村民們三五成群地去了，提出要打甲肝疫苗。但衛生院沒有。3月16日，衛生院院長劉備忠來石門村找王小永，指責他煽動村民鬧事。兩人不歡而散。

這一消息，幾天後被香港城市大學的女研究生梁清聽說。梁清去年曾參加過這一N G O的暑期支教志願行動，在興化鄉待了一個月。她寫了一篇博文，《在那遙遠的地方，有多少我們看不到的疾苦》，稱石門村和周邊幾個村子暴發甲肝疫情，於3月27日14時05分發到了她的博客和微博上。

當天下午，這篇博文被人在微博上@給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預防科的科員陶黎納。

「可能是甘肅省疾控中心的同志不知道你所說的情況，我會幫你聯繫和詢問他們，希望會有所幫助。」33歲的陶黎納是個熱心公益事業的醫生，曾義務獻血累計達6000毫升。他於當晚10時15分以真實身份給梁清留言，隨後在一個全國省級疾控系統的Q Q群裡說了這件事。

第二天——3月28日起，來自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三級衛生系統的醫務人員陸續趕赴石門等幾個村莊，帶來一批為飲用水消毒的藥片，現場教村民使用。他們還散發了一批《甲型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識》宣傳單，通知30日一早到鄉里抽血檢驗。在村民們的印象中，這是村裡第一次來「上頭的醫生」。

三天後，宕昌縣疾控中心副主任楊章宏來到石門村，當眾宣布：此次「甲肝危機」並不存在。至於轉氨酶升高，原因是很複雜的，並不能就此認定為甲肝；至於升高的原因，省疾控中心將進一步調查；通過省市縣三級專家對血液的檢驗，全村只有2名村民被確診為甲肝，政府正為他們提供免費住院治療。

這個結果可以從甘肅省衛生廳副巡視員、疾病控制處處長曹義武的態度得到部分印證。

55歲的曹義武曾經擔任過農村衛生管理處處長。他對南都記者說：甲肝暴發的情況「不存在」，甘肅省衛生廳已經就此事向衛生部打了報告。「（對村民）教育的，培訓的，實驗室的工作，我們都做了。派了省、市、縣三級（醫療系統）的人。」

但數天後，又有7名石門村民享受了免費醫療待遇。最終，省疾控中心調來2500支甲肝疫苗，給興化鄉2-30歲的人全部免費接種。

「縣醫院發現這麼多疑似甲肝患者，表明可能存在疫情，應該立即報告疾控中心做進一步檢驗。」畢業於中國醫科大學的內科醫生郭亮（化名）說。「在沒有做H A V （甲肝病毒）抗體血清學測試的情況下，僅憑轉氨酶升高就診斷是甲肝，太不嚴謹了。一般來說，縣醫院並不具備檢驗甲肝的能力。」

北京益仁平關愛中心主任、「肝膽相照」論壇版主陸軍也分析說，當地村民轉氨酶升高，可能與當地存在某種化學污染有關，但甲肝暴發的可能性不大。

把村民們診斷為甲肝的，是縣醫院內科主治醫生楊智傑。楊承認，他並未給村民們做進一步的H A V檢查；因為縣醫院根本沒有這種能力。診斷的標準，僅是通過乙肝抗原為陰性，和轉氨酶升高。

「不論是不是甲肝，轉氨酶升高都表明肝臟受到損傷。我開降酶保肝藥並沒有錯。」楊很清楚省疾控中心推翻了他的診斷結果，但他不服氣。

疾控中心副主任楊章宏則對村民們解釋說，開這麼多昂貴的藥「醫生都有提成的」。

「遲早的事兒」

「這裡的農民得病，是遲早的事兒。」王小永和幾個來這裡支教的志願者們對這場危機並不吃驚。

作為最受尊敬的人，村民們常請他們去家裡吃飯，拿出最好的食物——土豆、臘肉和爛掉也捨不得吃的蘋果。吃完了飯，女主人收拾碗筷時每每拿出一條毛巾沿碗邊擦一圈，然後很自然地開始擦桌子，擦完了順手將毛巾掛起來留待下次用。他們一開始看得幾欲作嘔，後來也就習以為常了。這裡的人們喝水都習慣喝生水。

和村民們一樣，志願者們喝水只能靠在河灘邊挖個洞取水，而豬就在幾米外的河水中跑來跑去，甚至便溺。它們還到處亂鑽糞坑和跑進學校，在孩子們中間來回衝撞。一旦出現諸如甲肝之類的糞-口傳播疾病，這些豬無疑是最直接的傳播者。這次醫生們來到興化鄉，要求之一便是把全鄉學校的廁所都鎖起來。

2003年，宕昌縣的3個村莊曾經暴發過一次歷時86天的甲肝疫情。縣疾控中心在調查報告中形容，這些村子「污水橫流、畜糞遍地、蚊蠅成堆」，「村民無飯前便後洗手習慣」。今日的石門村仍然如此。

到縣醫院體檢，對於石門村的村民們來說，更是一種奢侈。

他們要去70公里外的宕昌縣城，若不想徒步10個小時，唯一的方法是僱用鄉里的一輛越野皮卡，收費300元。村民們多8-10人合坐這輛車，在山路上擠成一團。去一趟省城蘭州要7個小時，去隴南市也要4小時。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事實是：宕昌是個國家級貧困縣。根據宕昌縣縣長李廷俊在2011年全縣人代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全縣農民去年的人均純收入是1873元。而今年4月6日，前任縣委書記王先民因受賄1000餘萬元，並有300餘萬元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被一審判處死緩。這是農民們每每咬牙切齒的一件事，儘管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見過王。

「只要看病花5000塊錢，我就得賣牛。出去打工。」32歲的石門村民李許平便是這樣一個抗風險能力微弱的典型。他自認家境在村中屬於「中等」。

檢驗結果顯示：他、妻子及兩個孩子的肝都很健康，家中為此花掉了超過800元。雖然全家都加入了新型農村醫療合作保險，但這些錢是無法報銷的：進城車費150元，檢查費約600元，全家在縣城吃早、午兩頓飯，再領兩個孩子逛逛街，買了兩瓶標價2.5元的果汁牛奶。這是他們第一次逛超市。一家人不知道如何付款，直接把錢遞給旁邊的導購小姐。

李許平的三叔就是村裡2009年死於肝硬化的人，治病花去3萬多元，其中包括1萬元的貸款。他死後，學習很好的兒子為還債而輟學打工。

這樣，農民們對疾病的態度，恰似大多數城市居民對待牙醫——「不疼不來」。感冒發燒，去村裡小藥店或鄉衛生院買一盒幾塊錢的藥，去縣醫院看病，代價過於高昂了。

志願者趙宏智曾經問過他教的30個孩子，誰去過縣城？只有一個舉手。那是一個父母近親結婚的孩子，去過縣醫院看血友病。

在本次「肝炎危機」中，石門村沒有一個村民選擇住院這種更完善的醫療服務。一種考慮是：去住院，至少需要另一人陪護，家裡的孩子誰管、地誰種？

另一種考慮是經濟因素。農民們的醫療費用報銷存在著一個封頂標準——6000元。南都記者在宕昌縣醫院看到，「全縣農民住院報銷明細表」標注，農民們住院報銷的比例，大約為60%.也就是說，他們如果想報銷6000元，本身也至少要付出4000元。

鄉村醫療體系失聰

今年2月，當石門村陸續出現「疑似甲肝病人」，大批村民去縣醫院就診時，鄉衛生院和村裡的衛生員一無所知；3月中旬，村民們集體去衛生院要求注射疫苗，縣裡仍不知此事；直到志願者們通過網路掀起一場輿論危機，才猛然驚動了甘肅省衛生廳。

在這次危機中，鄉村醫療體系失聰了。

這不是它的第一次。2003年宕昌縣那次持續86天的甲肝疫情後，縣疾控中心的調查報告承認：從第一例甲肝患者出現，到疾控中心接到疫情報告，整整過了71天。

去年的興化鄉衛生院是一圈黑色的低矮平房，如今則是一棟頗秀氣的粉黃色二層小樓。門口掛著「內蒙古紅十字會援建」的牌子，表明它這種進步的受益原因是地震。

衛生院的醫生從不主動到村裡診療，而是以坐診的方式等待患者上門。但記者數次前往，始終未見兩名年歲較大的編製內醫生——其中一人兼任會計，而只有院長劉備忠、一名姓白的女醫士和一名年輕的幫工。劉備忠說，衛生院的工作宗旨是「以防為主」，不給農民抽血檢驗，也不能做手術，更無法治療肝炎這樣的，相對感冒較為「疑難」的病症。他沒有提及，為何沒有「防」住這場危機。

「我都好多年沒體檢了」。一口濃重方言的劉備忠點上一支煙。他工齡16年，但仍不是編製內員工，工資比他手下那兩位在編的醫生少得多，一個月僅幾百元。至於究竟是多少，劉似乎被觸動了內心，「沒必要跟你說得太詳細吧？」

南都記者問，今後是否會承擔對村民們抽血化驗，將血樣統一送到縣城檢驗的任務，劉立即表明態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有人暈針了，暈倒在現場咋辦？」

農民們從衛生院買藥，可以報銷80%，但只能買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藥物目錄》中有名字的藥物——這些藥物往往極為便宜，售價從幾角到十幾元。在縣醫院通常給石門村民們開的3種降酶保肝藥物中，有兩種是可以報銷的——肝泰樂、聯苯雙酯，單價都只有幾元錢。而最為主要、也是佔去大部分費用的藥物，一種叫做肝水解肽的注射液則不能報銷。如果農民們在轉氨酶升高之初就發現並治療，也用不到這種昂貴的藥。

即使是兩種最便宜的藥，鄉衛生院也只有其中一種。這一點甚至不如村裡的小藥店。

聽到吆喝，興化村衛生所唯一一名衛生員，39歲的郭貴峰忙著趕出來。穿著一身與鄉間農民毫無二致的毛衫，睡眼惺忪。

郭畢業於隴南衛校，1996年回到村裡做衛生員——現在仍有農民習慣叫他「赤腳醫生」。他的工作是每兩個月給村裡的孩子打一次上級衛生部門發放的疫苗。每月100元的工資顯然不足維生，他開起了小藥店兼商店，這麼多年已發展得很完備。不僅有那兩種護肝藥，還售賣塑膠玩具、白酒、小食品甚至手機。

這個藥店最貴的藥單價僅20多元，利潤如此微薄，顯然不如賣手機更讓郭在意。這次肝炎危機，他也只是個旁觀者。

如果不是今年這場「肝炎危機」，可以預見，石門村的農民們依舊不會去縣城體檢，接受治療。若非志願者們「多管閑事」，網路輿論的持續發酵和陶黎納的仗義執言，似乎亦難想像當地衛生部門會如此興師動眾地調查、檢驗和調配2500支疫苗。

村民們可能會陸續承受這樣的命運——肝臟慢慢受損，轉氨酶升高。悄悄地發展到幾元錢的肝泰樂和聯苯雙酯束手無策，不得不使用昂貴的肝水解肽，因病致貧——這還是幸運的人。否則，便在不知不覺中，一步步發展到肝硬化、肝癌，突然死去。如是，他們一輩子與縣醫院發生的唯一一次關係，將是臨終之前。

「去年這時候，他還好好地跟我說話。一個禮拜以後，我就去給他的棺材上寫字了。」

志願者王小永至今保留著一張檢驗單。這張單子的主人，一個名叫李張張的55歲農民此前從未去過醫院，直到痛苦無法自控才去檢查。一個星期後，他便躺進了棺材，原因是肝硬化。

由於沒有等來一個下葬的良辰吉日，李張張和他的棺材至今仍被放在一間陰冷的房子裡，快一年了。棺材兩側，是他的家人請王小永寫的八個字：「福如東海，壽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