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死時 病人暴增的國度

酒瓶當點滴的國度

金日成去世時，清津已經沒有汽油提供寥寥可數的救護車使用，病患必須被人揹著或是放在木頭推車上送進醫院。金智恩在一家小型的醫院工作，因為這家醫院離浦港廣場最近，走路大約只要十五分鐘，所以那些在銅像前的騷動中受傷或崩潰的人全都過來了，讓這家原本就小的醫院更是人滿為患。每張金屬病床上都躺了病人，五張床擠在一個小房間，還有更多人坐在木頭長椅上或在昏暗的走廊就地躺下，等著輪到自己。白天院內幾乎很少開燈，因為電力不分晝夜全被用來維持金日成銅像的照明。由於傷寒疫情爆發，這個夏天本來就忙碌異常，而「偉大領袖」的死又帶來更多的心臟病發作與中風患者。在小兒科，父母帶著癱軟無力的孩子前來，這些孩子都是在高溫下啼哭而嚴重脫水，有些人甚至出現痙攣現象。金醫師的工作時間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八點，不過最近這些日子她幾乎整天都待在醫院，只有為了到金日成銅像前表達哀悼時，她才敢離開工作崗位。儘管如此，她從未抱怨工時過長。金醫師相當嚴肅地看待自己行醫的誓約。何況辛苦工作能讓她暫時忘卻人生即將崩解的警兆。

二十八歲的金醫師是這家醫院最年輕的醫師，肯定也是個子最小的。她穿上高跟鞋不過四呎十一吋（一百五十公分），只比她的青少年病患高一點，體重也不到一百磅（四十五公斤）。金醫師有著微弓略噘的紅唇和心形臉蛋，給人纖細柔脆弱的錯覺。或許是為了彌補這點，她總是擺出嚴肅的態度。而她的同事，尤其是男性同事，很快就明白不能小看她。他們雖然認為金醫師很難相處，但都同意她是個好醫師。她總是比其他醫師更願意承擔不支薪的額外排班。下班後，金醫師還要到勞動黨祕書處工作。就跟北韓其他機構一樣，醫院也設有黨委書記。黨委書記的工作是確保工作場所的意識形態健康，與挑選適當的工作同仁入黨。雖然醫院裡每四名醫師只有一名能獲准入黨，金醫師卻確信自己絕對會被選中。其中一個理由是女性比較容易獲准入黨，因為女性絕大多數不喝酒，而且一般來說比較守規矩。其次是金醫師充滿紀律與不苟言笑的性格，未來也會是個盡心盡力的黨員。她對北韓政府的奉獻與熱愛無疑是真誠的，因為她自小就受到父親的薰陶。

北韓醫師被期望無私地為人民服務。由於缺乏X光機，他們通常只能使用簡陋的X光透視機，讓病人曝露於高度輻射下；也因此使得不少老一輩的醫師後來都得了白內障。醫師不僅要捐血，還要捐出小面積的皮膚移植給燒傷病患。金醫師因為身高體重遠低於平均值，得以免除最後一項義務，但她仍然要到山上採集藥草。

親自調製藥品也是北韓醫師的要務，住在溫暖氣候地區的醫師還會種棉花來紡制繃帶。醫師全都得外出採集藥草。金醫師的工作單位儘可能在春秋兩季各騰出一個月的時間讓醫師去採集藥草。這段期間，他們睡在荒郊野外，幾天才洗一次澡。每人都得採集到規定的數量，然後將採到的藥草運回醫院的藥劑室，接受秤重。如果重量不足，還得繼續去採。他們通常要深入山區渺無人跡之處，因為比較容易到達的地方早已被想賣藥草或留作自用的民眾給採光了。其中最搶手的是芍藥根，能用來放鬆肌肉，治療神經疾病。野山藥可調節女性月經週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止噁心。蒼朮屬植物也是一種頗受歡迎的中藥，能增強免疫力，無法取得抗生素的時候就靠它了。

多年來，北韓醫院一直採用草藥療法，輔以西藥。醫師不用止痛藥，而用拔罐──一種讓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體特定部位血液循環的方法。另一種方法也是援用自中醫，也就是用艾草針灸患部。由於缺乏麻醉藥，對付簡單的手術如切除闌尾，醫生就用針灸代替。

有效的時候很有效」，多年後，金醫師這麼跟我說。沒效的時候呢？病人會被綁在手術台上，以免他們亂動。多數時候，北韓人在接受醫療時都很能忍痛。「他們才不像韓國人，稍微有點小病就喊得震天價響」，金醫師說。

儘管有這麼多缺點，北韓的公共衛生體系還是給予民眾遠優於前共黨時期的照顧。這種享受「全面性的免費醫療服務……改善勞動人民健康」的權利，實際上明文規定在北韓憲法上。金醫師自豪於自己身為這個醫療體系的一員，也對自己能提供病人醫療服務感到高興。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北韓醫療體系的缺陷日益明顯。許多醫療設備不是過時就是不堪使用，想換零件也沒辦法，因為原本製造這些機器的共產集團國家的工廠都已私營化了。清津的藥廠因為缺乏原料與電力而減產。北韓幾乎沒有資金從國外進口藥品。金醫師巡迴看診時提的袋子越來越輕，最後裡面除了聽診器什麼都沒有。她只能幫病人開處方單，希望他們有親戚朋友在中國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錢從黑市取得藥品。

一九九三年，金醫師首次與醫院管理單位發生嚴重衝突，令她極為灰心。當時她負責診療一名二十七歲的男子。這名男子犯了經濟罪，也就是說他曾經從事私人買賣，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滿三年後，從監獄轉到了醫院。這人被打的全身是傷而且嚴重營養不良，瘦得連肋骨都清晰可見。他還患有急性支氣管炎。金醫師想給他抗生素，卻遭到長官駁回。

「他是罪犯，我們應該把抗生素留給其他人」，上級對金醫師說。

金醫師感到憤怒。「他已經被送到醫院來了，病人就是病人，我們可以救他。他沒有抗生素的話，可能連命都保不住」，她嚴正地反駁。

她偏執的一面在這件事上表露無遺。金醫師不善罷干休，她一連爭論了數日。垂死的年輕人沒有治療就出院了。金醫師每兩天到他家一次，但這名病人的病情卻日益嚴重，意志也越來越消沉。他嚷著：「我不應該繼續活下去。」不久就自殺了。金醫師深信自己和醫院要為他的死負責。她和上級之間的緊繃關係持續著，於是她主動申調到兒科，她認為那裡的情況不會這麼政治化。

與大多數北韓民眾一樣，金醫師是從中午的特別廣播得知金日成的死訊。當時她護送一名傷寒病人到一間特殊診所，才剛回到醫院。進到醫院大廳，就看到醫師、職員與病人全在全院唯一一台電視機前面哭泣。

金醫師走了四十分鐘回到位於市立體育場後面的自宅，她的眼睛噙滿淚水，幾乎看不清走在人行道上的雙足。父親在家睡覺。聽到她的腳步聲，於是坐直了身子。

「怎麼了？妳的病人過世了嗎？」他驚慌地問。他知道自己的女兒對病人投入的感情有多深厚。

金醫師倒在父親懷裡。她從來沒有哭得這麼傷心過，無論是男朋友拋棄了她，婚姻破裂與孩子被帶走，還是她的父親中風。這些全是人生可預期的挫折。即使金醫師是一名醫師，受過教育，瞭解人體的脆弱，也深知人不免一死，但她從來沒想過這樣的事會發生在金日成身上。

她同事的感受也差不多。當他們在醫院昏暗的走廊上漏夜工作時，會交換陰謀論的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金日成是被美國的軍火販子暗殺的，因為他們想破壞即將來臨兩韓高峰會，屆時金日成會跟韓國總統金泳三會面──北韓宣傳政策中反覆出現的一點就是美國蓄意讓韓國半島分裂。

金日成剛去世的那幾天，金醫師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由於處於震驚與睡眠不足之下，她隔了好一陣子才發現，家裡的危機已節節升高。她的父親自從因病退休之後就陷入憂鬱，「偉大領袖」的死對他更是個打擊。他躺在床上，拒絕進食。

「如果像金日成這麼偉大的人都會死，那像我這種一無是處的人又何必活著浪費糧食？」他叫著。

金醫師試著跟她的父親講道理。先是好言相勸，然後提高音量，最後連威脅也用上了。

「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們一起死好了。」她這麼說。她的母親也威脅要絕食。金醫師還把醫院的黨委書記找來一起勸他。她也試著用靜脈注射的方式讓父親維持體力。

金醫師的父親開始囈語。他先是讚美金日成，然後又辱罵他。一天他說自己是如此敬愛大元帥，沒有大元帥他活不下去，另一天他又低聲說金日成的死證明北韓的體制完全失敗。他要女兒從醫院帶紙回來，勉強撐起身子，潦草地寫了張便條：身為勞動黨黨員，我最後的任務就是讓我的長女繼續我的工作。請指導她，讓她成為優秀而忠誠的黨員。

他把信交給金醫師，要她轉交給醫院的黨委書記。然後他又拿了一張紙，在上面胡亂畫了一個看似相當複雜的金字塔，每個塔階標示著姓名與數字，那個圖怎麼看都像是瘋子的塗鴉。金醫生以為父親神智不清了。

他示意金醫師坐到他的身旁。他身體已經虛弱得只能輕聲說話：「這是我們家在中國的親戚。他們會幫妳。」

那是一張族譜。金醫師感到震驚。難不成父親是在暗示她離開祖國，到中國去？這是逃離中國然後出於對金日成的敬愛而親自教導她讀書的父親會說的話嗎？他會是叛徒嗎？金醫師第一個反應是撕碎它，但她無法毀掉父親的遺言。於是她拿出一個收藏紀念品的小鐵盒，上面有鎖與鑰匙，這是她少女時期留下來的東西。

她把父親的草圖折好，鎖進箱子裡。

金日成安厝於一處地下陵寢，他的遺體在做過防腐處理後公開陳列，這是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所建立的共產黨傳統。北韓政府舉辦了為期兩天（七月十九日與二十日）的隆重葬禮。平壤廣播電臺報導有兩百萬人參加了這場儀式，金日成的靈柩放在凱迪拉克車頂上巡迴整座城市，後頭跟著踢正步的士兵、軍樂隊、以及架有領袖肖像與花葉裝飾的加長型禮車車隊。百輛車隊行列從金日成廣場出發，行經金日成大學與市中心一百英呎（二十九．四公尺）高的金日成銅像（這是北韓最大的金日成銅像），最後停在革命門前，這是巴黎凱旋門的仿製品，只是更為巨大。次日有一場紀念儀式。正午十二時，全國各地警報聲響起，車輛與船隻鳴按喇叭，每個人立正默哀三分鐘。國喪期間終於結束。該是國家返回正軌的時候了。

金醫師有許多機會借由工作來忘記悲傷。她的父親在金日成葬禮後的一個星期去世，所以她晚上也不想回家，寧可更長時間地工作。熱浪尚未結束，始於夏天的傷寒現在成了席捲各地的重大疫情。因為排水系統不佳，清津市很容易爆發疫情。排水系統是在韓戰後倉促重建而成，未處理過的糞便被衝入婦女用以洗衣的河川。隨著電力斷斷續續，自來水也不太穩定。通常早上與下午會有一小時的水電。民眾在家裡用大桶子儲水（幾乎沒有人有浴缸），而這些水桶就成了細菌溫床。沒有人有肥皂。傷寒可以用抗生素輕易地加以治癒，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北韓幾乎無法取得這種藥品。

一九九四年的炎夏之後，迎來了罕見的寒冬，山區氣溫驟降至零下三十五度（相當於攝氏負三十七度）。隔年夏天出現暴雨，洪水淹沒了農田。這讓北韓政府有了不失面子的藉口，首次願意公開承認國內出現糧食短缺。一九九五年夏天，聯合國賑災小組獲准進入北韓，他們得知水災所造成的損失已達一百五十億美元，五百二十萬災民後受害；九萬六千三百四十八棟民宅被毀，五十萬人無家可歸；一百九十萬噸的農作物損失。

在小兒科病房，金醫師則注意到她的病人出現奇怪的症狀。在她治療的孩子當中，凡是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一九九○代早期出生的，體格都小的驚人，甚至比金醫師自己讀小學時的個子還小，她當時是班上最矮小的學生。這些孩子的上臂瘦到金醫師只需要用自己的食指與大姆指就能輕易圈住。他們的肌肉軟弱無力。這是肌肉耗損的症狀，也就是身體在飢餓狀態下會吃掉自身的肌肉組織。這些孩子因便祕而來看診時，症狀劇烈得讓他們痛得彎身大叫。

問題出在食物上。糧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婦開始採集雜草與野草加到湯裡面，塑造出一種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漸取稻米成為主食，但人們不僅吃玉米，還吃玉米葉、玉米殼、玉米莖與玉米軸來充飢。大人還撐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在醫院裡，醫師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最後他們決定給這些母親一個烹飪上的建議。「如果妳們要煮野草或樹皮，就必須把這些東西磨得很細，然後煮久煮軟一點，這樣比較容易吃」，金醫師告訴她們。

年紀比較大的孩子與成人則是出現另一種奇怪的新症狀。病人的雙手長出發亮的疹子，這些疹子要是長在鎖骨附近，感覺就像戴了項鏈，要是長在眼睛周圍，看起來如同戴了眼鏡。這種症狀有時被稱為「眼鏡病」。事實上這是糙皮症，主要是飲食中缺乏菸鹼酸所引起，通常發生在只吃玉米的人身上。

因為小感冒、咳嗽或腹瀉而來看診的孩子經常在很短的時間內死亡。貧乏的飲食降低了他們的抵抗力。就算醫院有抗生素，他們的身體也虛弱得沒辦法服用。嬰兒骨瘦如柴，他們的母親自己也營養不良，無法分泌足夠的乳汁。在這裡，嬰兒的配方奶根本不存在，連牛奶也很罕見。過去，奶水不夠的母親會用稀釋的粥來餵孩子，現在她們連米也買不起。

另外還有一些孩子完全沒有可診斷的症狀，只顯得有些抑鬱。他們看起來臉色蒼白或者有點發青，皮膚粗糙缺乏彈性。有時候肚子會鼓脹，但有時候又沒有。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得了什麼病，我就是無法讓他停止哭鬧」，母親們這麼對金醫師說。

她同情地點點頭。她瞭解這個狀況，卻無法把話說出口。在沒有糧食的狀況下，你要如何告訴一名母親，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多吃一點？

金醫師會寫下便箋，讓這些孩子住院，雖然明知自己根本無法治療他們。醫院也沒有食物。當她巡房時，經過小兒科病房，孩子們的目光跟著她的身影。即使當她轉身時，她也能感覺到孩子們的眼睛盯著她的白袍，想著她是否能解除他們的痛苦，然而很快就明白她無能為力。

「他們看著我的眼神充滿指責。即使是四歲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我一點忙也幫不上」，多年後，金醫師這麼對我說。「我能做的只是事後跟著母親們對著他們的屍體痛哭。」

金醫師成為一名醫師的時間還不算長，她還沒有在自己與病人之間築起一道保護牆。孩子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幾年後，當我問她還記不記得那些在她照護期間死亡的孩子時，她斬釘截鐵地回答：「每個孩子我都記得。」

幾年過去了，醫院能提供的治療越來越少。地下室的火爐將煤炭燒盡之後，步入熄滅的命運，於是醫院的暖氣停了。一旦自來水停止供應，也無法適當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內也是一片陰暗，醫師只能站在窗邊寫報告。病人必須自備食物與毛毯。由於繃帶稀少，病人會剪下被單權充繃帶。雖然醫院仍然有能力製造靜脈輸液，但他們沒有瓶子來裝這些輸液。病人必須自己帶瓶子來，通常是使用清津最受歡迎的啤酒「樂園」的空瓶。

「如果他們帶一個空瓶，就可以吊一瓶點滴。帶兩個空瓶，就可以吊兩瓶點滴」，金醫師說。「這種事很難堪，令人難以啟齒，但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最後，醫院人去樓空。民眾不再帶親人去看病。何必這麼麻煩呢？
　　
金日成的死實際上並未對北韓造成多大改變。金正日在他父親去世前十年已逐漸掌握權力。經濟不可避免的崩壞是經年累月的結果，其病根始於北韓經濟的缺乏效率。但北韓的偉大領袖挑了一個好時辰離開人世，往後數年的災難因此不至於使他畢生的事跡蒙塵。要是金日成多活幾年，今日北韓人將不會以懷舊的心情回顧在他統治期間曾擁有過的相對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際，剛好就是他的共產主義美夢嚥氣之時。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韓的經濟就跟它的偉大領導人的屍體一樣靜止如石。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直線下降，從一九九一年的兩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北韓的商品出口從二十億美元掉到八億美元。經濟的崩潰具有一種有機性，彷彿一個生命體正緩慢喪失功能，走向死亡。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龐大工廠像一道生鏽的牆，煙囪整齊得像是監獄的鐵桿。煙囪是最可靠的指標。多數時候，工廠暖爐只會噴出幾陣煙，你可以清楚數出噴煙次數──一次，兩次，頂多三次──然後看著這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廠大門緊閉，上頭纏繞著鏈條和扣鎖──當然了，如果早已把機械拆散、運走的小偷還沒把鎖也偷走的話。

工業區北邊，海浪輕拍著空蕩蕩的港口碼頭。以往固定來載運鋼板的日本和蘇聯貨船都不見了，現在只剩下北韓的多艘生鏽漁船。宣告著二十一世紀的太陽──金正日的幾個大字高聳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連這幾個字好像也跟周圍的景觀同朽了。沿路宣傳告示上的紅色字跡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黯淡的粉紅色。

清津曾是北韓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現在有了一種嶄新的美，荒涼又寂靜。在秋冬這兩個東北亞的乾燥時節，這裡的天空清新而湛藍。來自鋼鐵廠刺鼻硫黃味已經消失，人們再次嗅到海水的氣味。夏天，蜀葵悄悄從側方爬上了水泥牆。連垃圾都不見了。這並不是說北韓以前有很多垃圾──東西都不夠了，哪來的垃圾呢──但既然經濟活動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積物自然也隨之消失。沒有塑膠袋或糖果包裝紙隨風飄蕩，港灣裡也沒有漂浮著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菸，就會有另一個人去撿，把香菸撥開，抽出裡面僅餘的幾根菸絲，用報紙再次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