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西譯上的趣事與真正的文化主題

我們很想知道的，是西方是如何看待「紅樓一夢」的。他們未必能看得對，懂得透，但是我們用不著輕薄和哂笑，因為需要「反顧」一下：我們中國人自己，是否已然看得懂透了呢？我不知哪個最狂妄之輩才敢這樣正面答言。

中西文化各種觀念上的差異，在《紅樓》西譯上也顯示得十分有趣。如英國著名翻譯家霍克思(David Hawks)英譯「好了歌」為Won Done Song，應該讚許匠心獨運，真算難為他了(但從學術上嚴格考求，並不等於說這就十足完美地「傳達」了原文了。「了」，不僅是「完了」、「了結」義，而且更是「了悟」義為重。不要說佛經術語，連詩家也常用此類「了」字義，如黃山谷「痴兒不了公家事」即其例)。但霍克思卻把寶二爺的怡紅院硬是譯成「怡綠院」，而有學者又「返」譯為「快綠院」——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認為非此不合西方觀念。此種例子更是令人小中見大，也最「發人深省」。單就這兩個色調，在中西方讀者說來竟也有如此巨大和「相反」的文化聯想與審美感受！遑論整部的《紅樓》與整個的雪芹頭腦心靈了！我不知道霍氏是怎樣理解「怡紅快綠」的，他是否讀懂這四字的註腳就在於院中景物主眼的「蕉棠兩植」——而蕉是象徵黛玉，棠是象徵湘雲。霍先生硬要將「紅」變「綠」，是個對全書製造了一個具有根本性關鍵性的大麻煩問題。

其實，霍氏是很聰明的，他既然主張該把怡紅院譯成「怡綠院」，必然引發一種連鎖後果：那麼，「紅樓夢」的那「紅」，又待怎樣翻譯？是否也得譯成「綠樓夢」？他大概意識到這很麻煩，所以就連「紅樓夢」的書名也避而不用，乾脆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了。

「紅樓夢」這三個大字，首先就是不可譯的中華文化的詩的語文和美學概念。Red Chamber Dream或者Dream「of」or「in」the Red Chamber都使西方人困惑，只單說那「Red Chamber」，已然即是一種不可思議、莫名其妙的怪名堂了。所以「Red Chamber」根本不能傳達「紅樓」二字對中華本民族的有文化、有學養的讀者所引起的藝術效應，「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呀！

Red Chamber固然令人很不滿意，可是話還得「說回來」，畢竟未離大格兒，還是主觀上力求忠於原詞的。到後來，卻又出來了一個Red Mansions，這就益發令中西方讀者一起茫然了。推想起來，那是否要把「紅樓夢」理解為「朱門夢」、「 朱邸夢」？假使如此，我也要說，這是十分不妥的破壞原義，違反翻譯原則的做法。

霍克思翻譯自有他精彩之處，他連雙關語也譯出，實為一大奇蹟。但是，霍氏在雪芹面前，也時時會敬謝不敏，束手無策——或竟只好出以下策！比如，當他遇到全書中第一個僕人霍啟時，就智窮力拙了——霍啟，諧音禍起，火起(霍是入聲，北音無入，轉為「火」「禍」相似，或上聲，或去聲)；又須知那時代家下人職名，都是吉利字眼，如「旺兒」，「興兒」，「來升」，李「貴」……是也。「啟」者開也，原也諧「起」之音，故乾隆以至宣統時代讀者，一見「霍啟」之名，便知絕妙。可是霍先生的英譯，竟然在此名之處，大書Calamity一字，以為譯文。我看了，真是吃驚不小！一個「封建大家族」，十七八世紀時代，給僕人取如此「吉名」，這讓歐美人見了必然駭愕萬分，以為中國人遠在清朝，就比「西方民主」要開明多了。可見想讓西方讀者看懂雪芹的書，是多麼地不容易。

德國人對《紅樓夢》的理解是了不起的，遠在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格魯勃就對芹書有肯定的評論，到1926年(民十五)，又有一位名喚理查·維廉的，說《紅樓夢》「像《綠衣亨利》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提供了一幅大清帝國文化歷史圖畫」。再到1932年，又有一位名叫恩金的，說《紅樓夢》與《金瓶梅》不同，寫的是一種有教養的生活，說雪芹不知何來神奇力量，把日常瑣事寫得如此生動，說讀過《紅樓》，才知道中國人有權對他們的優秀文化感到自豪——歐洲人是從未達到如此高度的！我讀到這一段落，不禁拍案叫絕，繼之以掩書而嘆。

有一位作者W·亞瑟·柯納培寫過一篇《紅樓夢的秘密》，特別從歷史觀的角度強調指出：《紅樓夢》才是中國的一部「真正的小說」，他說，《紅樓夢》對於有教養的中國人來說，正像《哈姆萊特》對於英國人一樣。「教養」一詞，是很稱具眼、有體會的評賞之言，未可輕視！

西方讀者已然看清了《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稀有的文化小說。「有教養的生活」，說的就是「高度文化」，僅僅措辭小異罷了。須知，教養是中華文化的最寶貴的部分(雪芹的用語就是「調教」二字)。德國人看到的這一極為重要的文化表現，我們的自詡為「紅學家」的，卻是了不能知，或是很晚才從別人那裡稗販而得的。

英國的第十五版的《英國百科》說：《紅樓夢》題材與技巧的豐富，「不亞於歐洲」，但其「關於作詩的冗長爭論，令讀者厭倦」。我看到此處，真有「啼笑」之感。一個是「不亞於歐洲」！這是「最高評價」了啊。世界人類文學，還有超過歐洲的可能與命運嗎？一可嘆息也。再一個則是更加複雜重要的「中國詩」的麻煩事情。——詩在中華文化上的地位、作用、意義、價值，在中華人的生活的巨大「造福」力量，英國人能在未來的哪一個世紀才會略知一二？看來還很是難以預卜。如果你認為雪芹所寫的是一群大有文化教養的人，故此才有「詩格局」，那麼你便大錯了。這絕對的不是只知有「秦少游與蘇小妹」的文人墨客所能盡明的中華文化的一個側面。不理解這，不理解詩在《紅樓》中的巨大重大作用，是怎麼得出「不亞於歐洲」的「高度評價」的呢？！

曹雪芹的《紅樓夢》通過譯本與影視改造，已經「走向世界」多時了。影視工作者直到今天，還在宣揚「把寶黛介紹給世界」，而毫不知體認《紅樓夢》的真正的文化主題是何深度高度，這就可憂了。《紅樓夢》一書真正的主角寶玉這個人物，究竟是何等樣人？怎樣理解其意義？在西方竟然缺少評論，幾乎是個巨大空白。最近傳來的好消息是，美國學者葛銳樸京淑伉儷正在從事這個工作，正在撰寫一部有關曹雪芹自傳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