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曾說笑是一種不高尚的感情，因為笑往往以他的小小的不幸或缺欠為對象。柏拉圖這個概括顯然不夠全面，引起後人的批評，但笑確實帶有「幸災樂禍」色彩，這是人所共知的，柏拉圖不過說出一個人所共知的常識罷了。當然這個「不幸」或「缺欠」只能侷限在「小小」的範圍之內，大了則其效果正好相反。
中國古代笑話也是這樣，歷代笑話中都有大量的以嘲笑他人缺欠和不幸的段子。有文化的嘲笑沒文化的，城裡人嘲笑鄉下人，官僚嘲笑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也嘲笑官僚，一帆風順的嘲笑倒霉蛋兒……這些大都在先秦諸子中就開始了。先秦諸子都是哲學家、思想家，有人說哲學就是「聰明學」，諸子肯定都是聰明人，聰明人自然容不得愚人，很會以己之長笑人之短，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愚人」的喜劇形象。這些喜劇形象或是道德上矮子；或是智力不足幹出許多可笑的事兒。在這裡，敘述者總是居高臨下的，帶有明顯的歧視。但這種歧視帶有鮮明的的地域色彩。
1，先秦諸子筆下嘲笑的對象：
春秋戰國時代，雖然有了笑話，但它還不獨立，主要還是用來說明某一道理的工具。從春秋時代開始，脫離宗法聚居地的士人（包括一些大夫和失去社稷國土的諸侯）遊走各國，或寄食豪族、或遊說國君，他們在閑談、或闡明事理都不免要講笑話，那時還沒有獨立的記載笑話的書籍，這些笑話一般都收入他們著作之中（所謂「子書」）。近代相聲在嘲笑愚人時都會說「那是我們街坊」「您要問我住哪兒？我跟您說，我還沒找著房吶」。相聲藝人不會他嘲笑的就是某地人，免得惹當地人不高興。先秦諸子不是這樣，他們說笑話時，常常點明「某某國人」。當時諸國林立，諸子笑話中所嘲笑的人物往往不是本國人，而是他國人。例如孟子鄒國人，他著名的的「齊人有一妻一妾」中那位寡廉鮮恥、乞食還驕其妻妾的「齊人」就是鄒國（春秋時的邾國）旁邊赫赫有名齊國。齊國的晏嬰許多笑話嘲笑的竟是楚王。宋人莊子講過許多笑話，除了那個無恥的官僚曹商外，很少有宋人。韓非子是講笑話最多的先秦諸子，但嘲笑的對象沒有韓國人。鄭國人往往戰國時人嘲笑的對象，但列禦寇是鄭國人在其著作《列子》中所嘲笑的也是他國人，如齊國。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列子·說符》）
這位齊人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財迷心竅。可見當時的思想家們嘲笑愚蠢時，都把嘲弄對象慷慨給予了他國人，表現出對異國人的歧視。
在眾多的嘲弄對象中出鏡率最高的是宋國人，其次是鄭國人，這在《韓非子》更為明顯。因此可以說「宋人」和「鄭人」，在先秦笑話中已經成為典型形象。
先秦諸子所遺下的著作，不管寫作者目的如何不同，但大多是宣揚德行與智慧的。有人說哲學是「聰明學」，先秦諸子哲學都是張揚「聰明」和「德行」的，而且無不認為自己才最聰明（惟有孔子比較中庸，不過多地張揚自己），最有德行。要展示自己的聰明，必然要有「愚蠢」作為對立面，就要批評、敲打作者心目中的「愚人」、「庸人」。要彰顯自己的德行，就要揭露敗德的小人，而這些愚人、庸人、小人在諸子心目中就是宋國人。在韓非子心目還有鄭國人。
2，被嘲笑的宋人：
揭示宋人的愚蠢是從《列子》一書開始的：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麻絮的衣服），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裡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列子·楊朱》）
這是一個很可笑的故事，易於滿足的小人物，他們本來窮困不堪，卻把自己短暫的舒適，看作是人間最大的享受，而且認為一切人都會這樣看，所以他才會把晒太陽這類「享受」獻給「吾君」。這說明由於階級的隔閡，在上位者與下層人士是互不瞭解的，是這些才造成了笑話。作者似乎有些嘲笑宋國的「田夫」，可是後人用此典故時，往往把他作為忠愛國君的典範，不強調他「愚」的一面。或者認為「忠愛」本身就是帶有「愚」的分子的。「忠愛」到極端的人物，在旁觀者看來總覺得是有些「冒傻氣」的。
《列子》中還有一些，如《天瑞篇》「向氏為盜」中的向氏想學齊人國氏致富，國氏善於開發天地之間的財產（盜天地），而向氏卻偷盜鄰人的財產「逾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凡事他能看得到、拿得到無不攫取蒐羅，最後被抓了起來。「楊朱過宋」那位逆旅主人不知美醜，以醜為美等都是嘲笑宋人愚蠢的。後來的《孟子》中「揠苗助長」的主人翁是「宋人」；《莊子》中那位想到「斷發紋身」的越地（春秋戰國時期浙閩一帶還是「百越」的居所）去賣禮帽禮服夢想發財的也是「宋人」。《莊子》還有一個善於製作「不龜手之藥」（使手不皴裂）的宋人，結果讓別人用他的方子贏得大利。《韓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戰國策》《淮南子》到漢代的《論衡》中都保留有嘲笑宋人蠢笨的笑話。諸子筆下的宋人顢頇，分不清事理，不知變通，辦事的結局也多是自蹈霉運。
有時宋人表現出點小聰明、做出點出彩的事，但其背景也是愚蠢。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列子·說符》）
這則笑話中的「宋人」是不是有些機靈過頭了。他道路上揀到一個遺失的借據，人不知，鬼不覺地拿回家裡，一數借據的齒數還不少，高興得不能自抑，便偷偷告訴鄰人說「這回我要發財了」！一個沒名沒姓的借據引得一場空歡喜。宋人的「巧」也多是「無用」的，例如有「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在酸棗刺尖上彫刻母猴；宋人還有用象牙彫刻楮葉者，三年而成，放在楮葉之中可以亂真。在當時就是令人發笑的技藝。列子還批評說，不要說三年，大自然中，一年只長一片樹葉，那麼樹木會成為什麼樣子？！宋國的能工巧匠也成為大家嘲笑的對象。
《韓非子》在講到君臣關係時曾以宋國的善於釀酒的莊氏為例：
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外儲說右上》）
莊氏的酒非常好，然而沒有人買，直到酒變酸了也無人光顧。其原因在於他家養了一條其凶無比的惡狗，使人望而生畏。這位能造出美酒的莊氏卻不善於把它賣出，讓讀者看到宋人在小事上的能幹，也不能掩蓋他們在重大問題上的蠢笨。
然而，今人讀這些故事會有不同的的感受。這些笑話中的宋人不都是蠢貨笨蛋。其中手巧能幹者不少，有的發明瞭「不龜手」藥，有的善於製作禮服禮帽，有的會微彫，有的長於牙雕，有的善於釀酒。諸子不表彰他們的長處，反而借其長，烘托其短，這顯然對宋人有成見或偏見，是歧視心理在作怪。
有些笑話對某些宋人的德行提出指責。《莊子》中寫到宋國使者曹商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莊子·列禦寇》
這篇故事有些惡毒，但也是曹商咎由自取。他在宋國和秦國受到賞賜後自鳴得意，以輕薄的口吻說「住在窮街陋巷，貧困潦倒，編鞋度日，餓得面黃肌瘦，這真是我難以做到的啊」！「憑三寸不爛之舌，一下子打動了萬乘之主，受到一百輛名車寶馬的賞賜，這是我一點小小的長處」！曹商不僅得了便宜賣乖，而且嘲笑莊周的無能，再者秦為虎狼之國，它只是法家和縱橫家政治冒險的樂園，不是有自尊的士人的樂土（韓非子就死於秦）。曹商受秦王之賞和秦國本身的因素大約都是莊子或其後學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才有為秦王「舐痔」的譏諷。莊子本身就是宋國人（原籍蒙），對國人自然會有很深的瞭解。他不會認為本國人笨，但認為其中確有以獻媚而獲取利益的小人。這種品類之人，雖然哪國都有，但出於本國本土，給他帶來更大的傷害，更令人痛惡。
3，為什麼是宋人？
為什麼笑話老是發生在宋人身上、並為各國士人津津樂道呢？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人們愛講「宋人」的短長、喜歡以他們為嘲弄對象呢？其原因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宋國是殷族後裔建立的，商亡之後，為了不絕其祀（戰國以前，興亡繼絕是所有貴族應該遵守的原則），先立紂子武庚，武庚反，改立紂王的庶兄微子啟，號宋公，以奉殷祀。這就是宋國。其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帶。宋國君常常自謙地說，宋國是「亡國之遺」，其實這也是事實。失敗者是弱勢者，強者嘲笑弱者，彷彿是一條鐵律。未莊的人們嘲笑阿Q，阿Q嘲笑王胡、小D或小尼姑也是明證。
二，宋國封爵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與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國——魯，連姜尚的封國——齊，也僅僅是「侯」爵。宋國封爵高，但國勢很弱（墨子就諷刺楚國攻打宋國是百萬富翁偷盜破落戶），春秋時老打敗仗。其他諸侯國的統治者對宋國又嫉妒，又看不起，嘲笑可以化解因嫉妒而產生的痛苦。
三，宋國既然是殷人之後，其它各國統治者多是周族姬姓之後，周、殷兩族文化差別很大，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雖然，殷人受封於宋以後，政治制度上不會完全保持殷商那一套，一點變化沒有，必然向周靠攏，但文化習俗上必然保留許多殷族的東西。孔子晚年做夢「奠於兩楹之間」，說這是殷人習俗，自己是殷人之後，恐怕壽數不多了，可見當時殷人還是有許多不同於周人的習俗的。這就會令宋國四周許多姬姓諸侯國的統治者和人民看不慣（如阿Q鄙薄城裡人把「長凳」稱之為「條凳」；煎大頭魚不放半寸長的蔥葉，放「蔥絲」等），被看作是異類。宋國人自然會受到周族人的嘲笑。殷族人在他們眼裡一切都是可笑的，於是後代說到愚人鬧的笑話，常以宋人為模特。
四，從西周進入春秋之世後，諸侯國之間的戰爭頻繁，政治力量重組，原有的貴族制度解體，貴族社會的遊戲規則也逐漸消失。奇怪的是國力中下的宋國卻還保留許多不適於競爭貴族的禮儀制度。如宋襄公在與楚國作戰時「不鼓不成列」（對方不排好隊列，自己不進攻）「不殺二毛」（不殺年老的軍人）等等做法就屬於貴族戰爭的遊戲規則，春秋時代已經不被理解。
《左傳》寫到宋國與他國作戰時，常常當作笑話來寫，可見春秋時人對宋國統治者和殷族人的一些做法是抱嘲笑態度的。如《左傳·宣公二年》記宋國與鄭國之戰：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使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這個故事很像一篇詼諧小說。宋國上下都有點特殊性格，這是不是與殷族的民族性有關呢？鄭國（鄭國也不算強大）伐宋，由宋國華元為主帥出兵抵禦。戰爭不利於宋。宋的一個將官狂狡積極迎戰，但他看到一個鄭人逃到井裡，便把戟柄遞給鄭人，救他出井。不料鄭人藉此俘虜了狂狡。華元在兩軍大隊人馬對壘時也被俘虜了，他是因為在戰前宴會上忘了給自己戰車的馭手羊斟分羊肉。當兩國交兵時，這個馭手說：「分羊肉時，你作主；現在打仗了，我作主。」於是把兵車馳進鄭國軍隊。華元被俘。後來，宋國用100輛兵車。400匹戰馬贖回華元。贖金剛送了一半，華元趁機偷跑回來。到了宋國城外，他立在城門口報名而入。羊斟先跑了回來，華元見了他說：「不賴你，是你的馬出了問題了吧？」羊斟回答：「是我故意的，不能怨馬。」羊斟回答了華元，便跑到魯國去了。宋國加固城牆，防備鄭國再來入侵。華元主持這件事。一次，他在巡視工程時，筑城的民工唱起打夯歌：「瞪著大眼睛，腆著大肚子，敗軍之將挺神氣！濃密的鬍子長滿腮，丟盔卸甲逃回來！」華元讓自己副手回答：「牛兒全都長著皮，曠野的犀牛還很多，丟點盔甲算什麼？」筑城工又唱：「縱然犀牛都有皮，您到哪裡找油漆？」華元對副手說：「他們人多，我們說不過他們，趕緊走吧！」這是宋國戰史的記錄，也是宋人性格的展現。狂狡這個人勇敢善良，但不宜於做將帥。華元也是如此，他有貴族的全部的教養，勇敢，遵守制度，有禮貌，寬容，總是給人留有餘地……然而這一切都因為他打敗仗，成了「棄甲歸來」的敗軍之將，因此，那些好的品質都成了笑料，上上下下，包括《左傳》的作者都不原諒他。戰勝對方幾乎成了當時唯一的價值，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計了。後世人們常常說的「成王敗寇」。其實從這時就開始了。這種人在激烈的競爭中、在以勝利為惟一規則的時代，當然會被人們視為蠢貨。
宋人被嘲笑是與他的國家密切相關的。
4，還有一個「鄭人」
法家理論，苛酷寡恩，韓非子愛講笑話，其中許多笑話給讀者的感覺是陰冷的，但他講到鄭人時有點例外，鄭人的故事往往是使他開心的笑話，他的開心使整個笑話的氛圍也開朗起來。我們讀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寫到這些時很開心，下筆很放鬆，有點肆無忌憚地嘲笑他們，不必有什麼顧慮。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外儲說左上》）
古往今來許多爭論與此相似，永遠不會有結果，誰最有耐力，能說到最後，就是勝利者。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外儲說左上》）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筑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筑，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說林下》）
人有親疏，人們所表達的意見不應該有親疏。實際上在有權者聽別人說話時首先是想像言者的動機，推度他為什麼會這樣說？當然推測的結果是由言者與聽者關係的遠近決定的，話的內容反而是第二位的了。常言告訴人們不要交淺言深就是這個意思。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像吾故袴。」妻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眾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鬥。
鄭縣人卜子妻之市，買鱉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鱉。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以上《外儲說左上》）
這幾個笑話中出現的鄭人都是可笑的。他們有的貪生怕死，聽說敵人來了，還沒有交手，他先嚇死了。大約敵人沒有什麼動靜，恐懼勁頭過去了，他又活了過來，彷彿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他們愚昧，還很教條主義，「寧信度，無自信」；比照舊褲子做新褲子，就要在新褲子上挖個洞，做到百分之百相同。這個「卜子之妻」是有些缺心眼，不僅給丈夫的新褲子上挖洞，買活鱉竟把它放到河裡飲水，讓它白白跑掉。鄭人誇誇其談，好說大話。一個說與「堯同年」，一個說與「黃帝之兄同年」。他們的愚昧還表現在不相信別人，自己不認識「車軛」，別人好心地告訴他，他還認為別人欺騙他，非要跟人家動手。同樣的話，兒子的告誡，他就相信；別人的告誡，他認為是試探。東西丟了以後，這位鄭人還「智其子而疑其鄰」。這些形形色色的鄭人，在韓非的筆下都是很可笑的。為什麼都是「鄭人」？韓非是不是有些地域歧視？這是毫無疑問的。
韓非是韓國的貴公子，韓國的貴族，而鄭國是被韓國消滅的。三家分晉，魏、趙都各有輝煌時期，戰國七雄中的秦自不必說，齊、楚、燕也都各自強盛過，惟有韓國，除了建立之初（前375年）滅鄭國以外，真是乏善可陳。於是滅鄭成為韓國人永恆的光輝的記憶。韓國滅鄭後，把國都遷徙到鄭（現在河南的鄭州），韓國貴族們每天面對的都是「鄭人」，為了回憶自己的曾經的光輝，這些鄭人就成為他們嘲笑揶揄的對象。這也說明儘管到了韓非時代（前280？—前233？），韓國已經以鄭為都城100多年了，韓國人與原有的鄭人都經歷三四代了，按說兩國的人民應該磨合得差不太多了，然而從韓非大量關於鄭人的笑話來看，韓鄭兩國人的關係還沒有擺平，這是因為韓國貴族對鄭人的歧視仍然沒有多大變化。因此，他在敘說鄭人的笑話時才使讀者感到他很開心。其實不久之後，韓國人民也面臨著與鄭人同樣的命運，做了秦人的亡國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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