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典政治」與中共的合法性危機(圖)

中共建黨週年營造「紅色海洋」

中共主導的建黨九十週年大規模黨慶活動終於暫告一段落，但中國的「慶典政治」卻遠沒有結束，而且隨著中共執政合法性危機的加深，有越演越烈之勢。下一個節目，顯然就是明年「黨的十八大」了。

「慶典政治」成為中國政治運作主軸

所謂「慶典政治」，是筆者為描述今日中國政治運作特色所做的一個簡單歸納，主要指：官方圍繞一個重大的事件——黨慶、國慶、奧運、世博、黨代會等，將其作為某一時段的主要任務，不斷地進行政治與社會動員，花費巨額費用，利用各種藝術和商業手段，營造某種慶典的節日氛圍，藉此疏導平抑社會不滿心理，壓制異議聲音，強化執政集團的權威，進行內部凝聚，暫時性地彌補執政合法性資源上的嚴重缺失。

古往今來，政治常常與某種形式的奠儀和某些事件相連，這是通例，不足為奇。但將某種奠儀、某種事件通過權力動員刻意造成超常規的政治事件，這大概是二十世紀極權政治才特有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以及他人許多有關極權主義的經典論述研究中，都有論及這種政治運動、極權體制的奠儀和這種政治體制的內在聯繫，從毛時代過來的中國人，對此都會有些直觀的體認。

不過，今日中國的這種「慶典政治」與那時的政治運動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形式上、動員機制上依然有很多相似之處，——看看六十年國慶的組織以及那彩車上巨幅的領袖像便可一目瞭然。但許多方面又明顯地體現著今日後極權時代中國的特色，最簡單的，就是那刻意營造出來的世俗的平民氛圍以及濃重的商業氣息，慶典極具表演性，富麗華貴，不再具有傳統極權時代的那種超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意涵，形式遠重於內容，甚至徹底分離；許多參與者是紅歌高唱，黑事照做；銀幕上的革命烈士，生活中紙醉金迷的明星；慶典成為政治動員的口實，成為各種人物從中攫取利益可分食的蛋糕，從設計者到普通執行者、旁觀者都是各取所需，利益至上，以從慶典中能牟取多少利益、多少金錢來衡量慶典。慶典徹底工具化。

顯然，這種「慶典政治」的出現是與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危機出現相連的。在毛時代，所有的政治運動和重大事件的慶祝都是與一種賦予政權合法性的論述相連的，有一個長遠的政治論述和完整的理論作為基礎，短時效的政治理論與長遠論述相互依托——如，反修防修的鬥爭與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互為因果的——。那種毛時代有關長遠目標的理論論述崩解後，中共一直迴避有關中國未來的新的長程政治論述，（因為那必然涉及對共產主義目標的最終是否放棄的問題）用發展經濟作為施政的絕對目標，而當這種發展主義因分配的不均和環境的破壞、貪污腐敗帶來日漸嚴重的問題時，新的合法性危機就必然出現。換句話說，當下的這種政治合法性危機是從當年解決文革造成的合法性危機的藥方中衍生出來的，指望靠這種造成病因的藥方繼續治病，那只能火上添油，雪上加霜，病上增病。由於各種結構性因素的約束，官方無法就政治合法性提出新的願景以從根本上根治合法性危機，這種慶典政治就成為自然的選擇， 一種階段性的政治動員手段，執政集團或個人鞏固權力的工具，一種拿來應對體制痼疾的清涼貼，一種彌補合法性缺失的興奮劑。

「慶典政治」無法解決中國的真正問題

這種政治清涼貼、興奮劑當然是像所有這類藥物一樣可以暫時地緩解一些問題，但顯然無助於對那些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的解決。「慶典政治」的目標都是相對孤立的、短期、階段性的，往往成為一時期一切施政的所在，而那些有關中國的長治久安的考量和必要的制度改革都在服務於短期慶典的活動中被推之久遠。以舉國之力，用「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搞美奐美輪，宏大無比的慶典，但當絢麗的焰火的降下，在普天的喧囂過後，面臨的卻是一些日漸嚴重的問題；而靠慶典拉動的經濟增長也效果有限，無法起到一個真正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對經濟的穩定持久健康的發展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有某些特定的城市及其居民、某些特定的階層從這種慶典政治中獲取了因國家政策傾斜帶來的好處，而絕大多數的人卻要為此特定節目的上演買單；社會矛盾依舊，結構失衡更甚，於是需要下個「慶典政治」項目的上演……

令人遺憾的是，此次九十週年紀念給人留下的印象依然如此。

不過，胡錦濤七一講話中所表現出的某種憂患，承認現實危機、不喊那種「共產黨萬歲」的傳統口號做法倒是值得肯定，但從講話看，解決這些危機，消除這些憂患的辦法依然闕如。靠重彈那些提高黨員修養、搞好教育的老調、抓好黨的建設，靠字面上空洞地談制度改革和創新等等顯然是無法解決這類問題的。中共到了需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意志來痛下改革決心的時候了，「不折騰」不能等於不進取。開放輿論空間，讓社會批評和有關民族的未來的重大討論能得以正常進行，立刻著手制度層面的實質性改革，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尋找制度和文化的基礎，否則，積累矛盾造成的此起彼伏的爆炸聲終將代替慶典焰火的華麗喧囂。

儘管「十八大」前很難對此有所指望，但我們還是要說：「慶典政治」需要休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