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歷史，九零後有話說(組圖)

藉助網路，16歲的少年雷宗興挖掘出塵封了一甲子的歷史證據，並成功為自己的「漢奸」先祖平反。

歷史學家托什曾說，「人人都是他自身的歷史學家」。個人史是匯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細流。哪怕只是一個少年隻言片語的鉤沉，也是重建被遺忘與被毀壞的歷史的一磚一瓦。

郭慶萍70年的歷史認知顛覆於2011年7月末一個晨靄輕繞的早上。此時她剛度過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歲的外孫雷宗興用一台電腦、一根網線和整個暑假向她證明，有些歷史錯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學功臣，不是反動派。

這在時間維度上來說多少是個驚險的挽救——一個惴惴不安活在由別人界定的歷史陰影下的垂暮老人，差點帶著對先輩錯誤的怨恨走進墳墓。「愧對祖宗，也謝謝孩子。」郭慶萍感慨。

她的外孫、山東師範大學附中高二學生雷宗興幾乎是在睡夢中接受這份讚譽的，他太累了。和歷史的較量困難重重，但他天性快樂，無所畏懼，並像大多數「90後」一樣對所有新事物心懷好奇。「我喜歡探索，」他說，「只是我沒有料到歷史對普通人的影響也會如此深刻。」

外孫雷宗興讓郭慶萍擁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氣。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給外孫，作為他書寫家族史的資料。圖中後排左二為郭葆琳。

在這位少年沉甸甸的書包裡，歷史或者說《歷史》，是三本裝幀精美的教材，裡面宏大浩瀚地記錄著王侯將相與國家興衰。「像史詩和電影。但是，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自新世紀之初掀起的「公民寫史」熱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問題之一。關注公民個體與大歷史的相互交匯、分享、參與和認同，成為探索多年後一個從學界到民間的共識。

現在，這股潮流開始向中學校園蔓延。2011年，受國內知名歷史讀物的發起和號召，超過1萬名「90後」中學生從字裡行間跳離出來，成為民間歷史的蒐集者和記錄者。雷宗興是其中一位。

「考試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憂心中國青少年歷史知識薄弱。一家調查公司曾調查過北京、上海、武漢和深圳的1065名14歲至28歲受訪者的歷史常識，回答「不知道」的竟達78.6%。

郭慶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自信十足地登上從濟南開往青島的列車，窗外再風馳電掣都讓她覺得漫長。「我70歲了，70。」她喜歡向人這樣重複。

但年齡並不是她所要強調的全部，還有一份難以覺察的鄉愁。她離開青島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來，但當她重新站在貯水山那座孤獨斑駁的小洋房前，仍難擋歲月倥傯之感。當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穢不堪，雜草深鎖，三棵從日本移植的櫻花樹也不知所終。

郭慶萍在這裡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憶。她的爺爺郭葆琳是民初享譽山東的學者，位及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國青島市政府秘書長和山東農校校長。「小時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裡還有司機。」郭慶萍說。

藉助網際網路，雷宗興一步步還原先祖的歷史足跡。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長的山東農業大學的歷史照片給外祖母看。老人老淚縱橫。（資料圖片/圖）

這在「文革」中引為災難。1966年，紅衛兵衝進院子，攻佔這個「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家庭」。郭家成員自此四散至牛棚、勞改場或掃大街。在最艱苦的歲月裡，抗戰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為每個人沈重的包袱，甚至恥於提及。縱使到了第三代孫雷宗興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對那段歷史心有餘悸。

雷宗興是新世紀裡成長的一代，他的軌跡幾乎與中國最波詭雲譎的時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變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處其中的「90後」一樣，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敏銳多元的觸角。他們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觸新技術和網際網路，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們渴望與眾不同，渴望受到關注，渴望推陳出新。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學概念以來，「90後」一直是當下中國一個褒貶不一又經久不衰的話題。

16歲的雷宗興渾身散發著陽光的氣息，笑容燦爛，高興的時候還會拍自己的額頭。他擁有和青春痘一樣旺盛的求知慾，他喜歡過的東西分別有：新聞、軍事、評書、詩詞，還有電器修理和設計各種古靈精怪的化學實驗。

「大概從高中開始，」雷宗興說，「我對自身產生了興趣，我渴望知道一切與我相關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篤，時常抱著她的頭聽往事。從零散的敘述中，雷宗興大致拼出郭家的歷史脈絡：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國官員和學者，濟南青島皆有房產，兩個兒子留學日本，後開辦實業，顯赫一方。

這本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聲嘆息卻把他弄糊塗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車，還說出身不好？」雷宗興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話，我未必比得過您。」

雷宗興的困惑並不是偶然。在重慶，高中生「重慶葦子」也一度對革命題材電視劇裡六七十年代場景大為不解。「為什麼當時的人們要穿這麼古板的衣服，跳這麼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學期，她在歷史課本裡找到了關於「文革」的內容，但很快，期望變成了失望——老師用不到10分鐘的時間匆匆帶過，原因是「考試不作要求」。

而山師附中高二學生喬俐萌，在聽奶奶講述知青往事的時候問了一個讓對方語塞的問題：「不去（上山下鄉）不行嗎？」

中國青少年歷史知識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憂心忡忡的話題。一家調查公司曾調查過北京、上海、武漢和深圳的1065名14歲至28歲的受訪者的歷史常識，結果回答「不知道」的竟達78.6%。最後的統計結果是：被訪青少年的歷史知識平均成績僅為27.69分。

「大量灌輸，過分信奉教科書和教師的權威，讓中國歷史教育變得疲乏，缺乏個性、質疑和反省精神。」中國教育學會全國歷史教學研究會理事、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趙亞夫說，「最終孩子在學歷史，又被拒絕進入歷史。」

2011年暑假，雷宗興覺得不能再鬧笑話了，他決定研究郭葆琳——一個為家族所不屑的、為國民黨做事的舊官僚和反動文人。

說，還是不說

祖上是北洋軍閥的父親告訴女兒：「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兒回擊說：「你們有責任告訴我。」

郭慶萍覺得這並不是個好主意。「（因為他）我們曾吃過很多苦，我甚至不願意再提起了。」郭慶萍說，「他是壞人。」

1937年日本侵華前夕，時任青島市政府秘書長的郭葆琳被暗殺於外出的車上，留下大筆財產。5年後，郭慶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現在她仍清晰記得童年時期舉止優雅的奶奶，輕風吹動紗帘的聲音和觸摸實木扶手的感覺。「生病了還能請德國醫生。」

巧合的是，父親郭憲聰1930年代初在青島大學求學時與江青成為同學兼好友。那時候江青還叫李雲鶴，在青島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偶爾到中文系旁聽。「父親說，當時的江青多才多藝，追求進步，非常活躍。」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憲聰則遠渡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此舉在「文革」中被定為賣國，郭憲聰被攆去掃大街。有人勸他去找江青，郭卻至死沒有這樣做。

郭慶萍對母親馬玉芬最後的印象停留在動盪的1948年。馬是國民黨軍官之後，曾當過演員，與上官雲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頗深。那一年，國民黨敗局已定，馬玉芬從父命撤退臺灣。在機場，母親穿著旗袍，哭著對郭慶萍說：「一定要記住媽媽的臉，還會再見的。」此後，母親再無音訊，有人問起，為擺脫通敵嫌疑，郭慶萍就說死了。

在雷宗興看來，種種跡象表明，作為郭家興家之祖的郭葆琳絕非現在口述史中的那樣簡單和不齒。「肯定哪裡有些不對。」他說。

由於頻繁的詢問和活動，雷宗興的調查驚動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兒子郭憲達。他已年近九旬。他給郭慶萍打了兩次電話，交代說：「叫宗興不要管這事兒，只管學習。」而當雷宗興企圖再做說服時，他很堅決地回絕：「我一無所知。」

由於父親身份的關係，郭憲達這一生飽受壓抑，荒廢了才情歲月，也失去兩位兄長。「文革」中，青島萬國公墓遭紅衛兵衝擊，墳塋大多被鏟。郭憲達無法阻擋，甚至不敢去看，任憑父親骸骨湮沒於黃土。

郭慶萍不知道該如何向孫子解釋老一輩的顧慮和擔憂，「他們從那個時代走來，而且受傷害最深。」

說，還是不說，成了中國家庭代際交流最普遍遭遇的問題。在北京，由《看歷史》雜誌發起的「首屆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正在進行，在已收到的上萬件參賽作品中，這樣的碰撞隨處可見。

一位祖上是北洋軍閥的父親這樣回應女兒的追問：「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對歷史太敏感不是什麼好事。」女兒回擊說：「你們有責任告訴我。」

大賽總策劃李遠江在國內進行巡迴推廣時發現，很多中學生在歷史判斷中陷入焦慮和混亂。「他們的視角習慣向前，而忽視了向後，或者簡單糾結於某個題材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寫。」李說，「我告訴他們，所有問題都敏感，所有問題又都不敏感。不要價值先入，只需客觀記錄一個人在他的時代做了些什麼，就是活的、有意義的和與己相關的歷史。」

「可惜，這個時代沒有人告訴他們應該怎樣思考。」李遠江說。

3天，40年

70歲的郭慶萍震驚於外孫的調查結果，天剛亮她就電話通知全國各地的郭家人。

三太公的反對讓雷宗興遇到困難，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網際網路上不斷變換關鍵詞搜索，仍一無所獲，彷彿郭葆琳從來不曾存在過。渺茫更刺激了鬥志，這名高中生開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後又毫無徵兆地起來伏案。

雷宗興篤信萬能的網際網路，而郭慶萍卻不那麼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譜全都在抄家的時候燒了，你這敲敲打打能出來嗎？」但郭慶萍畢竟心疼孫子，於是陪他熬夜，沖茶，扇扇子，沒事就找找陳年雜什，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轉機。郭慶萍從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島洋房的法院判決書和一份郭憲聰當年的家庭成分表。細看後，雷宗興恍然大悟，原來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記錯了，將「琳」誤以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鋼筆字也引起雷宗興的興趣。上面寫著郭家父子的三條罪狀：地主資本家；說工農幹部是工農分子，看不起工農幹部；他與他的父親都寫有土壤學著作，讓日本更加對華瞭解，成為日本侵華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慶萍看到了唏噓，但雷宗興卻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過郭氏父子的著作來瞭解中國的話，那他們一定是當時享譽內外的大學者，而他們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網站或個人網店上。

很快，雷宗興有了發現。他找到了《中國養蠶學》、《山東農業概況》、《東三省農林墾務調查書》、《察綏墾務調查書》等著作，作者為「郭葆琳」。他叫來郭慶萍，她如看天書般端詳了半天，說：「這是我的爺爺嗎？」

這些舊書打開了缺口，隨後雷宗興發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確定郭葆琳的歷史輪廓了：山東夏津人，留洋日本，縣知事，山東農業大學校長，青島市秘書長，憲法起草委員……尤其是一篇名為《成績卓著的農學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將其推崇為一個對中國農業科學具有開創性貢獻的先行者。

郭慶萍徹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議。她雙手合十，對著空氣不停地拜：「愧對祖宗啊，愧對祖宗啊。」她不敢獨享這個好消息，天剛亮就電話通知全國各地的郭家人。一個流傳了四十多年、橫跨家族四代的歷史謊言就這樣戛然而止於那個普通的早晨。

雷宗興在極度疲憊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結束。在後來完成的一篇名為《被找回的家族記憶》的文章中，他提出這樣的追問：縣誌或傳記裡只對他歌功頌德，但有誰知道他後代的破落？有誰知道他是被游擊隊所殺，而非病故？又有誰知道，這個父親對子孫的影響，以及他子孫的出路？

半個世紀後，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難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兒子郭憲聰被攆去掃大街，沒錢買煙，就撿別人扔掉的煙頭。四人幫倒臺後，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學關係被拉去交代情況，最後在冷眼中死去；二兒子郭憲敏則被扣上了「賣國賊」的帽子，關進勞改場，後因憤懣而腦溢血身亡；而郭慶萍等倖存者，則最終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中，唯唯諾諾，對於祖先的點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給這個家族帶來災難，更給全國幾乎所有的家族帶來災難，這就是國家的浩劫，這就是國家不可磨滅的傷痛，也必須是當代人不可以遺忘的記憶。」雷宗興說。

半個世紀後的沉默

這批中學生所涉及的歷史主角，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邊最平凡的親人和朋友。

現在，全國有很多像雷宗興一樣的中學生投身到「公民寫史」的浪潮中來，他們一方面受歷史寫作大賽的號召，另一方面則受此啟發固定為一種長期的研究型學習。

在作品中，「90後」們關注的領域廣泛而細緻，選材幾乎涵蓋近百年間中國所有的歷史時段，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和新世紀。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邊最平凡的親人和朋友，他們朝夕相處，卻從未試圖瞭解過對方的過去。

從這些孩子向親人詢問第一個故事開始，微妙的改變就在發生。「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和孩子講這麼多家長裡短的事情，而且他們還聽得如此認真。」一位被訪老人說。而山東師範大學附中高三學生陳麗莎則驚訝地發現，她患有輕度抑鬱症的外祖母在回憶往昔的時候，竟快樂地手舞足蹈。「彷彿歲月流轉，我看見了她當年的激情。」

如今，郭慶萍把孫子的歷史發現列印出來隨身攜帶，無論在公園裡、菜市場還是喧鬧的街頭，只要有時間就拿出來一讀再讀，似乎只有這樣，失而復得的歷史公正才得以扎根。在一次老同事聚會上，她有些唐突但又無法控制地大聲朗讀了關於郭葆琳的文章，幾個當年的批鬥者就坐在對面，一直面無表情，保持沉默。

「我並不是想要討回些什麼，事實上，他們其中很多人還曾暗中幫過我。」郭慶萍說，「我只是想讓人們知道，我並不是他們當年認為的那樣。」

郭慶萍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聯繫了所有健在的郭家老人，建議重新為郭葆琳立一塊碑，而且上面要刻上所有郭家後代的名字。此外，還要湊些錢把小洋樓重新修葺，一家人再熱熱鬧鬧地住在一起。

但讓郭慶萍有點失望的是，在這件事上三叔卻遲遲不表態，他的沉默讓晚輩無所適從。後來一個嬸嬸告訴她，三叔這輩子經歷了太多風浪，不想再折騰了，而且「這些都是沒有用的事情」。

「會有別的辦法的。」11月14日晚，郭慶萍拉著雷宗興的手說，「越是瞭解祖先的偉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慚愧，總不能讓家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

「這是我見過她最自信、最有勇氣的時刻。」雷宗興說。

（感謝《看歷史》雜誌對採訪的幫助和支持，該刊發起的「首屆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正吸引著超過1萬名中學生跳出課本，走近身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