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應當向國民黨學習

中共不惜動用巨大的財力與人力，封殺異見，打壓民眾，以保江山，不僅無法維持穩定，反而引發更激烈更大規模的衝突。明智之舉是向國民黨學習，開放報禁黨禁，讓新的政黨脫穎而出，還政於民，多黨競選，真正實現主權在民，使國家政權實現和平交替，建立憲政民主的新秩序。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徵文

中國共產黨應當向國民黨學習，這對中共領導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長期的教化是，國民黨因腐敗又專制而被人民所唾棄的。共產黨是先進的革命黨，他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轉變為新中國。難道一個先進的政黨，一個勝利了的政黨，值得向一個腐敗的政黨、一個失敗了的政黨學習嗎？

國共兩黨的爭鬥交惡自1927年始長達六十餘年。近百年史可以說是兩黨鬥爭史。它對當代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國民的思想與心理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記。

兩黨之間你死我活的爭鬥，中共方面的說辭，是一場神聖的革命。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此革命赴湯蹈火，獻出生命。滔滔鮮血流成河。勝利，對於中共，來之不易。

但是，今天，我們來好好體味兩黨之爭，不過是兩大集團，兩大黨派，為爭奪國家權力的生死搏鬥。中共奪得國家權力，憑藉這個權力所享有的種種特權，乃是革命中付出無數頭顱和鮮血的報酬。就在中共慶祝90週年舉辦的大型文藝演出中，重點演唱了《打天下坐天下》一曲，它典型而通俗的告訴人們，中共「革命」的實質是「改朝換代」，而不是使中國獲得新生，使人民主宰這個國家。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一勝一敗的格局由此而定。

但是，海峽兩岸，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2009年，我說過一句話，失敗者成了勝利者。而昔日的勝利者今日卻陷於風雨飄搖之中。

歷史誠告中共：共產黨應當向國民黨學習。

學習什麼呢？

學習「三民主義」。七十多年前，中共自稱自己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注意：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有本質的區別）毛誓言，本黨願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只是政權到手之後，背棄了初衷，急忙搞了社會主義。結果很糟。至上世紀80年代初，另擇新路，中共的政權才得以維持。但中共的黨章，國家的憲法，依然遵馬克思主義為黨國之指導。中共在此止步不前。可是，馬列主義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呢？是暴力，是專制，是消滅自由思想，消滅自由經濟，與資本主義文明對著幹。所以，馬克思主義那個專政學說，那個滅資學說，實在是誤國主義，害國主義，是違背中國人民意願和中國實際的空想主義。上世紀80年代初期，部分地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如有限地開放自由經濟，才給中國注入了活力，才使中共今天有充裕的財力大力「維穩」，挽救岌岌可危的一黨統治。

中共應當有一個新的覺悟，放棄馬列主義，舉起三民主義的旗幟。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民族獨立的任務而言，於上世紀40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已經完成。但民族主義中的民族統一的大任尚未完成。統一的困難恐怕主要來自中共方面。民族主義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各民族一律享有民族自決權，共同組成平等、自由、統一的民族國家，這意味著從此結束中央集權制。

中共如果實行民權主義，就不會長期堅持早已腐朽了的一黨專政。孫中山將民權主義的實施分為三個步驟：軍政，訓政，憲政。軍政、訓政是實現憲政的過渡階段，時間都很短。孫中山將軍政限定為三年，而訓政僅六年為限。訓政不能僅理解為一黨執政，是政府派員到各地協助、訓練人民自治，待各地自治政府成立便是憲政的開始。但只有當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人民依憲法行使自己權力之時，憲政大業才告成功。中共黨內外有識之士，一直呼籲：何時憲政大開張，不就是迫切要求落實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方面，孫中山指出，其基本任務是政府與人民共同協力，滿足國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使民足食，裕衣，樂居，利行。此外，政府還經營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藥衛生等公共事業，這實際上是政府承擔社會保障事業。

進入新世紀後，中共才將民生作為一個明確的口號，納入執政實踐。幾十年的執政中，沉湎於階級鬥爭，醉心於特權享受，對於民生少有關注，甚至棄若敝屣，可檢討自省的，對人民欠賬的，實在太多。如果執政伊始就關注民生，不搞共產，不搞折騰，不至於舉國貧窮，人禍橫行。

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彆強調：「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

《宣言》對「平均地權」的解釋是：蓋釀成經濟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為此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

《宣言》對「節制資本」的解釋是：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中共如果實行孫中山所倡導的「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的方針，就可避免犯下消滅地主、消滅資本家的歷史大錯。地主、資本家這些鄉紳和城市工商精英也可免遭滅頂之災！

因為，「平均地權」只是對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實施限制政策。實施這個政策，第一，國家根據地主所報的地價徵收土地稅，用以改善民生事業之用；第二，國家根據地主所報地價可以收買其土地，用以分給少地農民耕種之用；第三，地價上漲後，其高漲部分歸國家所有，供國民共享。平均地權的三項內容中，我們不難知道：國家不是無代價地一次性地粗暴地沒收地主的土地，即不是像農民起義「打土豪、分田地」所做的那樣。地主有地，農民缺地，國家承擔兩者利益調節者的職責，有償地收買地主的土地分給需地的農民。此法解決了農民缺地的問題，同時，地主為滿足農民土地之需要與向國家納稅亦作出了貢獻。這個平均地權的改良方案使農民、地主與國家三方均得利益；地主的利益似乎有所損失，但比無條件加以沒收卻是大幸，比暴力剝奪大為文明瞭。

「節制資本」是同樣的精神。國家承認資本家的正當權益，即承認資本的所有權及允許其合法經營。同時，國家徵收其所得稅使其利潤中的一部分通過國家再分配為社會共享，達到利潤不能為資本家獨佔的目的。國家還通過實行某些國民生計之產業私人資本不進入的政策，達到節制本國及外國資本的目的。這同樣是國家、資本家和工人三者利益的調和。不是剝奪資本，消滅資本家，消滅這個階級對於發展經濟的積極作用。在這樣的社會中，其經濟生態是多元的，既有私人資本，又有國家資本，經濟發展自然會充滿活力與動力。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他自己聲明，「也即中國式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節制」，但不是剝奪資本、消滅資本家；不但不消滅資本家，還要「發展十萬大資本家」。他說：「民生主義並非均富主義」，社會主義若是「謂奪富者之財以濟貧，如是謂之均，乃誤會也。」這是孫中山十分重要的思想，可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毛是滅資，要資本主義斷子絕孫。毛是「奪富者之財以濟貧」，結果均貧，普遍的貧窮。孫中山早就指出，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誤會。孫中山在百年之前就有如此卓識，可惜為中國人不知不理。面對毛氏社會主義三十年的大彎路，付出了大代價，在讀到孫中山先生的這些卓見遠識，令人倍感親切，倍感珍貴。

可以設想，國民黨如果不敗退臺灣，在大陸繼續執政，會推行暴力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滅地主、富農嗎？會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剝奪資本，消滅資本精英嗎？會發動反右鬥爭，對知識份子進行一場全殲性的迫害，以暴力馴服知識份子嗎？會推行合作化、公社化，會掀起大躍進、共產風、瞎指揮的歪風嗎？會發生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嗎？會發生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嗎？如果國民黨不結束一黨專政，肯定也會發生種種問題，出現種種矛盾，但如果它不拋棄三民主義，那麼它絕不可能像毛極權統治那樣，以黨國為敵，內鬥不息，弄得民不聊生，冤獄遍於國中。

近二十年來中共推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某些方面還不是走上了孫中山在百年前就指明的道路。如果說，中共過去是不自覺遵循孫中山三民主義之路，那麼，從今天開始，就應當全面、自覺地走「三民主義」之路。

在當前，中共特別要學習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的勇氣，引導國家走上民主憲政的普世大道。

推行市場經濟20年來，由於權力體制不變：一黨專政，中央集權，以官為本，民權旁落，誘使權貴資本主義滋生，近十年更是膨脹凝聚成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壓迫、凌奪中國的弱勢群體。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嚴重失衡，社會貧富兩極凸顯與對立，使各種社會問題成堆。官民矛盾、勞資矛盾日趨尖銳，社會騷亂此起彼伏，民變風潮四處湧動，中共當局猶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而不可終日。面對「太平盛世」，中共不惜動用巨大的財力與人力，封殺異見，打壓民眾，以保江山，但終究不是安國治邦之良策，反會引發更激烈更大規模的衝突。明智之舉是向國民黨學習，開放報禁黨禁，讓新的政黨脫穎而出，還政於民，多黨競選，真正實現主權在民，使國家政權實現和平交替，建立憲政民主的新秩序。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中共當局應順民意，合潮流，向當年蔣經國那樣，當機立斷，結束中共六十餘年的一黨專政，使中國匯合到全球化的民主大潮中去，使中共與國民黨在全新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

歷史給中共的選擇時機，恐怕不會太久了。

2011年7月1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