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開拓團立碑：大意的替罪羊？

7月30日，一則關於「黑龍江省方正縣為吸引日商投資花70萬為侵華日軍逝者立碑」的消息在微博上迅速傳播，引發極大關注，各種評論幾乎是一面倒的指責與痛斥，稱之為「中國式碑劇」、「漢奸」、「認賊作父」、「精神自宮」等。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方正縣小心翼翼地做出解釋，試圖澄清事實。方正縣常務副縣長洪振國否認立碑出於經濟利益考慮，稱這次方正縣投資50萬元其實建了兩個碑，一個是「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另一個是「中國養父母逝者名錄」，並稱已經得到國家外交部的允許。

方正縣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王偉新介紹歷史背景時也稱，日本戰敗宣布投降後，約一萬五千名開拓團民集結在方正縣準備回國，因長途跋涉、體力耗盡，加上傳染病流行，開拓團民死亡人數超過五千人，其屍骨被收集起來合葬在當地日本人公墓，4500多名日本婦女和兒童滯留方正縣被當地人收養。

王偉新稱，立碑的動機是「反省歷史、祈願和平」，方便中日後人瞭解真實歷史，感受中華民族「以德報怨」的胸懷。王偉新還表示，「開拓團」不等同於日軍，他們是侵略者，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上都是「開拓團」的逝者，並沒有日本軍人的名字。

但反對者並不全然認同這一說辭，網上流傳的一份名為《東北抗聯後代致愛國同胞書》的文章，援引當年東北抗聯老戰士稱「日本開拓團是擁有武裝的組織，我們曾與之發生了無數次戰鬥。每次對東北抗聯的圍剿，就近的開拓團都參加」。素來以自由派立場著稱的人民大學教授張鳴也在微博上稱「沒有日本人民的踴躍參與，侵華戰爭能打起來嗎？到中國東北的開拓團，的確多數是日本的貧困農民，但他們貧困，就沒有罪過嗎？他們到了中國東北，不就變成人上人了嗎？而且是武裝移民集團的成員。」

和面對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一樣，在充滿道德義憤的聲討之下，是對事實真相的普遍忽視。就開拓團立碑事件而言，目前尚存疑的事實包括：東北開拓團成員是不是日本軍人？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在立碑紀念的名字中，有多少是老弱婦孺？開拓團名單和中國養父母名單是什麼關係？然而，這些事實在被澄清之前，充滿道德意味的立碑的舉動就已經觸及到中國作為戰爭最大受害者的敏感神經。

所謂移民開拓團，是指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為了攫取生存空間，擺脫國內的農業蕭條和土地矛盾，同時彌補正規軍力填補農村地區的空白，而發動下層貧困農民隨軍到中國東北地區墾殖的形式。193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畫」。據中國國內資料統計，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大約有10. 6 萬戶、31. 8 萬人遷入東北，據日本外務省調查統計,日本投降時,日本移民開拓村總數1 ,131 個。這些移民在日本政府和偽滿洲國政府的支持下，組織半軍事化社團、強制徵收或低價購買已開墾熟地，初期自力更生，後期雇佣中國農民耕作，為侵華日軍提供糧食和軍需供應。

開拓團成員是不是日本軍人？這一問題似乎無法一概而論。一份中國東北學者的論文認為，日本移民開拓團,從經濟上說是生產組織,從政治上說是獨立的基層政權組織,從軍事上說又是日本關東軍的別動隊。很多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鐵路沿線和抗日武裝活躍地區,以協助日偽政權維持這些地區的治安。因此開拓團與抗日游擊隊在戰場上交火，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一個可以類比的事實是，一戰期間，中國向歐洲戰場派遣勞工協助英法協約國，儘管出發前的協議上聲稱從事非軍事性勞動，但大量華工仍然在運送軍需、搶救傷員和清理戰場時被敵方視為戰鬥人員，從而死於非命。）

許多日本農民拖家帶口而來，大量婦孺也被編製在開拓團內。據史料記載，在關東軍遭到蘇軍打擊後，被分割包圍的日軍往往先殺害隨軍老弱婦孺，然後集體自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老弱婦孺的確也是被戰爭機器裹挾進來的受害者。

作為戰勝國的一分子，東北開拓團的成員也經歷了身份上的轉換。這些多數在日本國內屬於貧困階層的農民，遷入東北後面臨著充滿敵意的環境，與原有居民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由於日偽政府的政策扶持，開拓團在東北農村享有種種特權。多數移民接受軍國主義教育,帶著很深的民族偏見，到中國以高等民族自居。日本移民逐步脫離農業生產，雇佣中國農民耕作，自己則從事農業外的管理和經營活動，實質上成為東北農村新的特權階層。

然而，歷史往往有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弔詭現象。作為當年受日本殖民和戰亂影響最深的地區，方正縣今天也正在從這筆歷史遺產中得到好處。《瞭望東方週刊》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紀8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遺婦遺孤」大批回國，並隨後邀請中國的養父母和親戚朋友去日本。從那時起偶然出現的中日間婚介業務，今天已蔚然成風，當地司機稱每年有幾百個本地女孩嫁到日本。日本遊客和參拜者也絡繹不絕。或許正是這種獨特的地方民情，使得方正縣對中國今天仍然潛在的普遍仇日情緒缺乏足夠的敏感與警惕。為了紀念當年死於非命的5000名開拓團員，方正縣收集了5%的250人名單便匆匆上馬，沒有公開表明這些人的具體身份，更無法消除人道主義和家國大義之間的內在緊張關係，結果激起了鋪天蓋地的謾罵。

事實上，除了缺乏「人和」因素，方正縣的被動局面也在相當程度上來源於「天時」不濟。最早在微博上公開指責方正縣立碑舉動的留言，就將這件事和最近的動車追尾事故相提並論。稱「一週前的溫州事故名單調查不清楚，幾十年前死掉的人名單調查的清清楚楚；反右、大躍進、文革死掉幾千萬人沒有建碑，給侵華日軍建碑……」一定程度上，方正縣作為一個「弱勢」的地方政府，成為了強勢鐵道部的替罪羊，也是更加強勢的、為歷史研究劃出禁區的宣傳部門的替罪羊。

（部分資料來源：李淑娟《日本移民開拓團的組織形態及對東北村屯組織結構的破壞》，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