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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中國經濟改革的七個目標

 2012-06-23 12:0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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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啟動中國新一輪的經濟改革》。 談到這個話題,要從問題、目標和政策工具組合三個方面展開。

「下輪改革要把財稅價啟動起來」

我想先談談問題。 當然,中國的問題應該是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特別是十八大臨近,要考慮的不光是經濟問題,還要考慮社會問題和其他問題。

今天重點講的,還是經濟問題:第一個問題——中等收入陷阱,這點就不解釋了,中國並未顯示出越過它的能力,實際越過它的國家也不是很多。 第二,是劉易斯拐點的問題,農民的工資在提高。 再就是人口老化、 人口紅利問題,這也是有爭議的。 看看60歲、6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看看贍養率,就會看出拐點可以爭論,但趨勢是毋庸爭論的,這是一個未富先老的問題。

還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外部需求,出口在急劇下滑,今年可能是低於兩位數的出口增長。 有很多人認為,可能還是跟美國緩慢復甦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有關。 在我看來,它後面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另一個因素——眼下,要素價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匯率、利率,這是指資本價格。 工業用地、勞動力、能源,這些價格也是要發生變化的,不可能長期維持一個扭曲的價格體系。

這樣看來,從經濟上看,有這麼幾個因素髮生變化了。 從社會上看,環境代價大家都熟悉了,還有一些腐敗現象、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 結論就是,我認為是到了一個拐點,經濟增長的原有模式到了一個拐點,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改革。

改革開放30多年了,應該總結一下改革經驗:

一個就是,凝聚市場機制導向的共識,是推動改革的思想基礎,我們需要有思想基礎。 我們要有一個改革的邏輯和有邏輯的改革。 這個邏輯就是市場機制的建立。 如果邏輯混亂了,故事講不清楚了,就會缺乏改革的共識。

第二,大家爭論比較多的是增長模式,有人講依靠消費、內需,有的說政府要主導經濟,還有的說政府應該做的是提供公共產品,這也需要形成共識。

第三,我們經常講頂層設計。 回顧30多年的改革,實際是一個基層創新和頂層創新的互動,市場和政策的相互回應。 我很贊同頂層設計,像一些財稅價問題,必須有頂層設計。 需要提醒的是,不應該忘記基層的創新,還是應該相信市場的力量。

另外,就是結構問題、週期問題的相互關係,或說所謂中國經濟的「三元悖論」——就業、通脹和結構調整。 長期以來,中國在就業和通脹之間擺動,結構調整總是被放在後面。

現在有人用很多詞,比如「國家資本主義」,我認為不太準確。 還有人用「權貴資本主義」,學術上也沒有這個詞,英文中也沒這個詞。 我想,不管怎麼說,東亞模式也不完全一樣,需要從學術上重新描述中國是什麼樣的模式。 現在是不是需要考慮政府「嵌入」市場的代價? (編註:所謂「嵌入」,英文名為embeddedness,原本是社會學名詞。)

政府的重點職能改變,第一是要從主導經濟,變成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包括有形的無形的產品。 第二是轉向宏觀層面的調控。 第三是對市場的期待、補充和修正。

再把這個問題具體化一點,政府的職能轉型是比較大的題目,我想可以集中在財、稅、價這三個方面。 「財」主要指財政,「稅」大家都熟悉了,「價」主要指要素價格。 財稅價是公共資源配置和公共經濟政策運用的一個集中表現,可用於衡量一個制度是市場制度還是非市場制度,或者准市場制度。 個人認為,下輪改革要把財稅價啟動起來,這樣比較容易見效,也比較容易被接受。

未來五年改革應定七個目標

講完問題,第二來講目標。

我想用兩句話概括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崛起:第一是總量大但品質不高,第二是增長速度快但結構失衡。 我就不展開講了。 列了未來五年的七個改革目標,有的也是初步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成熟:

第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平穩回落到常態,五年內將經濟增速逐步降低到7%,是平均降到7%,一下子降到7%也是不行的。

第二個目標是國際收支平衡。 中國經濟有失衡的問題,全球經濟也有失衡的問題。 這次金融風暴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表現。 簡單說,就是對全球化紅利的透支。 全球化應該是一個大的方向,全球化還要繼續下去。 但是如果你走得太偏了,走得太快了,忘記了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就業這些問題的話,可能就會使全球化緩下來,甚至停下來。 美國提出來一個觀點,經常項下的順差不能超過GDP的4%。 當然這個觀點沒有取得共識。 我提的指標,是在五年內中國順差佔GDP的比例,從2.8%降到2.5%。

第三是內需和消費,如果順差控制在GDP的2.5%的話,意味著過度依賴出口的現象,已經發生了大變化,內需必然成為GDP的主要支撐。 內需中,投資和消費是一對很重要的關係。 我們講內需,既講投資也講消費,但更強調消費,特別是家庭消費,不是政府消費,不是企業消費。 長期以來,投資佔到GDP的逾50%,帶來債務堆積、資產泡沫這些問題。 消費則是一個緩慢提高的過程。 消費的增速和GDP的增速,相關的關係口徑不一樣,還要做一些更為細緻的分析。 消費增長緩慢,也跟收入分配不太合理、就業情況、儲蓄率偏高有關。 這一系列問題都可以通過改革慢慢改善,使得消費佔GDP的比例達到50%。 這是比較艱鉅的目標,我認為還是有希望達到的。

第四是服務業。 現在服務業產出佔GDP比重是43%,這一比例比中等收入國家還要低。 「十二五」規劃定的是47%,差不多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 我認為,經過努力,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50%,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第五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計量模型,涉及資本、土地、勞動力,除此之外還應該有技術因素,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看。 單說技術因素,有的是通過創新產生的,有的通過經驗積累,有的是設備買進來的,設備更新換代了,就帶來技術了。 所以,統計比較複雜。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經濟學家的結論都認為,中國無論是跟發達國家比,還是跟同類收入水準的國家比,全球勞動貢獻率是比較低的,能不能提高一下百分比,這是需要進一步做工作的。

第六是發展綠色經濟。 碳排放還是有爭論,還沒有取得共識。 碳排放是和消耗相關的,跟污染也有關係,是不是造成氣候問題是科學家在爭論,我們也不必太較這個真。 反正碳排放少一點,必然消耗少一點,能源消耗也少,材料消耗​​也少,空氣會好一點。 現在說中國碳排放的峰值2035-2045年期間達到,然後就下滑了。 計算得不是非常權威。 如果按最壞情況,比如到2045年才達到峰值,那時全世界50%的碳會是中國排放的。 我們希望把峰值提前,是不是提前五年,可以再討論。

第七是收入分配改革。 就不舉數字了,有個基尼係數,大家很熟悉了。 官方並沒有公布中國的基尼係數,國家統計局把城市和農村分開統計兩組基尼係數。 因為城市可以按照家庭收入來算,農村是叫可支配收入,這兩者不大可比,結果是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都不是很大。 國外的估計非常高,說中國的基尼係數可能是0.45到0.54,我個人看法可能不到0.50。 (編註: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11年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係數為0.3897。國家統計局從2000年起一直在發布農村居民的基尼係數,但城鎮居民的基尼係數卻沒有發布。對此,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此前曾解釋說,靠現在的城鎮住戶調查計算出來的城鎮居民的基尼係數偏低,主要是高收入階層居民難以獲取真實的收入資訊,所以這項數據沒有發布。一般情況下,基尼係數處於0和1之間,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需要一個概念:國家資產負債表」

下面再對兩個約束條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總體來講,結構調整和就業通脹,短期內是互為代價的,調結構可能會影響就業或者影響通脹。 長期來講是相關的因素。 失衡的結構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使失業通脹變成一個內生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不做調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暫時地把通脹、就業壓一壓,但它就是在那兒存在著的。 這是第一個約束條件。

失業率現在有兩個指標,一個是登記失業率,一個是調查失業率。 農民工就業狀況也有很大的水分,有15%的農民工被計算為「城鎮化」,實際這部分人流動是很大的,並不是一個穩定的就業。 經濟放緩、增速慢慢回落的話,也要對失業率有一個容忍度,需要加強社保。 轉型成功,最終是有好處的,我給的失業率指標是4.5%~5.5%。

通脹近幾年可能不會太高,全球經濟都比較蕭條。 不過,長期貨幣投放量比較大,導致的流動性問題並沒有消失,會變成一個中期現象,隨時可能觸發通脹。 現在大家都說貸款很緊張,但貨幣很寬,只是由於企業、銀行對經濟不是十分看好,銀行不願意貸款,企業不願意投資。 通貨膨脹最根本的還是在於貨幣的問題。

農民工的工資進入增長的軌道,可能還有一個延續。 大宗商品的價格雖然受到經濟影響,但其一旦上升就會有很長的週期,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和其他的新興經濟體增長太快,供給不上,而新礦山開發開採的週期非常長,所以會有一個很長的週期。 勞動力成本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加上糧食問題,通貨膨脹還是應該被視作一個問題,我想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定到百分之三點多可能偏困難。 加上改革因素,如果把要素價格放開,也會推升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我定的指標是CPI增速在4%。

第二個約束條件,財政和金融。 在推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必須保持良好的財政狀況。 如果財政出了大問題,改革就會「夭折」。 另外,就是要有一個比較穩健的、健康的金融系統。 如果金融系統出了問題的話,改革也很難往下進行。

現在,財政狀況看上去還是比較好的。 至於金融,銀行業不被市場青睞、不看好,是有其他原因的。 從資產負債表來講,無論是財政還是銀行系統,都不錯。

可我們不能喪失警惕,如果看更長時間,目前財政承諾的很多支出都會制度化,收入也會高比例增長。 財政主要有兩個指標,一個是赤字,一個是公共債務——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 現在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如果光算中央是17%,把地方再加進去一共是42.3%。 可能還應該算一些東西,我們沒有算,比如國有企業的債務。 這需要一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概念。 我想,這一指標可能要超過50%。

金融業主要是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貸款率。 我想不良貸款率控制在2.5%還是可以的,因為銀行還是有增長的。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約束條件,還有更複雜的關係——七項目標也有相關關係,滿足了其中一項目標,對另外的目標可能產生正面的或負面的影響,這需要比較複雜的模型來做一些測算。

我們要達到這些目標,把目標的約束條件講了,目標約束條件的定量分析也做過了,再回到財稅價格上來。

關於財政,簡單講講。 一個是中央、地方兩級財政的收入和支出、稅種和比例要重新調整。 1994年財政改革,稅制改革是解決了一個收入問題,把稅種分開了。 支出也要做相應的調整,哪些應該屬於中央支出,哪些屬於地方支出,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財政支出中,公共產品佔多少,或者民生的比例是多少,國際上沒有這個定義。 假設把民生定義為社保、醫保、教育、廉租房,我統計了一下,現在這個指標是30%,在啟動廉租房以前還不到30%。 但是一般的水準都是40%以上。 地方政府的債券市場,分為公共財政收入和基金收入,各種收入也沒有規範,非常龐大。 對國企也要充分界定,在國家資產負債表當中,國企是財政物化的,或者貨幣化的一個資產盈餘。

稅收,服務業是試點營業稅和增值稅改革。 還有一些稅可能要逐步加上去,比如社保稅、碳排放稅。 另外講宏觀稅率、宏觀稅負,每個人的各種稅費總量和GDP的比,現在是35%,跟我們同等水準的國家是25%。 還可能有一些結構性的減稅。

要素價格,剛才講的匯率和利率市場化,還有能源、土地、勞動力,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 市場經濟第一條,就是把價格搞對,當然還有一個產權問題。 (編註:據FT中文網報導,秦曉昨天提到,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存在著體制內外的高度共識,但遺留了兩個問題,一是學習政府主導經濟的「東亞模式」形成了路徑依賴,二是難以解決產權問題。「現在這兩個問題仍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層面困擾著我們,應該從中國現實出發解決這兩個難題。」)

結論:把一些問題、目標、手段做了一些分析,當然還需要做進一步論證。 我今天先講這些。 謝謝大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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