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媒體作為公眾瞭解社會百態並表達社情民意的窗口，被譽為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之外的第四權力，是現代社會中三權之外的又一種重要的制衡力量。在立法、司法與行政權被壟斷的專制國家，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其作用隨著科技傳媒手段的不斷進步而日益顯示出舉足輕重的份量。舉世矚目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的由第四權力發起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隨著媒體，尤其是網際網路媒體的「蝴蝶效應」在「茉莉花革命」中驚人的展現，第四權力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也因此而成為當今自由與專制這對立的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對於民主力量來說，媒體這第四權力已經成為維護人權，實現民主，推翻專制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時對於專制勢力來說，媒體的巨大力量也已成為「亡黨亡國」的最大威脅。因此對於媒體這第四權力的爭奪也就成為自由與專制雙方志在必得的制高點。
中國著名流亡法學家、人權活動家袁紅冰先生在他的著作《臺灣大劫難》與《臺灣大國策》中對中共全面滲透與控制臺灣的媒體做了深刻的揭露。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中共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殘暴，同時也是最狡猾的犯罪集團，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規則非常清楚，也最擅長利用資本的魔力去控制滲透、左右甚至控制海外媒體，中共內部將這種耗費巨資的第四權力爭奪戰稱之為「大外宣」。
對國內的媒體用權力去鎮壓，對海外的媒體用金錢去收買，這就是中共用來對付媒體的兩手伎倆，也是中共權貴集團用來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要「維穩」手段。因為中共很清楚，能否在民眾與真相之間築起堅固的高牆，將中國人的思想隔絕在真相之外，這是決定中共專制政權存亡與權貴既得利益得失的關鍵。
基於以上認識，我們不難認清，中共日前對網路傳媒空前的打壓，以及對海外自由中文媒體《大紀元》頻頻發動的網路攻擊，都是共產黨專制國家特有的國家恐怖主義的體現，也是共產黨獨裁專制與生俱來的恐懼真相的本性最真實的體現，更是中共權貴集團集體意志的充分體現，絕非中共黨內某些人或某些派系的自作主張。
因此，當許多中國網民因為自己的言論表達而被中共當局抓捕的時候，當中國的網路媒體因為傳播令中共恐懼的資訊而受到整肅的時候，作為唯一能夠在這種紅色恐怖之下仍然能夠傳遞資訊的海外自由媒體，我們要做的不是急於將抓捕網民，打壓媒體的責任歸咎於中共黨內某一派，某些人，更不是為胡溫黨中央開脫，而是向這整個國家恐怖主義的體制問責，讓廣大民眾認識到，無論是共產黨的邪惡本性還是中共政權的恐怖本質都沒有因為薄熙來、周永康等人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失勢而發生任何改變，沒有因為中共黨內派系力量的此消彼長而發生任何的改變。因為這一切都是當前這個罪惡的體制所決定的。
今天的共產黨還是那個一貫殺人如麻，殘暴不仁的共產黨，還是那個在二十多年前用機槍和坦克殘殺學生和市民的共產黨，還是那個在這十幾年裡殘酷迫害真善忍的信仰者，活摘人體器官牟利的共產黨。只要這個禍國殃民的獨裁政權還存在一天，它對中華民族的荼毒，對中國人的迫害就不會停止。所以無論是當前中共的內鬥，還是中共對媒體的打壓，對網民的抓捕，我覺得海外自由媒體最應該做的還是對真相的報導，以及民眾的啟蒙，讓中國人民盡快拋棄對中共黨內任何派系與個人的幻想，以自己的行動去主動解體中共才能迎來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媒體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場，然而作為現代社會的第四權力，我覺得海外自由媒體還是應該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基點，沒必要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的某一方搖旗吶喊，更不宜有意無意地充當為胡溫黨中央歌功頌德的「第二中宣部」，讓民眾在錯覺中繼續等待中共黨內所謂「開明派」的施舍，畢竟自由和民主從來就不是「施舍」的產物。
在當前中共內部激烈權鬥的形勢下，如何讓民眾更貼近真相，如果讓真相說話，如何促成全民大覺醒，全民反迫害，如何讓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回歸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我想這些都是值得海外自由媒體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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