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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八月」中的抗暴者

 2012-03-28 13:4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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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紅八月」,紅衛兵肆虐京城。在紅衛兵的淫威之下,有沒有人反抗呢?

第一批反對者,可能是所謂的「小流氓」。準確地說,是些學業欠佳的學生,或是由於家庭貧寒輟學混跡於社會的青少年。由於文革前的「無產階級專政」已落實到居民委員會,他們活動的空間非常有限,談不上「橫行鄉里」。紅衛兵殺向社會,首先遭遇的,就是這批人。8月2日,因北京第四十七中學一個學生被紅衛兵打了,這個學生的「哥們」,所謂「小流氓」南鶴齡等人進行報復,用刀扎傷了打人的紅衛兵,8月13日在首都體育場召開了十萬人參加的大會批鬥幾個「小流氓」。會後「小流氓」南鶴齡被判處15年徒刑。在他服刑期間,他的父親和哥哥被紅衛兵打死。中央首長參加了這個大會,對紅衛兵當場毆打「小流氓」的行為沒有制止。(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年版310頁,並可參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241頁)

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門外發生了著名的欖桿市事件。北京女十五中初中的紅衛兵到這個地方的一個「小業主」李文波家抄家、打人,將李文波夫婦關在樓上,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在炎熱的夏天裡,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不堪忍受,執意下樓,被紅衛兵打倒在地。李文波和紅衛兵理論,被紅衛兵拿棍棒毆打。情急之中,他拿起菜刀試圖嚇跑紅衛兵。以後李文波跳下樓,被紅衛兵當場打死。但從這些初中女生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來看,他的反抗只是嚇唬嚇唬人而已。這一事件卻被渲染為「資本家行凶殺人」,並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打人殺人熱潮。9月12日,李文波的妻子被判處死刑,於次日執行。(王友琴《文革受難者》218頁)

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在8月份被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每天被斗、被打。她還竭力檢查自己,說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但沒想到,更大的災難不僅降臨到她自己,而且降臨到她的家人身上。8月26日,十幾個紅衛兵闖進她家,不容分說將她的丈夫孟昭江、她的兒子孟毅揪到學校,連同她一起,輪番拷打了一夜。次日晨,又和其他被關押的「牛鬼蛇神」一起趕到操場上跑步。已經奄奄一息的老校長一頭栽下不省人事。她的丈夫向紅衛兵跪下苦苦哀求。這當然不能打動這些紅衛兵,反而認為這是挑釁,要拿剪刀給他剪一個陰陽頭。孟昭江原來是共產黨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看到親人受到如此殘害,自己又受到侮辱,他實在忍受不了了,就上前搶過了剪刀。這下子惹了大禍。人們喊:「右派份子孟昭江造反了!」「反革命分子殺人了!」馬上皮鞭、木棒齊下。已經傷痕纍纍的孟昭江馬上倒在血泊裡。這幫暴徒又繼續將他反綁四肢,吊在單槓上,棍棒齊飛,將腦袋打破,肋骨打折,血流如注。

郭校長從昏迷中醒來,爬向施暴者,求他們不要再打了。這幫滅絕人性的「革命青少年」卻喊:「原來你是裝死!」兩個紅衛兵將她拖到一個污水坑裡,把她的頭往水裡按,將這位老校長活活嗆死。孟昭江被公安局作為現行反革命拖到拘留所,在水泥地上躺了兩天。第三天才送到醫院,在走廊上躺了半天後死去。他們的兒子孟毅是學油畫的,被分配到北京分司廳小學當老師。當他的父親被毆打,母親被溺死的時候,他被捆在室內的審訊柱上,身上淌滿了血,無法動彈。他被繼續關押了三天後釋放,回到家裡,發現家中被抄得一乾二淨,弟妹們也四散逃命去了。妻子也被迫和他離了婚。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就這樣家破人亡,被毀滅了。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處十年徒刑,直到1978年才被釋放出獄(《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群眾出版社1981版)。這就是他的父親,為保護自己的親人的一個試圖反抗的動作所付出的代價。

同期在師大二附中發生了一個類似事件。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濱海,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三的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是中共鐵道部黨校的一個幹部,受到文革衝擊。樊希曼曾經給兒子寫過一封信,說及文革。這封信被班裡的紅衛兵看到,他們說是「反動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濱海班裡的紅衛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過程中,曹濱海和他們發生爭執。據紅衛兵說,曹濱海在廚房裡抓起菜刀砍傷了一個來抄家的紅衛兵。曹濱海當時就被抓到公安局關了起來。他的母親樊希曼則被抓去學校。當天下午,在師大二附中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台上,這位母親被打死。同一天在校內被打死的,還有這個中學的語文老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親樊希曼被打死後,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又籌備在8月28日召開十萬人大會,在會上把兒子曹濱海當場打死。周恩來召見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頭頭進行勸說,當時十萬人大會沒有開(可參見《記憶》2009年第一期趙文滔《史無前例的打人風與八寶山火葬場》中對此事的記述)。但是幾天之後,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這所中學的幾個紅衛兵頭頭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在當時是極大的光榮。曹濱海的母親被打死了,他自己被關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從此精神失常。(王友琴《文革受難者》79頁)

以上三個被迫害者試圖反抗的例子的共同特點,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時發生的。在前兩個例子裡,「資本家」李文波和「右派份子」孟昭江,如果他們自己面對強權,也許會逆來順受,甘受殺戮,但是他們在面臨親人受到野蠻對待或瀕於危險時挺身而出,予以呵護,從而在最嚴峻的生死關頭盡到了一個丈夫的責任,並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慘重代價。

我們在回顧文革的時候往往感嘆於世道的敗壞、道德的淪落、人性的喪失,但我們也應看到,「在一場一場的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仍舊維持了人性尊嚴的人,悲壯的、偉大的,是這些人的生與死,痛苦與掙扎。」(龍應臺《讓藝術的歸藝術》,《讀書》1988年6期)

来源:《記憶》第35期(有刪改)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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