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槍響之後(圖)

歷史將永遠記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陰沉，寒氣逼人。在北京新華門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開槍，共殺死和平請願的學生、民眾四十七人，傷二百多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段祺瑞政府衛隊與群眾對峙的情形(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當天的《國務院通電》稱請願學生、群眾是「暴徒」，第二天的《臨時執政令》進一步指控極少數著名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如徐謙、李大釗、易培基等）「嘯聚群眾」，「散佈傳單，率領暴徒數百，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棍，襲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三·一八」的陣陣槍聲震撼了幾乎所有知識份子的靈魂。

「三·一八」的第二天，周作人就寫下《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不僅指名道姓地憤怒譴責段祺瑞等殺人者，對無動於衷、至少袖手旁觀的國民軍也毫不客氣。他連續在《京報·副刊》發表《對於大殘殺的感想》、《可哀與可怕》等文，為學生劉和珍、楊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對「不知哀矜」的男女感到可怕。

第五天，他寫下了《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發表在3月29日的《語絲》七十二期），譴責「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認為「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他說：「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紀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穩而不激烈，但對死者的追念，對政府的譴責、抗議則沒有什麼兩樣。

4月5日，《語絲》七十三期發表了周作人《新中國的女子》，對犧牲學生給予極高評價，覺得「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與《紀念劉和珍君》一樣熱情地謳歌「新中國的女子」。

面對「三·一八」的槍聲，在暴力和血腥面前，當時無數的知識份子沒有被嚇倒，而是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守住了一個知識份子良心的底線、人道的底線。

溫文爾雅、以寫《荷塘月色》著名的朱自清先生，時為清華學校老師的他也參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會遊行，親身經歷了從死屍堆裡爬出的血腥一幕。作為屠殺的見證人，3月23日，他在屠殺後五天內就在悲憤中寫完了《執政府大屠殺記》。他說：「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為了讓國人「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他詳盡地記下了那駭人聽聞的公開殺戮，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感所聞。槍響之時，他還以為是空槍，直到鮮紅的熱血滴在他的手背上、馬褂上，他才清楚屠殺發生了。他說，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鮮血的「紅色我永遠不忘記」，那近在耳旁的傷者的「呻吟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清楚地記下光天化日下的獸行，為歷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貴記錄——

有些人雖倖免於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袴為止。

他還記下了值得紀念的兩件事：

一是清華同學韋傑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死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為，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在那場慘劇中，他的學生韋傑三被罪惡的子彈擊中，挨不到三天，在一個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時48分）他的微笑就永遠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淚寫出《哀韋傑三君》（發表於4月9日的《清華週刊》）。他反覆地說韋傑三是一個可愛的人，反覆地說起韋傑三的微笑。他說「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門下電車時還見過韋傑三的最後一面：「也照平常一樣，微笑著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願意親近一切。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無論多少年後，凡讀過這篇文字的人又有誰能忘得了韋傑三永遠的「微笑」呢？

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公祭大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據報導，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於是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時任女師大教務長、劉和珍的英文老師林語堂，在劉和珍她們「被難後之第三日」就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發表在《語絲》七十二期），說自己經過了「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她們「是代表我們死的」。「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

剛動過手術的梁啟超先生在醫院對記者表示自己「極為憤慨」，認為「無論在任何國家，均非依法從嚴懲辦不可」，否則就是政府「自棄於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輕的詩人聞一多在《晨報》副刊《詩鐫》發表《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以飽含深情的語言歌唱為自由、正義而血灑鐵獅子胡同的死難志士，稱「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亂如麻！

…………

劉半農的詩句，經趙元任作曲後傳唱全城，悲愴、低沉的旋律飄蕩在二十世紀音樂史的上空。兩個文弱書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學者」的羽毛，不憚鐵血、子彈，唱出了一個民族無比悲憤的心聲，成為衰亡民族不屈從於強權與暴力的見證。

即使如《現代評論》週刊，也並不都是陳西瀅式的「閒話」。主編王世傑的《論三月十八日的慘劇》、主要撰稿人之一陳翰笙的《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一致抨擊軍閥政府的殺人暴行。身為北大法學教授的王世傑還在《現代評論》連續發表《京師地檢廳與三·一八慘案》等文，明確提出法律制裁問題。他根據大量事實斷定「此次殘殺，是一種預定計畫，不是偶然發生的事實。段祺瑞以及其他參加殘殺計畫的決定的人，自然要與他土匪式的衛隊，同為本案的責任者」，並一針見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與庶民百姓一樣受制裁嗎」這個問題。

許士廉、高一涵等也紛紛發表文章公開譴責政府。作家楊振聲和凌叔華等則以「三·一八」為背景發表了短篇小說《阿蘭的母親》、《等》等。翻開當年的《現代評論》，那個以自由主義為導向的溫和的知識群體針對「三·一八」慘案發出的聲音和其他優秀知識份子並沒有什麼兩樣，歷史的真實面目就是如此。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邵飄萍辦的《京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消息，廣泛深入地報導「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報》第二版刊出題為《國民擁護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的長篇報導，副標題是「死三十餘人傷二百人死傷確數容再詳細調查」（其時，如韋傑三君還輾轉呻吟於醫院中，並未斷氣），率先公開報導了「國務院門前之屠殺」，確證「中彈倒地之男女甚眾，滿地皆血，哭聲震天」，並刊登了七十多位傷亡者的姓名、單位、籍貫、職業、性別及負傷的部位、傷勢等詳細情況，以血寫的事實把段祺瑞政府釘在了歷史的被告席上。

這一天，同時發表了邵飄萍先生連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還調整版面，刊出請願代表撰寫的長篇紀實《民眾大流血之別報》，揭露慘案真相。

3月20日，《京報》發表邵飄萍親筆寫的社論《可謂強有力之政府——舉國同聲痛哭，列強一致贊成》以及特寫《小沙場之戰績》，辛辣地嘲諷段祺瑞政府「以國務院為小沙場」，彈無虛發、屍橫滿院的「戰績」。同一天，《京報·副刊》發表了石評梅的《血屍》，幾天後又刊出她的《痛哭劉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報》發表《警告司法界與國民軍——段、賈等可逍遙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殺案要點》。這個普通報人、這張民辦報紙居然在當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緝拿要犯公開審判，使犯罪者伏法」這樣要命的問題。

3月22日，《京報》發表《誅人類之蟊賊》、《敬告法大學生》等時評。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會團體、學校在北京大學大操場舉行萬人追悼會，悼念劉和珍、楊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難英烈。邵飄萍親往採訪，並登臺演說，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殺害和平請願的民眾。第二天《京報》作了詳細的報導。

3月31日，《京報》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導慘案真相，印刷三十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僅僅從3月19日以後的十二天裡，《京報》就發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關「三·一八」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達十八篇。《京報·副刊》也發表了魯迅先生等撰寫的有關文章一百零三篇（參見《「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邵飄萍先生慘遭軍閥殺害，《京報》也被封殺，離「三·一八」槍響僅一個月零八天。在上海，葉聖陶在「三·一八」的第二天就寫下了《致死傷的同胞》(發表在3月28日的《文學週報》)；鄭振鐸特地趕寫了話報劇《春的中國》；老牌的《東方雜誌》以不少篇幅刊出「三·一八」慘劇的照片。

以上是1926年3月18日軍閥殺害了四十七人之後，新聞界和知識份子們的群體反映。軍閥雖有殺人的武器，卻也奈何不了他們手中的筆，他們在青年男女們淋漓的鮮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寫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過這些熱血文字，我們依稀看到了這個民族的面孔，在政府開槍殺人之後，本民族的優秀分子，那些文學家、學者、新聞記者並沒有鴉雀無聲，在槍聲面前沉默了，而是公開地發出了正義的聲音。這是一個衰亡民族之所以沒有滅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這些本民族的精華能夠直面強權和暴力，堅定地捍衛人類的良知和人性的尊嚴，我們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年輕的劉和珍君們倒下去了，血泊淹沒了她們年輕的面孔，如果沒有她們的師長們站出來，寫下這些傳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應該是檄文，也許我們將永遠無法追尋她們彗星般的足跡。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師們將和她們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冊。

正因為有了這樣優秀的熱血青年，有了這樣優秀的知識份子，有了舉國上下社會輿論的一致抗議，儘管那個年代依舊黑暗，當時的花瓶國會還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進行調查取證；因此才有了國務院「閣員總辭職」，段祺瑞才被迫頒布了對死難家屬的「撫恤令」，段祺瑞政府也於1926年4月倒臺了，這一切離大屠殺發生還不足一個月。

那些死傷的青年學生未必有什麼高深的政見，但他（她）們都一樣深深地熱愛這個國家。那些老師輩的教授、學者、作家、記者、編輯，政見也許五花八門，對社會的關懷程度也天差地別，有些根本不關心政治，但面對屠殺他們卻異口同聲地發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譴責殺人政權，這就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們的面貌。他們用自己手中神聖的筆，行使了天經地義的抗議權，發表他們文章的報刊《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還有《晨報》（曾公布「三·一八」傷亡者名單），更不用說《語絲》，甚至《現代評論》等都在「三·一八」槍響之後的那些日子裡寫下了永遠值得驕傲的一頁。

（本文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