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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勤勞的爸媽 一直活得戰戰兢兢

 2012-03-10 07:4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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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很聰明,有靈活的生意頭腦,她很勤勞;我的爸爸,他簡直是個能工巧匠,他非常勤勞。他們有著一個最基本的美好心願,那就是衣食無憂,家庭幸福,他們一直為此奮鬥努不已,但在中國,在當代中國,他們卻一直活得戰戰兢兢。

我爸爸在90年代初期就到上海打工,是四川最早一批外出謀生的農民。他當時在拆遷工地當工人,施工隊裡出事是一件家常便飯的事情,小則傷筋動骨,大則命送異地。我媽媽1997年也去了上海,最初在施工隊裡做飯,然後在工廠做工,最後只有初中一年級文化水平的她敏銳而大膽滴做起了賣烤肉串這個小生意。

我媽現在對肉串生意記憶最深刻的是「沖攤」,沖攤,就是一熘小攤正在熱火朝天做生意,遠遠有城管過來手提棍棒走過來,像見到猛獸,所有小販丟下自己的家當財產,撒丫子逃命。等緩過來,最值錢的推車什麼的已經不見了,地上一片狼藉,大家找找還能收拾的東西,各回各家。

隨後,開小麵館,開麵包店,在這些低利潤、高房租和手續繁瑣的行業底層,我百煉成鋼的爸爸媽媽一直在和有關方面鬥智鬥勇,不屈不撓。

生活一直處在一種動盪的危險裡,他們一直活在一種害怕和焦慮的不安中,最開始他們以為這是手裡沒有任何資本的緣故。

03年,有了一點儲蓄,爸爸媽媽轉行做舊建築材料,就是在拆遷工地上回收各種木頭材料、門窗、瓦片這些,再整理賣出。這個活非常累,經常是在一堆建築垃圾,水泥、土、磚頭、廢物,裡面刨出有用的東西,說白了,就是撿垃圾。但累其實不值一提,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決。

整理堆放材料需要場地,而規範合法而且便利的堆放場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基本不可能,說到底,他們做的只是小生意。所以一般是在郊區找要開發又還不急於建設的地方,找到相關負責人,活動活動,租下一畝左右的場地,沒有任何保障地安營紮寨。

這樣的地方通常挨近臭水溝或垃圾場,沒有任何生活設施,房子是用舊木板搭的一兩間棚子,水電自己想辦法,總之就是自生自滅。即便這樣,穩定依然是沒有的,場地提前開工了,負責人調換了,上面的檢查嚴格了,或者只是因為那個附近的居民不爽了,你便應該知趣識相地趕緊滾蛋。

我爸爸媽媽他們8年裡平均搬家頻率是一年一次。以至後來我爸爸媽媽完全可以半天蓋好一座「房子」,一天解決所有搬家帶來的混亂,效率之高,質量之好,他們才真正明白時間就是金錢的真諦。

然後就是買主,這些材料的買主有小包工頭,也不乏大工程負責人,這些材料完全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至少質量不會比那些「高效率」生產出來的新材料差,或者差一點大概也無所謂,重要的是價錢要便宜一半甚至更多。但永遠不會出現固定的銷售渠道,永遠是摸著水過河,有的時候新搬到一個地方無人知曉,木頭材料白白爛掉都是可能的。

做這個生意的時候,我媽一直用「天要生你就會養你」這句很土也很有哲學味的話安慰我爸爸,他比較悲觀,一有動盪便會唉聲嘆氣。

而我媽是比較樂觀的,一直說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受益者,在混亂的大官大商拼擠斂財的縫隙裡,至少他們削減了腦袋還能在人群裡撿到一些利益的殘渣。

但我媽的樂觀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說了,我媽最開始以為她的不安全只是來自於赤裸裸的一窮二白,但後來她發現不是這樣的。

07年,我們家有了一點存款,當時正是中國樓市叱吒風雲的時代,我們老家不少人傾其所有都在縣城買了房子。我媽經過仔細權衡,決定把錢留給我和我弟弟讀書,她已經很前衛地把子女教育看做一項投資了。她曾親眼目睹我伯父,一個本分盡職的鄉衛生院院長為了供兩個兒女讀書,如何節衣縮食,砸鍋賣鐵。我伯父至少還是公家的人,而她只是個農民,所以她怕,非常怕。說什麼,她也要把錢存著,她覺得那是保障。

但到2011年,我的爸爸媽媽發現他們的想法跟不上形勢了。雖然她手裡的錢略有增多,但和人民幣自由落體般的貶值速度比起來,那點增加簡直微不足道,也就是說,錢根本是放不得的。她想把它變成稍微有保障一點的東西,黃金這種硬通貨不用考慮,那需要真正有閑得發霉那麼多的錢。

她再次鄭重地考慮房子,不過幾年前的房子在這個時候已經孫悟空一樣,在價格上翻了n個觔斗雲。好在趕上新農村建設,我們家的土地幾乎全被規劃在建設用地上,於是一下子憑空掉下了許多錢。

我媽正式決定在城裡買一套房,那套房子現在還沒完工,但大部分存款掉進了首付,而漫長的還貸之路還在等待著我們全家人。其實促使我媽下定決心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她發現,在我們老家,在城裡若沒有一套房子,娶媳婦比登天還難,姑娘們也許比她還沒有安全感。雖然我弟弟還沒到那個年齡,但我媽覺得這樣的未雨綢繆實在很有必要。

買房子是為了讓那點不足為道的存款不至變成一堆廢紙,但買房過後,我媽媽的不安全感更深了。

農村的土地本來是他們的退路,雖然務農的高成本低回報本就是一條死胡同一樣的路,現在這條路被徹徹底底切斷。城市裡的生意是他們現在的立身之本,但現實是做了八年的生意早就開始愁雲慘淡,建設廢地越來越少,買主更是越來越少。隨著社會第一次轉型期的完成,社會的利益分配越來越嚴絲合縫,已經遺落不下多少殘渣給底層小人物。城市這個上帝曾經對他們打開的窗正在一扇一扇關上,而門從來就沒有打開過。至於出路,那一直被押在我和弟弟身上,我們都很努力,念了不錯的大學,我媽一直對這項投資的回報信心滿滿,但不幸的是,她一直熱烈而執著地關注新聞,她唯一倖存的一點信心也開始動搖。

回顧我的爸爸媽媽的打拼歷程,勤勞節儉是用不著預設的基本前提。起早貪黑,我們全家每個人腳上都佈滿廢鐵定刺穿的疤痕,三四十個小時的火車從來都是硬座往返根本不值一提。值得一起的是,他們還算有頭腦的,在我們家鄉已算比較成功;他們還很幸運,我們家從來沒有遇上任何天災人禍,甚至交了好運,偶然地有了一塊很值錢的田,而這田是為了讓更多的農村人住上新農村的高價房;他們還很善良,從未做過坑矇拐騙良心不安的事。至於代價,他們上無力在家侍奉老人,下不能和兒女團聚,長年漂泊讓他們覺得任何地方都不是家,他們的一輩子從未獲得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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