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真假抗戰之辨──誰是抗戰的真正領導者?
作者前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中華民國政府派軍令部長徐永昌,代表參加密蘇里艦的日本受降儀式,因此實際對日勝利日為九月二日。今年九月二日抗戰勝利六十六週年之際,我特撰《真假抗戰之辨》,也作為王文燮將軍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的序。
九一八事變時,我小學畢業。隔年,淞滬戰役發生,十九路軍浴血抗日,其中翁照桓旅長,國人譽為民族英雄。其時,《生活》雜誌常登鄒韜奮的文章,鼓吹全民抗日,愛國的情緒,有如怒潮澎湃。
十幾歲的少年,因此義憤填膺。純潔而無知的青年,受其鼓動,在京滬鐵路上臥軌,到南京請願,羞辱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卻完全不知道,我們拿什麼來抗日。指責不抗日的目標,就是蔣委員長。
當時,國民政府雖號稱統一全國,其實,除了中央嫡系黃埔軍隊約十個師外,其餘如東北軍、晉軍、西北軍、青甘回軍、川軍、滇軍,仍在割據狀態。此外,中央幣制尚未統一,兵役制度亦未建立,可謂百廢待舉。
當政者如何以軍閥割據的形勢,貧窮落後的社會,對抗一個維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強權?當然需要時間,有所準備,故以安內攘外為決策,和平未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爭取時間,充實抗日的國力。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本策略,是壓制柔弱的中央政府,並與地方割據勢力互通聲息,其對國民政府步步進逼,使無喘息機會。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停戰後,次年長城各口戰役展開。塘沽協定簽字後,接著製造冀東偽組織,以及華北特殊化,並與內蒙德王勾結,而江西共產黨的武裝鬥爭正烈。
此際的抗日呼聲,其實有兩種心態,一種是純潔的愛國情操,一種則是假抗日以倒蔣。民國二十五年的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便是後者。西安事變落幕後,蔣委員長的民族領袖地位更加鞏固了,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再等待了,六個月後即發動七七事變。
蔣介石手書「攘外必先安內」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展開全面抗戰。日本此時的戰略是「速決」,盼以三個月時間,擊滅蔣委員長的中央嫡系部隊,一面與割據勢力相通,即可達成征服中國的夢想。
針對日本的速決戰略,當時陸軍大學代校長蔣百裡將軍,即明示「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講和」。亦即蔣委員長發揚民族精神,以空間換取時間,堅持抗戰到底的持久戰略。
為擊破日本「三月亡華」的戰略,以中央部隊為主力的國軍,僅在上海就血戰了三個月,粉碎了日本速戰速決的妄想。然而,地方軍頭仍心存觀望,意圖保全實力者所在多有。京滬淪陷後,徐州會戰開始,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擅自放棄陣地,捕送漢口處決,才激醒了割據軍頭真心抗戰的意願,而導致臺兒莊大捷。
武漢會戰後,德使陶德曼依日本授意謀和,蔣委員長堅持,恢復七七以前態勢為先決條件。汪精衛在七七事變時,大聲疾呼中國將要亡了,力主抗日,此際信心動搖,甘受日本利用,透過雲南龍雲的協助,出奔河內,投靠日本,充當頭號的漢奸。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亦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然而抗戰全期,除了平型關戰役,以及反掃蕩的所謂百團大戰外,其抗日戰績不及國軍九牛一毛。尤有甚者,在敵後地區的國共摩擦中,國軍三個正規軍和游擊隊,均被共軍所滅,三個省主席被趕走,共軍可謂戰績輝煌。就利用抗戰反蔣奪權的戰略而言,毛澤東是成功的,但說八年抗戰是他領導的,則是百分之百的謊言。
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民族的氣節,透過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凝結起來所發揮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艱危的時期,蔣委員長堅持寧敗而亡,絕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成果是取消了一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終結了四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創建了聯合國,光復了臺灣,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升為四強之一。否則,淪為日本附庸,在二次大戰後列為戰敗國,其悲慘後果,則不難想像。
八年抗戰,三千萬以上軍民的死傷,四億以上人民的苦難,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犧牲之慘,痛苦之深,寫下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悲壯光輝的史頁。但是,由於大陸剿共失敗,真抗戰的歷史被掩蓋了,假抗戰所編造的故事竟取而代之。
毛澤東雖然在內戰中獲勝建政,但是不能竊取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地位,以現代資訊之發達,謊言若能取信於人,實為文明的恥辱。
我呼籲,兩岸立即舉行抗戰歷史學術研討會,還原真相。這是兩岸軍事交流唯一優先的事項,既無損於中共當局現在的地位,更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我期盼有生之年,能夠參與此會。
我很欣慰,未及投身抗戰的王文燮將軍,投身於抗戰史研究,編著了《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簡明扼要而完整,是瞭解抗戰歷史的好書,故樂為之序,以嘉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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