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事件已超18萬，中國社會動盪加劇(組圖)

新塘騷亂警民衝突

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近日援引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發布的研究顯示，2010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十八萬起抗議和騷亂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會動盪仍在加劇。

權力失衡、失控、而無有效的制約機制

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群體事件皆源於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不公現象。例如環境污染，勞資糾紛，通貨膨脹，尤其是物價上漲，因為它直接衝擊庶民賴以為系的食品價格。除此以外，還有強佔土地問題。據中國社科院專家於建嶸說，中國農村地區65％的社會騷亂起因於「土地糾紛」。

誠如孫立平所指出的那樣：「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對公平正義造成的嚴重侵蝕導致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陞官不惜犧牲體制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同時，政府公信力喪失，道德優勢弱化，只能越來越依賴強力與強制。」

茉莉花革命之後北京民眾集會

面對中國的權力失衡、失控、而無有效的制約機制。德國之聲採訪了中國社會問題專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楯。

他認為：「由於執政黨的利益所在，他又對本來能夠化解這些群體事件的機制，比如像憲政、法治、公民社會充滿了畏懼。所以使得社會在衝突激增的情況下，缺少有效的機制而束手無策。這是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大問題。清華大學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國目前存在一種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的狀況。就是社會不管是作為公民個人的訴求表達，還是像公民組織起來的NGO的行動都受到極大的限制。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有多種途徑，很難通過法治的方式來化解衝突。這裡也包括司法審判的不獨立和很多情況下受地方政府的左右這樣一些原因。」

社會矛盾較多，但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並不大

針對有社會學專家一再強調，儘管目前社會矛盾較多，甚至有激化的跡象，但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並不大。李楯認為：「這個社會的耐受性確實很強，但是我們知道，不出大事情並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如果一些矛盾長時間得不到解決，對這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而且，拖延的時間越長，將來解決起來就會越難，代價越高。現在，作為當政者缺乏這種積極改革的計畫，而多為應付眼前局面，比如維穩的機構和大量維穩經費的支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沒有公平正義，就不可能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

改革的共識基本破滅，關鍵是利益制約

中國改革發展到現在，確實有點讓人很無奈的感覺。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本身應是朝氣蓬勃、欣欣向榮，驕傲奮進的時期，就像西德和日本戰後三十年經濟奇蹟時期一樣。可是我們民眾卻怨聲載道，衣食住行全面岌岌可危，而且更可怕的是整個社會全面潰敗、道德淪喪的局面愈發嚴重，不僅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也已基本喪失。

就此，李楯坦言：「實際上，十七大以及後來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很多方法是清楚的，關鍵是缺乏具體的行動。為什麼沒有行動，關鍵是利益的制約。」

那麼中國如何能戰勝或擺脫這些利益集團的制約呢？究竟中國的改革出路何在？還有沒有改革的可能性或可行性呢？

李楯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執政黨、企業、以及民間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合力。但是，我們看不到這種對話，交流，進一步能夠論爭、辯駁，然後尋求共識的前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