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定律」對今天的啟示(圖)

只要有專制統治，任何國家都逃脫不了「柏林牆定律」（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國開始建造柏林牆。此後，柏林牆一直被看作是德國分裂的標誌。而另一條在更早之前就被嚴密看守的分離東西兩德的漫長邊境線卻很少受到世界的關注。早在1949年，德國已經在政治上分裂了。二戰結束後的第四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相繼成立。然而「民主共和國」這個名字卻與現實的共產主義專政截然相反。

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西德在一開始就佔據了領先位置。它對東德人民來說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每天都有上千人離開自己的家鄉東德。為了阻止這種現象，當時執政的統一社會黨於1952年建立了一條5公里寬的隔離區。兩德邊界長達1400公里，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薩克森州的沃格蘭。如果有人出現在該嚴密看守的隔離內，就有被捕甚至最壞情況下被殺的危險。

究竟在1989年德國邊境開放的時候有多少人喪生，這是柏林自由大學的社會統一黨專政課題研究協會目前正在系統調查的問題。於1990年兩德統一後成立的調查前東德政府犯罪問題的調查中心ZERV，在世紀之交公布當時在隔離帶喪生的人數為248名，而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據聯邦文化與媒體部長諾爾曼表示，此次項目的調查主要針對數據背後的犧牲者。項目將對受難者就其具體身份展開調查，旨在還給他們尊嚴。「他們的遭遇會警示我們，社會統一黨專政以及非人道的隔離政策給我們德國當時的民眾造成了多麼殘酷的影響」，諾爾曼在伯諾爾大街的柏林牆紀念館內介紹該項目時提到。

針對柏林牆遇難者有許多調查研究。而德國境內長達1400公里的隔離帶上的遇難者卻很少得到關注。一項文獻與研究項目改變了這個現狀，整個項目將於2015年完成。屆時將呈現一本記錄遇難者生平的死者回憶錄。該項目獲得了50萬歐元的資助。其中將近四分之三來自聯邦文化與媒體部的預算，其餘則由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黑森州以及下薩克森州共同承擔。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文化部長多格洛表示，當時被隔離帶穿越的聯邦州均參與資助該項目，他感到很高興。同樣令他感到高興的是，德國統一22年後那些受東德邊境政策迫害的死難者終於受到了應有的尊重，而多年來人們提及的多是柏林牆遇難者。

柏林當然是德國分裂的世界性標誌。而這個項目的重心是德國境內的隔離帶，多格洛強調，「這在柏林牆建立之前很久就已經被嚴密隔離了。」相較之下，柏林的居民在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建立之前均可以自由出入。即便有隔離區，當年仍有許多人嘗試逃離東德。自由大學的項目負責人克勞斯·施羅德（根據國家安全部的資料表示，在1974至1979年間有將近五千人嘗試過逃離的冒險行為。而其中僅有229人成功到達西德。有將近100人因踩到地雷或引發自動射擊裝置喪身。而其他逃難者的命運在國家安全部的資料中沒有記錄。對施羅德而言，藉助此次項目來更多地瞭解在德國境內隔離帶上的遇難者不僅僅是科學上的挑戰，這也關乎他個人的心願，因為他是在特拉沃明德市能夠望見離隔離帶的地方長大的。在他的記憶中，這條邊境在相對很早的時候就用籬笆隔離起來了，還配有看守警衛和警犬。東德的統治者希望以此來防止他的人民穿過沙灘和海洋逃出去。

施羅德回憶自己第一次糟糕的經歷是看到水上漂著的一具屍體，「當時我們還是孩子，完全無法理解。」對於年輕人來說，由於沒有親身經歷過德國的分裂，這個話題已經不再是歷史課上的內容。悲劇的人性層面對他們來說也常過於抽象。這個項目將提供對當時隔離帶上的遇難者一次具體的，在某種程度上感性的認識。項目負責人施羅德計畫將通過網路推出關於當時在隔離帶上喪生的逃難者的真實故事。

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將要開庭宣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年輕人都20多歲，他們曾經是柏林牆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里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9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此前的二戰中，盟軍對德國黨衛隊成員一律就地處決，而不用上報；理由是黨衛隊員不是軍人，沒有戰俘待遇。戰爭結束後，曾有人提出黨衛隊等同軍人的疑問。時任紐倫堡軍事法庭首席審判長那瓦倫斯淡淡地說：「軍人不會對內開槍，不會屠殺國民，不會忠於某個政黨或個人。所以，他們是匪徒，不是軍人。」

在這個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準則，不允許任何人用任何藉口來踐踏良知。無論什麼時候，人的權利永遠高於政治的權力，政府只是民眾豢養的一條狗，人類不可能永遠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飼養一條瘋狗。人類數千年文明史證明，自然法永遠高於國家法，這就如同天永遠高於地，是不言而喻的。

海外有人將中國大陸的維穩體制比作中國式柏林牆。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在他的書中寫道：「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來或許有很多是奧妙難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閉和極權體制使之變得更為神秘，但我實在難以相信，難道這種不透明度就可以讓中國在自己的盟友內或世界上稱孤道寡嗎？」這也許言過其實。但柏林牆作為在地球上的最著名的一塊專制殘垣，對中國卻有著巨大的啟示。

只要有專制統治，任何國家都逃脫不了「柏林牆定律」；因為人心向善，人類世界不會永遠容許一個不正義的利益集團繼續做惡；否則，那將是人類的恥辱。

所謂「柏林牆定律」，就是專制必然失敗，民主必然勝利，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規律。民主者昌，專制者亡。做惡者總是以為他可以永遠做惡，正如魯迅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說：「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從奇奧塞斯庫到卡扎菲，歷史總是對柏林牆定律的一次次重複；柏林牆沒有倒的時候，沒有人相信它會倒塌。但只要是柏林牆，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只要柏林牆還在，就會有無數惡棍以柏林牆的名義作惡，他們甚至永遠也不相信自己會被正義和歷史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