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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怪事:小學生往老師臉上撒尿

文革怪事見聞(之二)

 2012-02-25 14:4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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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下放成風,除了知青下放,又有居民下放,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被全家下放到農村。這些人家被限期下到農村,他們只得鎖上城裡自家的門,攜老扶幼,拖家帶口,被汽車運送下鄉,有的被丟在岔道口。有的大隊不收,無人來接。這就苦了下放的人,叫天不應,叫地無聲,進退不能,不知如何是好。下到農村,逢到好心的鄉民,便慶幸不已。迂到刁鑽的人,則就度日如年了。下放幹部情況也差不多。他們有的從老遠的大城市被一擼到底。下放到一個地處深山密林的小村落,既人地生疏,又生活無門,真到了山窮水盡地步。有的在農村撐不下去,丟了性命。有的老人熬不過幾天就大病不起,農家忌諱,不讓生人死在村裡,下放家人只好把病危老人搬到村口的茅草棚中奄奄等死。一些原本在城裡中小學教書的老師,由於「出身不好」,也被趕到農村去教書,有的分配到高山深林的村子去。人都有一定的適應能力,久而久之,這些下放的人有的雖然活得十分窩囊,死了好幾個,但大部分總算活下來了。他們覺得農村也有趣,山中有許多隨便可採的紅菰、香菰、竹筍、草藥、野果,還有可做傢俱的木頭。田裡、水溝裡還有、田螺、泥鰍和魚蝦。當地人抱怨,下放幹部採菰時把菰種也搞光了,抓魚時把小魚也撈完了,許多東西都被一掃光。後來落實政策,許多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他們便自己動手,製作了小凳子,小圓桌,小木箱設法往城裡搬。這些用具回城後可真派上用場。居民回到城裡,發現房子霉跡斑斑,蛛網滿室。有的房子頻臨倒塌,有的則被他人佔用。但改革開放後,大家生活不斷提高,城市傢俱式樣在大步改進,這些農村帶回的傢俱太不時髦了,於是成了一種牽起坎坷回憶的紀念。

知青下放與居民下放、幹部下放,又有不同。知青下放,出工回來,做飯、洗衣、縫補全靠自己。有的知青下放時才十七、八歲,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孩子。突然離開父母,到一個離家遙遠,人地生疏的農村去獨立生活,艱辛可想而知。剛下鄉時,有些新鮮好玩。久而久之,看到人家走門路,送厚禮,託人情(文革時腐敗己經拉開了序幕)紛紛上調回城,於是慌了手腳。隨著年齡越來越大,婚姻、工作無著,城裡父母多病,無人照應。於是焦急萬分,這給一些不良分子有了可稱之機。知青要上調,有幾種人把關:所在地大隊書記,公社書記,城市四面辦幹部,知青帶隊幹部。這些人中的不良分子重點動起了女知青的腦筋。他們向女知青暗示,如果上調辦成了,「如何謝我?」女知青提出買一架上海牌手錶相送。對方仍說「你認為我最需要什麼?」經過糾纏,女知青終於明白了。她們自我防範意識甚差,為了前途,就這樣中了圈套。有一個大隊書記的兒子,憑藉老爹對知青的生殺大權,竟姦污了7個女知青。若沒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作夢也別想吃到這麼多的「天鵝肉」。如今可是她們主動送上門的。女知青上調後,出於羞恥之心,也怕把付出大代價的收穫丟失,自然守口如瓶。這讓大隊書記兒子一類佔到便宜的傢伙暗自高興。這是文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陷入困境的男知青又不一樣,他們絕望之餘開始膽大妄為,在農村逃避出工,偷雞打狗,暗中毀壞莊稼。有的睜著紅眼,陰沉著臉,手持柴刀,揚言要殺人。農村人對下鄉來的幹部總是警告說,不要去惹他,他會殺人。有的知青下鄉,出工賺不到生活,還向家裡要錢要糧,羞於見人。離家遠的知青,積不到路費,實在想家又多年不能回家。悲情難抑的於是自殺。後來在各地建立知青點,全體知青集在一個點,情況略有好轉。

1967年開始,造反派分裂,先是辯論,而後發展成武鬥,幾派都去衝擊部隊,搶奪槍支彈藥。原本平靜的街道令人難以置信地用沙包壘起了雕堡,擺上了鐵絲網,駕起了從部隊搶來的機槍。各派佔領的制高點,也架了重機槍。一時街上炸彈聲、槍聲響成一片,讓行人提心吊膽。一個女人早起去河邊園中採豆角,不知何來一槍,應聲倒地,頓時喪命;一個中專生上街,一出弄堂就被擊中,屍體擺放一天無人認領;一個青年人剛結婚,被派去大橋放哨,遠處掃來一梭子彈,腦袋全打碎;有一部反映文革武鬥的電影叫《楓》,講的就是兩派在武鬥時,身為領頭人的姐姐將對方派弟弟擊斃的故事,類似這種情況,在當時的現實中並不少見。中央有話,「文革」中打死人(包括誤傷)不追究,於是以後武鬥死得更多。當時由於有部隊和民兵介入,兩派武鬥很講戰術,有進攻戰、防禦戰、伏擊戰、偷襲戰,有時一戰下來死七八個;有時見一隊突擊手,三、四個人抬著一架重機槍,對著一座高樓狂掃,嚇得街上的百姓趕緊東躲西藏,一條街頓成死城;雙方武鬥,打死的稱「烈士」,於是上千人抬屍遊行,喊口號,放國際歌音樂,扛花圈,放鞭炮,隊伍有意通過對立派的防區,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居民們為此捏一把汗。

家庭也出了派性。我有家親戚,原本十分和諧,但文革中卻各自參加了不同派,常為觀點不同而吵得不可開交。一次上門女婿拔出手槍對著岳父的頭,說要「崩掉你。」為派吵架的家庭很多。中央對此很是讚賞,說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了。

文革時「四類分子」被隨意處置。有的「四類分子」召集人, 被派去通知「四類分子」開會,沒有完成任務,回來被活活打死,死者滿身是血,造反派通知其親屬收屍,親屬大氣也不敢喘;有的「四類分子」身上被隨意掛上手榴彈,下手人用煙頭點著導火線做遊戲,「四類分子」被炸得粉碎。文革中「四類分子」如同牲口,可以隨意宰割。

有一個戴著「歷史反革命」帽子的人去磨巴蕉芋,倒霉地是巴蕉芋一倒進磨槽,機器便停轉了。大隊幹部想由此抓個「階級鬥爭」的典型,硬說他在巴蕉芋中藏了雷管。事實是此時一個農民在河邊放牛,牛腳踩到水閘門,水停轉,機器也停轉。大隊幹部雖然未查到有雷管爆炸痕跡,也知道了牛踩水閘的事,為了把「階級鬥爭一抓到底」,還是把磨芋人押送城裡關了半個月。後來又無中生有說此人家中有藏匿武器,又把他十分破爛的房子地板、牆壁到處挖洞,當然又是空忙一回。這次「抓階級鬥爭典型」並沒有抓出成績。

有個公社書記,以談改造思想為名,強迫一個地主十六歲的女兒搞雞姦,事情敗露後,給他安的罪名是「喪失階級立場,腐化墮落」,並不提殘害少女的罪名。

春節是中國人的大喜日,這一天都要說吉利話,做吉利事,逢好兆頭。但偏有七八個「有問題的」中學教師,「四類分子」則在大年初一由學生押著,被趕了上街,他們頭上戴著高帽,身上拴著繩子,手上敲著鑼鼓,邊走邊念「我XXX」,並要呼喊打倒自己的口號,還要加上一些自我污蔑的詞,讓這些高水平的教師威風掃地。他們遊街後回家,親人趕緊做了一碗雞蛋面,好讓他們驅除晦氣。

文革中批判「師道尊嚴」,提出「知識越多越反動」,「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報上見一則消息,一個幼兒園老師上課時要小朋友「小手放放好,小腳並併攏」而被批鬥,說她宣揚了「師道尊嚴」;家鄉有一所小學,女老師被男學生勒令站住,這個學生爬上高臺對著女老師的臉小便,女老師還不敢躲開,過後只好含淚拭去;有的小學生把大便、蛇放到女老師的包裡取樂。

文革中的教師特別沒有地位,被歸入「臭老九」之列,連老婆都難找。

中央又髮指示,「深挖洞,廣積糧,要準備打仗。」上級領導要求各單位都要挖防空洞。許多單位聞風而動,緊急動員。挖洞人員實行三班倒,晚上直干到通宵。一個小小的縣城,一個月就挖出了大小不等的幾百個防空洞。加夜班的吃一餐夜點,不收糧票不收錢,雖然很辛苦,但覺得也值,白吃了一餐。美帝蘇修並沒有派飛機來,防空洞也就派不上用場。後來有的崩塌了,有的堆放垃圾,有的被老百姓用來關雞鴨,貓狗。改革開放後,有的被整理成冷飲冰廳,有的給水果商儲香蕉,更多的則在舊城改造時被剷平。總之大多數是廢棄了。即便如此也不能說「勞民傷財」。就如1958年大煉鋼鐵,學校停課一兩個月,組織上千師生去淘鐵砂,有的深山樹木被砍光去燒炭,師生日夜加班煉鐵,損廢了大批工具。還動員學生獻鐵。有的人家相信共產主義就要到了,吃大鍋飯了,家裡的東西用不著了,因而把正在煮飯用的鍋也獻了出來。忙乎了一陣,結果根本煉不出好鐵來,於是連生鐵、鐵渣、鵝卵石、泥土、木炭板結在一起交帳。大堆剩餘鐵砂則乘天黑偷著倒掉、填埋。明擺著得不償失,但報紙指責「得不償失,勞民傷財」是右派言論,所以大家只是心中有數,不說罷了。後來才知來頭,批「得不償失」是衝著彭德懷來的。

有一座地區級行政機關辦公樓群,有長長的圍牆。牆面原為白色,「紅海洋」時刷成紅色,林彪提出「準備打仗」時塗成黑色,覺得不符防空規範,馬上又改成綠色,大面積的牆面用的也都是漆。後來說是防美帝蘇修來轟炸,機關索性搬走了。還有一些單位較高的樓頂則每天播上綠色樹枝來子防空,一天一換,因為太麻煩,改成幾天一換。有一個縣則把千年的古塔也拆了,說會給美帝蘇修的飛機當目標。

文革時期已從三年飢荒中走過來,略有好轉,但百姓仍然窮。特別農民,大多衣衫襤褸,神情麻木,並不見有「翻身」的跡象。儘管「貧下中農」在文革口號中響噹噹,但去農村看看,全不是一回事。許多農家孩子大寒天氣仍缺寒衣,上身穿著極不合身的大人舊棉襖,下身只穿勉強遮住膝蓋的單褲,沒有襪子,全身凍得發紫、發顫,滿臉沾著干鼻涕眼淚,常在村邊燒松枝烤火,以至煙灰扑面。有的農戶儘管缺衣少穿,但為了急用,還是含著淚把領來的布票賣掉。他們後山種的果樹,也會被砍掉,他們挑地瓜苗到城裡去賣,照樣會被沒收,菜籃會被踩扁。他們如果對水稻密植、對「割資本主義尾巴」等農村政策懷有異議,照樣會被拉去批鬥。城裡工作組到農村,帶著一把尺子,站在田埂上對著插好的秧苗橫量直量,凡超過了四寸的便要農民拔掉重種。農民拗不過,只得拔掉重來。工作組一走,農民又返回原來種法,並說,「你們可以一拍屁股走人,長不出莊稼,餓死的是我們。」此話被人上告,「貧下中農」也挨批,罪名是「反對密植,對抗工作組。」一些貧下中農勞動是老把式,從不偷懶,但在實行「政治評工分」的時期,他們卻成了「三角勞力」,遠不如上午十點多走到田頭,召集農民讀幾段語錄,念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就回家睡覺的來得吃香,這些人往往工分最高。「四類分子」就更糟了無論他們怎麼幹,工分也最多是三角勞力,一天七分左右。平時還要被大隊派許多義務工,如抬重物,修水庫,打掃會場等。

城裡經常派幹部組成工作隊,到農村去抓階級鬥爭。下農村必須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搞「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時幹部們親身感受到了農民的極端貧困。床上被褥破破爛爛,草蓆下墊著霉味的稻草,跳蚤成群。老年人生著病,因無錢醫治,只是熬著。煮菜無油下鍋,天天吃著清水海帶煮蘿蔔、還有自製的豆腐乳、咸菜。有的人家用一塊發焦的豬皮在鍋邊上擦了一遍,算是下油了。還把肉皮收起來,說是下次還要再用。無論干飯、稀飯,都摻進大量地瓜絲。這種東西,現在農民只是用來餵豬。住房都是木板房,難擋風雨。有的住土改時從地主家分得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破爛不堪了。家中除了農具和破破爛爛幾件傢俱外,可謂一無所有。好些小孩無法入學,從小就幫大人幹活,抵勞力,看著都心酸!農民也有生活好些的,主要是勞力較強的,或家裡有人在工作的,但必竟少數。農民說,每年政府徵購糧食,名目繁多,有「愛國糧」、「餘糧」、「議價糧」、「加價糧」。這些糧,公社來催,大隊來催,小隊來催,工作組來催,糧站來催,無論如何逃不掉啊。交完後就嚴重缺糧了。政府有時返回一些,叫「回銷糧」,但遠遠不夠吃,只維繫一下,常要大量青菜、薯類來添補。自留地又受到嚴格限制。在大批劉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時,自留地乾脆被取消,這可把農民抗苦了。由於大隊無「副業」,田裡辛苦勞動一年,工分值很低,有的隊10公分才七分錢。也就是說,家裡一個正勞力,辛苦勞動了一天,才得七分錢,並且還要等年終分紅時才領到錢。雖說那時物價很低,但七分錢也買不了東西。平時缺錢,只好打借條去大隊借,還得要大隊書記批准。許多人年終分紅居然倒欠幾十元、上百元。副業也不是隨便可搞,要大隊分配,並且為了「堅決堵住農村資本主義道路」,搞副業有嚴格限制。城裡也在堵,農民砍一擔柴到城裡賣,好換幾斤鹽,不想挑到城裡,才放下不久,柴火、柴架連同扁擔全被糾察隊或工商所沒收了。城市糾察隊和工商所類同於現在的城管。但城管是不讓違章擺攤點,而文革中的糾察隊和工商所是根本就不准你賣東西。文革中有些成份差的農民,兒女結婚,請幾個親友,結果滿桌飯菜,連同煮菜的鍋都被沒收,擺到大隊去示眾,說是搞「三封四舊」,拉攏幹部,影響生產。人被罰,食物則擺在大隊的房間裡任其餵蒼蠅。那時政策是要把農民死捆在人民公社集體田裡勞動,但光靠這樣,生活如何維持得了?那時農民(也包括城裡人)外出要大隊打證明,限期回隊,沒有證明不能住旅社,無法買車票。如果去投親訪友,說不定迂上查戶口,先不先就會被關一夜。

文革中還有一種「貧下中農」是真正翻身了。他們平時好吃懶做,哄蒙拐騙,素來被人看不起。因善於營鑽,在文革造反風浪中走了運,扶搖直上,揚眉吐氣。這種人在小說《芙蓉鎮》人物王秋赦和《從囚徒到省委書記》人物郎仁池身上,你可以找到十分真實的樣本。《芙蓉鎮》中的王秋赦,文革結束後發了瘋,在大街上高喊「文化大革命萬歲!」「再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何等囂張。他們緊跟「四人幫」,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文革後期,「四人幫」被抓。這些人憑藉手中權力,組織對抗。成了「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頭頭。1983年全國開展「嚴打」,提出「要像當年鬥地主一樣地開展對犯罪份子的鬥爭」。這些分子受到嚴懲,有的甚至押赴了刑場。這是後話。這種人,在文革中,是特殊既得利益者。

還有一種文革特殊既得利益者。他們是真正貧下中農子弟,正趕上「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好機會,於是小學還沒有畢業就上了大學。但在大學,如何讀得進書?只有去參政治。大學也不敢怠慢他們,到時候照樣讓他們領到畢業文憑。回到地方參加工作後,名曰大學生,但一無所長。但單位也不敢怠慢,於是安排他去搞人人都會做,又人人都不會做的政工一類的工作。這很可能有兩種結局:一種是順應時代潮流,入了黨,派到黨校培訓,順著形勢往前走,以後輝煌騰達了;一種是靠造反起家,在地方上為非作歹,1976年權力更迭之際,錯估了形勢,死死緊步「四人幫」後塵,與鄧小平的新政作對。這樣,他們的下場可就慘了!如今好些為文革唱讚歌的,估計是這些文革特殊利益既得者及其後代表。

文革中農村貧困,城市略好些。(即便三年大飢荒時,城市餓死的人也較少,因為起碼還有糧食定量,大人每月最少有米每月24斤,油4小兩。但因為那時每頓飯太「沒有油水」,仍感飢餓難當。)但是飢荒時期的票證,一樣也沒有少。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在飲食店門前留連再三,後來向我討糧票,說她十分想吃包子,可惜沒有糧票。我送她二兩,她流著淚千多萬謝。有一陣,飲食店連扁食、油條都要收半兩糧票。由於物資極度匱乏,因而走後門成風,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鐵殼熱水瓶、搪瓷臉盆、毛巾、被面、糖菸酒、魚類、油類、肉類、糕點類……都要請有關領導「批條」才能買得到。那時,口號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工人、學生、商店職工、機關幹部經常要下鄉支農,幫農民插秧、耘田、割水稻。一方面「工農業大發展」宣傳又震天響,但糧食、生活用品仍如此奇缺,不知「全面發展」到哪裡去了?

縣革委會竟然下發文件,動員人們去收集腐敗的水果來造酒。

文革中去照一張相,總要說過一個月來取。現在照相,立即可取。照相人說,不單是技術,也有想法,文革時吃「大鍋飯」,多干又沒有多得,何必去多干。有時還會被斥為「以生產壓革命」。(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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