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造反組織的興衰

一開始的時候，從北京的大學校園裡出現了「紅衛兵」，這基本上是官辦的，他們的背後有「中央文革小組」做靠山，他們鬥爭的對象、鬥爭的範圍、鬥爭的策略、鬥爭的方式方法都是由「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親手制定、掌握的，由江青、康生、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這樣的人授意、指使的。不然，賀老總牛B烘烘的大元帥、劉少奇貴為國家之尊，這樣的人物沒有要緊的實權派授意，沒有頂級決策人物的首肯，紅衛兵有幾個腦袋敢抓他、鬥他、整死他？

安徽省於1966年8月27日發生了以合肥工業大學紅衛兵為主體的奪權事件，於是就誕生了「8.27革命造反司令總部」這樣的組織（本人在農校加入的「8.27革命造反兵團」是其下屬分支）。這樣的組織同樣也有暗箱操作。一夕之間，把省委砸爛，抓了省委書記李葆華與省長黃岩，把他們關到鐵籠子裡。如果沒有來自中央的後臺支持，誰有這大的膽量？

類似以上的造反組織是最有實力、最吃得開的文革勢力，成員數百、數千不等，他們的行動一般都會遵從中央文革指導的「大方向」。他們不會折磨所謂的「牛、鬼、蛇、神」，他們的整治對象一般都是高級身份的黨、政幹部。

1966年歲末到1967年春，上海奪權與「上海公社」的成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各地大、中城市千百人一級的造反派組織紛紛鼎立。

民間開始出現自發的沒有與上面「紅線」掛鉤的小型造反組織，都是由「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形勢的工人、農民、教師、機關群眾、商業服務人員成立的。「紅工兵」、「紅農兵」、「紅色教工」、「紅商兵」等等應運而生，連照相的、剃頭的、擺小攤的都有了「司令部」、「戰鬥隊」，不一而足。

在我們淮南市，較大的造反組織有「紅總」、「紅司」、「紅工兵」、「淮南市貧下中農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市貧司」）等等。殘廢的退伍兵張家祥，成立了「23省紅衛軍」，自封總司令。中央沒有喪失警惕，說過不允許成立跨省組織，因此被宣布取締。有人還成立了「紅色恐怖大軍」，因為這名字太露骨，沒過多久也遭取締。以企業單位、事業單位、學校、機關、社會團體為主體，幾百人、幾十人，甚至只有幾個人的「司令部」、「戰鬥隊」比比皆是。一次全市造反派組織大遊行，有一個叫李慶雲的人，打了一桿「太陽升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旗幟下一個兵都沒有，成為市民的一樁笑談,說他是十足「光桿司令」。

在基層群眾之中成立造反組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領頭人必須有威信。
二.領頭人必須有個人勢力。
三.領頭人必須能耐高強。
四.領頭人必須平時人緣好，朋友多，受擁戴，能夠一呼百應。

當然，還得出身好，有一定身份，沒有政治污點和人格污點。人格低下，行為不端，被人瞧不起，或者坑矇拐騙，弄虛作假，說大話，吹牛皮，被人不信任，那是絕對沒有人投靠麾下的。

李慶雲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後來拉攏了幾個十多歲的頑童做部下，出去帖大字報，幫他往牆上刷漿糊，淮南煤礦機械廠有人當場嘲笑他是「兒童團長」。

造反組織都有「無限忠於毛主席」的宣言，開始的行動一是收拾本地區、本單位的「走資派」，貼他們的大字報，搞「血淚控訴」，開批鬥會、遊街示眾。同時也批鬥「地、富、反、壞、右」折磨「牛、鬼、蛇、神」。

「全面奪權」以後的問題是如何分配權力，於是乎造反派內部紛爭起來。

1967年春、夏之季，全國的造反組織開始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淮南市受到影響，全市造反派分成了「支持派」、「炮轟派」兩個陣營。市裡實行軍事管制，行政之事一出，「支持派」一概表示大力支持，「炮轟派」則一概表示堅決反對，弄得市無寧日，無所適從。「支持派」與「炮轟派」開始是用大字報相互攻訐、謾罵、侮辱，繼而尋找目標揍人，逮住對方就打。拳腳相加不解恨，用彈弓、棍棒，漸而亮出了大刀長矛。軍隊暗中介入以後，造反派們突然有了步槍、衝鋒槍、機關鎗、小鋼炮。

有的造反組織自此升級為武鬥組織。當時在淮南市，專門從事武鬥的組織有「市貧司」、「十四兵團」、「115司令部」、「猴子兵」、「飛虎隊」等等。張家祥也乘機再起，仍然自封司令，殺人放火。機關、學校、工人俱樂部、工人食堂、影劇院、街市要道口盡被武鬥組織佔據，拉上鐵絲網，筑上沙包，架上機關鎗，埋設地雷，放上武裝崗哨。

大家開始殺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在李郢子一家食堂吃飯，後一桌坐了一個武鬥組織的頭目，被人認出，暗暗叫來敵對一方，幾個傢伙進了大廳就開槍，子彈從我耳邊飛過，那時都用「達姆彈」，打得那個武鬥組織的頭目血肉飛濺。

整個一個武鬥的季節，淮南市發生了「火燒猴子兵」、「血戰九龍崗」、「火燒高皇寺」、「炮擊八公山影劇院」等等大型武鬥，傷者眾多，死者慘烈。

除「火燒高皇寺」之外，其他武鬥我都去了。我那時年齡尚小，因被人逼迫臨時投靠一位參加武鬥組織的門鄰大哥。每次身臨戰場，門鄰大哥只是叫我手拄長槍充個數，站得遠遠的看熱鬧，看年齡稍大一些的同夥們怎樣衝鋒陷陣，怎樣殺人，或是悲壯地被敵方打死。

確實是「天下大亂」，不能再延續下去了，否則將國破政亡。是年秋天，毛髮出了「大聯合」的號召，說大家在他的領導下「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然而，欲罷不能，武鬥依然如火如荼。於是，黨中央、國務院發出了禁止武鬥的文件，通知武鬥組織必須解散，武鬥人員立即繳槍。林副統帥命令軍隊立即介入，開始動用「無產階級專政工具」，採取強制行動。

於是乎，武器上繳了，武鬥組織解體了。那些曾經挎著「盒子炮」，帶著「警衛員」，招搖過市，耀武揚威，叫誰死誰就得死的造反派草頭王們，恢復了平頭老百姓的身份，又得做工掙錢去了。每當與人爭執，氣有不順的時候，他們還會惡狠狠地沖人家咆哮：「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殺你全家！」

然而，殺人是犯法的，是要「還賬」的。過了一、兩個月，當地駐軍開始秘密逮捕殺過人的造反派頭頭，張家祥首屈一個。又過了一陣子，這些人都被判處了死刑，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槍斃。

到了1968年初，造反組織(包括"紅衛兵")再無蹤跡。替之而起的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總攬生殺大權，開始「清理階級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