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對於大大小小的非自然死亡人數進行掩蓋和篡改已經成為一種本能。不論是大規模的災難比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那樣死亡87000人的，或者相對較小規模比如天津商場起火，官方說死亡10人的。不論是薩斯傳播，還是溫州動車相撞事故，都是如此。在中國，災難總是被掩蓋，人們對死亡數字總是懷著深深的疑慮。《時代》雜誌報導7月26日說，中共死亡數字造假是一個實行了幾十年的精心演練的機器。「為什麼我們總是玩統計數字的遊戲？」
文章說，在週四晚上，政府宣布北京週末洪水當中有77人死亡，並列舉了61名平民和5名官員的名字。這是在人們廣泛質疑早先的死亡數字37人之後公布的。「為什麼我們總是玩統計數字的遊戲？」小說家徐凱真在新浪微博中寫道。「宣布正確的死亡數字是負責任和有道德的表現。」
甚至是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也唿吁更大的開放。週四它的社論題目是「死亡數字不是敏感話題」，哀嘆公民仍然在質疑官方數字。文章說，「只有當你擁有‘開放’和‘及時’，更快速的救援和更好的信息質量的時候，你才能把人民放在首位並對死亡數字‘去敏感化’。」
北京政府誓言對於數字要更加開放。在週三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潘安軍列舉了幾個統計，從房市地區降雨量541毫米到損失18億美元到160萬居民受到影響。但是他就是不提供新的死亡數據。根據長江日報報導，CCTV記者說她看到官員的講話稿，上面列出死亡數字是61個，但是發言人拒絕回答她的問題。
長江日報的故事之後被從網站上刪掉。在微博上，網民們抱怨洪水有關的發帖統統失蹤。週四晚上，新浪微博的搜索功能似乎癱瘓了，用戶只能搜索帳號而不能搜索內容。最顯著的是，本週南方週末至少四個版面的洪水報導被審查員封殺。
「共產黨國家過濾任何非自然死亡報導」
有關災難和死亡數字的敏感性自從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就存在了。香港大學歷史學教授迪克特（FrankDikotter）說。「共產黨國家過濾任何非自然死亡報導—自殺，事故，飢荒—因為那些體現了政權整體上的健康狀況。」迪克特著有「毛澤東的大飢荒」，這本書檢視了1958-62年間大躍進的飢荒餓死4500萬人。「當涉及非自然死亡的時候，比如洪水和地震，這些數字都極度敏感因此也不可靠。」
文章說，篡改數字的經歷已經讓許多中國人對官方統計心存疑慮。特別是當涉及到人命的時候。在薩斯爆發期間，大陸中共官員遲遲不肯告訴外界這一神秘的疾病，因此加速了全球的傳播。當病例出現在北京的時候，政府說他們處於控制之下，即使疾病正在迅速蔓延到各家醫院。直到一名醫生大聲踢爆，外界才知道病例數目是政府宣稱的好幾倍.
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後，對於死亡人數沒有太多爭論。但是學校裡兒童死亡人數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政府長期以來拒絕透露數字，藝術家艾未未幫助組織編纂了5196個死亡兒童的名單。2008年五一二地震發生將近一年之後，政府發布官方統計5335名學生死亡。如果不是自願者的壓力，官方不太可能這麼做。但是他們的努力付出沈重代價。編纂死亡人數名單的譚作人被判刑五年。艾未未被警察毆打頭部，後來不得不做了顱腦手術併發現腦出血。
同樣的，天安門母親也編纂了大屠殺當中的203名受害人名單。但是這個組織遭到當局騷擾和被拘禁。五月份，其中一名成員，73歲的軋偉林自殺，他說對於兒子的死無法獲得昭雪而感到絕望。「這些組織試圖統計地震當中失蹤兒童的數字或者天安門屠殺當中死亡的數字，他們得不到任何支持。他們得到的是審查和監禁。很難找到這些信息。他們如此敏感。」迪克特說。
志願者們發動對死亡人數的調查
作為對北京洪水的回應，志願者們自己發動對死亡人數的調查。網上貼出的一份電子錶格列舉了26個死亡者名字和兩個失蹤者名字。「官員熱衷於發布多少房屋損害的數字，但是人們要問，‘如果你如此迅速的講出多少動物死亡，那人呢？’」芝加哥政治學教授楊大力說。
中共死亡數字造假幾十年精心演練的機器
迪克特說從規模上說，最近的災難無法跟毛澤東時代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相比。但是儘管誓言開放，官員收緊信息控制的本能還保持著。「這是一個實行了幾十年的精心演練的機器。」他說。「它不由自主的就是要控制信息。這是它的默認模式。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是那麼令人震驚的信息，它還是要那麼做。就像你早上起來要刷牙一樣。」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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