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共一個見不得人的大瘡疤，即使在文革爆發四十五週年的今天，官方照樣採取鴕鳥政策裝聾作啞，有關文革的事無聲無息，好似那場浩劫沒發生過。
蒯大富「訪談」反思文革
然而，民間卻是另一番光景，隨著中共權貴的腐敗愈演愈烈，民間開始懷念文革期間的「大民主」。當時，在毛澤東慫恿下，學生、工人和農民可起來造「走資派」的反。為此，當年的紅衛兵和工人造反大將如今紛紛出書或接受訪談，回顧文革和自己的造反生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蒯大富。他不僅自己作了長篇訪談，與他齊名的紅衛兵領袖韓愛晶化名許愛晶，出了一本《清華蒯大富》，為他辯解。
蒯大富出身於普通的貧農家庭，是無權無勢的一介平民學生。是文革給他搭出發揮「才幹」的舞臺。他先被劉少奇打入地獄，又被毛澤東捧到天上。
在文革的最初兩年，蒯大富可隨時與中央文革聯繫，也因此，他最終又跟著四人幫一起下獄。
翻翻蒯大富大起大落的履歷，不但可瞭解文革是怎麼回事，更可從中看清中共是什麼貨色！
劉少奇欽定的一號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以《五一六通知》為標誌，文革正式拉開序幕。毛澤東玩弄欲擒故縱的伎倆，放手讓劉鄧在北京主持運動，自己到南方去「靜養」旁觀。
劉少奇剛領導了「四清運動」，駕輕就熟派工作組到大專院校領導文革。王光美擔任清華大學工作組顧問，她在「四清」時搞出個鎮壓群眾的「桃園經驗」，這次準備再為文革弄出個「清華經驗」。
偏偏清華蒯大富對工作組強調秩序、否定群眾運動的做法極為不滿，貼出質問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往哪裡去？》幾天後，他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奪權」正是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
工作組組織學生和蒯大富辯論，辯不過滿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蒯大富。在別室專線收聽辯論的王光美批語：「蒯大富太倡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工作組立即在學校掀起「反蒯」運動，蒯大富在那二十天裡日日貼大字報反駁。
這時，通過王光美掌握情況的劉少奇發話了：「蒯大富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這也是「一九八四」式名言，國家主席不給公民民主，是因為公民不給國家主席民主。劉少奇還下指示，要像反右那樣，抓一批「右派」、「反革命分子」。國家主席一言九鼎，工作組立刻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蒯大富隨即被關起來。
毛澤東「拯救」蒯大富
七月十八日，眼看劉少奇鬧得差不多了，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回北京來了。次日他就發表講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劉少奇慌了，趕緊下令放人，蒯大富這才結束半月多的囚禁生活。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代表大會，毛澤東點名讓蒯大富參加，他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當天晚上和翌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親自找蒯大富談話兩次。第一次在清華外賓接待室，談了一個通宵，第二次在人民大會堂又談了一個晚上。兩天後，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因領導文革犯錯被免去副主席的職務。毫無疑問，蒯大富向周恩來提供的材料是倒劉的炮彈之一。
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拿蒯大富的例子當對手的罪證：「……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這張大字報也代蒯大富伸了冤。前一天，清華大學已經召開了萬人大會，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委員幾乎都到場，周恩來在會上宣布平反蒯大富，蒯大富從此名揚全國。
打倒劉少奇的馬前卒
蒯大富從此和張春橋、江青等人掛上鈎子，成了中央文革調遣的一員干將，未幾就參與弄出一出轟動全國的「騙斗王光美」大戲。
蒯大富手下的人謊稱劉平平出車禍，把王光美騙到北大醫院，然後把王光美帶到清華批鬥。批鬥會開到一半，江青打電話給蒯大富說：「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蒯大富說：「是啊，王光美欠我們清華的賬，我們叫她償還。」江青在電話那頭「嘎嘎」直笑，蒯大富也在替她清王光美的賬。
到了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張春橋把蒯大富叫到中南海，暗示他把「打倒劉少奇」的事捅到社會上，不用說，這是毛澤東授意。
蒯大富立即組織了五千清華紅衛兵上街。不到一個星期，「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刷滿全城，「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聲傳遍全國。
蒯大富的行動契合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立下了打倒劉少奇的第一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親自到清華表揚蒯大富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中央「順應民意」，在革命群眾「打倒劉少奇」的呼聲中，於六七年四月，通過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正式點名批判劉少奇。
清華紅衛兵再接再厲，又組織了第二次批鬥王光美大會。
同時，中南海造反派在紅牆內批鬥劉少奇，劉少奇這時想到了《憲法》，他抖著手上的《憲法》憤怒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是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一切都晚了，當初，他不按憲法對待蒯大富，現在，憲法自然保護不了他。
狡兔死，走狗烹
劉少奇倒了，毛澤東的主要目的達到了，他要開始收了。
各地成立了革委會，蒯大富和另外四大學生領袖都當了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參與決策北京的大小事情。
六七年五月，清華大學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權力組成和分配問題上，蒯大富為首的清華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發生分歧，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蒯大富仰仗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妄圖用武力制服對方。在歷時三月的鏖戰中死傷數百，造成震驚全國的「百日武鬥」事件。
毛澤東下令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協同解放軍去平息武鬥，蒯大富竟然對抗工宣隊，他的手下還打死五個、打傷七百多工人。
毛澤東以此事為由頭，召見蒯大富等五位學生領袖，蒯大富還天真地向毛澤東告御狀，指責有黑手派工宣隊鎮壓學生，毛澤東說「黑手就是我」。以毛澤東這次講話為標誌，鬧了兩年的紅衛兵運動，以轟轟烈烈開場，以落花流水告終。
毛澤東就是要這樣的結局，逼著他們跟工人武鬥，不然，以什麼藉口收回紅衛兵這個他們放出來的「魔鬼」？這也是毛澤東的部署。
從座上賓到階下囚
以蒯大富為首的紅衛兵主將還不止失勢失寵，在接下來的「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運動中，幾乎都沒逃脫被審查清算的命運。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被分配到寧夏，一九七○年把他當「五一六份子」逮回北京審查，七三年審查告一段落後被安排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直到一九七八年。
詭譎的是，鄧小平上臺後開始清算造反派，蒯大富作為反革命被北京公安局逮捕，一九八三年三月又同四人幫一起受審，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
陳希同下令逐蒯大富出北京
不少人按中國人的習慣思維同情地認定，蒯大富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當槍使了。
在我看來，蒯大富遠不及被人利用的一支槍。
蒯大富更像大賭盤裡一個骰子，一錢不值。
鄧小平在文革中吃足了苦，他不去算毛澤東的賬，卻不放蒯大富等紅衛兵頭頭們過關。王光美文革後一出獄就聲稱：自己「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晚年還擺「寬容宴」招待毛家後人。八七年蒯大富刑滿釋放，有一陣他想調到北京工作。王光美給陳希同打電話，說蒯大富對老同志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最後，蒯大富總算在深圳安了家，但他妻子的戶口因他的問題進不了深圳。
從蒯大富的悲劇看中共本質
四十五年的慘痛經歷，給蒯大富換來一個明白：「說起來，毛澤東是霸道，劉少奇、鄧小平同樣霸道，共產黨這個體制啊，就是個霸道體制，你沒辦法說。」
蒯大富含淚帶血的總結警醒人們，所謂「毛（左）派」和「劉鄧（右）派」，不過是他們權力鬥爭的外延，在對待民間異議人士上，他們從來只有鎮壓這一派。
同樣，在中共當權派的眼中，民間反對派中的所謂「左派、右派」也不在話下，對他們的政權產生潛在威脅的都是敵人。一九八四年三十五週年國慶，軍委主席鄧小平舉行閱兵，六六年文革的紅衛兵頭頭「左派」蒯大富、韓愛晶和七九年民主牆的民運代表「右派」魏京生等在獄要犯一起被遞解出北京，押往大西北青海勞改農場。近年，儘管蒯大富在政治上非常低調，卻仍然和維權人士一樣經常享受「喝茶」待遇。
從蒯大富的遭際可見，中共當政的六十多年，中國社會不可調和的最主要矛盾，就是中共專制獨裁統治和民眾追求自由民主的矛盾，就是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和被壓迫被奴役民眾之間的階級鬥爭。因此，要想免遭蒯大富式的悲劇，就不能人為地以「毛派」「鄧派」劃線，而應團結一致對抗共同敵人──中共權貴集團，舍此別無他途。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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