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中國問題網站」7月8日刊載一篇署名弗朗索瓦 丹茹的文章，分析中國近期來社會不滿風潮四處湧生、危機頻現，中共高層與地方疲於應對，凸顯彼此難以調和的矛盾，而對於未來國家發展方向，中央的猶豫和不同派系界限更加分明。文章標題為「黨的坐標紊亂」
文章說中共體制並非頭一次面臨危機，而化解的方法，除了簡單的武力打壓之外，中共也熟諳其它方式的精妙，如宣揚民族經濟、社會進步、提高工資、開發太空、對美國膽敢覬覦中國利益堅決回應等撥動民族、傳統、國家意識心弦來化解危機。
在經濟領域，儘管目前是風聲四起，幾乎全球媒體都在拉響警報，但中國憑藉其巨額外匯儲備和相當大的發展空間餘地，顯得應對有餘。中國有尚待開發廣博的大西部，中國薪資近年來雖已大幅提升，但總體水平仍低於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
與經濟上的挑戰相比，中國各地受到網際網路及社交網路推動催化而愈演愈烈的社會不滿風潮對當局所造成的影響要大很多。文章突出以7月1日四川什邡市民反對當地有污染的鉬銅項目導致群體事件、最終價值百億元人民幣的投資項目被迫叫停為例，指當局對事件的處理，反應了中央戰略思想與地方執行之間的不協調，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中共高層本身的猶豫不決，在感到有必要調整國家發展模式和政改的同時，也擔心由此帶來的自由開放將削弱現行體制。
地方官員的混亂 網際網路的殺傷力
文章進一步分析說，很難肯定所有地方官員在面對民眾群體抗議興建大型經濟項目時都可以作出明智的政治選擇。地方官員擔負受創收經濟和解決就業，即使明知項目有違民意、污染環境也往往會積極爭取。長期以來，充分就業始終是中央下達給地方保證社會安定任務。另一方面，嚴控的壓力也來於上級，尤其是涉及西藏、新疆問題及政治異見人士等敏感問題時，地方官員的直接的反應就是速決嚴控。混雜著如此多重、矛盾、政治信號又相對模糊的使命，加之不時有職位的調換，不必承擔長遠的後果，因而地方官員犯下具有嚴重後續影響的錯誤也並不足為奇。
文章說什邡事件與此前大連市民反對上PX項目、廣東汕頭海門市民反對建華能電廠等社會事件類似，都是因征地、污染及官員貪腐等引發民憤，地方當局在最初的強硬鎮壓後畏懼於民眾壓力及網際網路推波助瀾的強大聲勢而最終妥協讓步。什邡事件地方政府受到中央批評再次成為替罪羊的角色。其矛盾的處理模式反映出體系對處理呈蔓延之勢的社會抗爭事件採取何種應對存在嚴重的猶豫。依靠5億1300萬網民的中國網際網路的力量，每一次都有反抗者超越了管制，在網上發出響亮的聲音。
高層猶豫不決 媒體頻頻捅簍
在分析了中央與地方在處理社會突發事件中的矛盾之後，文章轉而集中轉向中共高層。認為顯然高層的狀況並不妙，薄熙來案的不利影響餘波尚未平息，最近又頻頻有媒體捅出國家級官員或家屬坐擁億萬家產的負面消息，無疑削弱了其思想宣傳和反腐倡廉的效果，而最近的一次由美國彭博財經通訊社爆出的消息竟然涉及到未來的總書記習近平的家人，胡錦濤也在七一到港參加香港回歸15週年和新港府就任之際，遭遇到大規模遊行，實屬首次，凸顯出社會形勢的脆弱和不可預控。
中共以軍隊坦克平息的六四學運，但動用暴力鎮壓所產生的災難和負面效應也讓其領導人心有餘悸。所以雖然他們仍然堅持這是處理極端的情況的方式，但長期以來，中央的指示是儘可能避免衝突和流血。
中共高層「保守」和「改革」兩大派
面多諸多或大或小、或輕或重、直接或間接威脅到共產黨生存名譽的問題和質疑，中共內部對今後選擇怎樣的路線存在猶豫，總體上表現為兩大派。這兩大派除了在反對不加區別使用暴力手段鎮壓方面存有共識之外，所提出的其他路線基本不同。
面對社會危機，被稱做「保守派」的往往會使用尋找替罪羊、懲治不稱職的下屬官員以及將事件歸咎於外來敵對勢力的影響等，同時注意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弘揚中國特有傳統文化遺產等。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擔任中共宣傳部長的李長春。
另一派被稱作是「改革派」，領軍人物有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政府總理溫家寶及其繼任李克強，此外，也包括曾在美國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培訓的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文章介紹說，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哲學角度上講應是相互對立的。前者揚古排外，骨子裡反對向西方開放，認為會危害黨的至高地位。後者當然也不希望損害其國家體制，但與此同時，更注重強調發展的民主、開放、透明以及更加尊重國家的權力。
有刪節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