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鸛雀樓》的作者不可能是王之渙(圖)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一、關於鸛雀樓址

關於鸛雀樓址及其得名之由，今天的一些注家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

鸛雀樓「故址在山西永濟縣西南城上」——鄭盂彤《唐宋詩詞賞析》第9頁

「在蒲州（山西永濟縣）西南城上，樓有三層，因常有鸛雀棲其上，故名，後被水衝垮」——張燕瑾《唐詩選析》第33頁

「蒲州即今山西永濟縣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課本註釋

「蒲州是現在山西運城縣」——李之光《古代詩歌選》52頁

「鸛雀樓有三層，矗立於城角之上，因其高，鸛鳥時集其上，故名鸛雀樓」——《教學參考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從以上註釋，我們會得出這祥一個印象：鸛雀樓在蒲州城上，後被水衝垮，因樓很高時有鸛鳥集聚故得其名。蒲州即今山西永濟縣或運城縣縣城。

其實，這些注都是不太確的。根據山西運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提供的資料以及我們的考辨，鸛雀樓址及得名之由並不如上面所述的那樣。

第一，鶴雀樓址並不在蒲州城上，而是在城外黃河河道中的高坡上。對此，《永濟縣誌》有明確的記載：「鸛雀樓在郡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鳥棲其上，遂得名」。《蒲州府志》則記得更詳：鸛雀樓「舊址在城西河州渚上。」據山西運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所提供的資料說：「鸛雀樓在蒲州城外黃河中的高丘上，而不是‘在城上’，由於黃河河床自然改動的歷史原因，這座樓現在已找不著痕跡，但蒲州舊城的輪廓仍有殘存」。

這兩則記載都證明鸛雀樓並不在蒲州城上（當然也談不上是城西南的角樓），而是在城外西邊黃河州渚的高坡上。既然實際情況是如此，那末一些注家為什麼會認為樓在城上呢？

這可能與對《清·一統志》中有關記載的誤解有關。《一統志》在「山西蒲州府」條下記云：「鸛雀樓在府城西南城上。《舊志》：舊樓在郡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鶴鵲棲其上，遂名。後為河流沖沒，即城角樓為匾以存其跡」。這段話本意是說：鸛雀樓址原在黃河中高阜處，因被河流沖沒，就把鸛雀樓匾掛到蒲州城西南的角樓上，權以這個角樓作為鸛雀樓的替身。有些同志可能誤將這段記載的首句「鸛雀樓在府城西南城上」當成歷史上的鸛雀樓址了。

第二，把蒲州說成是今日的永濟縣或運城縣，也是不確的，由此推導出的鸛雀樓在永濟縣城上或運城縣城上則更為不妥。據史料所載，蒲州是北周明帝二年（公元五五八年）置州，唐開元年間曾升為河中府，轄永濟、河津、臨猗、聞喜、萬榮等縣以及運城西南部分地區，明初復為蒲州，清雍正年間又升為府。它的州治所在地蒲阪，解放後曾一度屬運城縣，後又劃歸永濟縣，現是永濟縣屬下的一個鄉，名字仍叫蒲州，距永濟縣城約十二公里左右，據運城行署教育局的同志說，蒲州舊城的輪廓仍有殘存。由此可知，蒲州只是今永濟縣的一部分，只能說「屬」或「在」今永濟縣，而不能說「即」或「是」今山西省永濟縣。當然更不能說鸛雀樓在今山西省運城縣或永濟縣城，因這與史實的距離更遠。

第三，由上可知，鸛雀集其上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城高而是由於近水的緣故。鸛鳥是我國北方一種常見的水鳥，形似鶴，常在水邊活動，主食魚、蛙、蛇之類水族，晚上棲息於水邊的高枝上。這樣，建於洲渚高阜處的塔樓自然也就成為鸛鳥的聚居之所，此樓也就因此而得名鸛鳥樓。

同樣地，也正因為此樓在河心，才會由於洪水暴漲或河流決口、改道等原因把它沖沒。假如此樓果真在城內角樓上，「為河流所沒」就很費解了。

一座高達三層的樓臺建築在唐代是頗為壯觀的。更何況它是建於黃河中的高阜之上，下臨州渚、前瞻中條。所以從盛唐時起，這裡就成了文人雅集的勝地。從現存的李翰《河中鸛雀樓集序》來看，至少在中唐時代，文人們關於鶴雀樓的題詠就已彙編成集了。

二、關於詩的作者

關於此詩的作者，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說是盛唐處士朱斌作。唐人芮挺長選的《國秀集》即採此說。

另一說是唐王之渙作。近代的一些唐詩選本如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馮沅君《中國歷代詩歌選》及中學語文課本皆持此說。

第三種是把上述兩種說法兼顧起來，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唐詩選》，題下標為王之渙，但在注中點明「一作朱斌詩」；清代編的《全唐詩》則乾脆在王之渙和朱斌名下都收了《登鸛雀樓》一詩。

第四種是兩個作者都提及但也表明自己的傾向性。如劉永濟的「唐人絕句精華》：「此詩趙凡夫以為朱斌所作，古今傳誦皆日王之渙作，沈括之言，尤為明證，今仍歸之王之渙」。

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我認為是朱斌的可能性較大。即使不是朱斌，也是當時的一位不知名詩人王文奐，而不可能是王之渙。其理由如下：

第一，最早的一本唐詩選集——唐太學生芮挺章選的《國秀集》中即把這首題為《登樓》的詩放在盛唐處士朱斌的名下。《國秀集》成書於天寶三年，比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還早八年，共收了從開元元年到天寶三年這三十一年間盛唐優秀詩人的220篇詩作。而據靳能所作的《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誌銘並序》，王之渙「以天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遘疾，終於官舍，春秋五十有五」。由此看來，《國秀集》成書年代距王之渙去世的年代只後兩年，況王之渙又是當時一個著名詩人「歌從軍，吟出塞，嗷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如果《登樓》一詩果真為王之渙所作，按說是不可髓錯為朱斌的。再說《國秀集》中還收錄了王之渙的三首詩（涼州詞二首，宴詩一首，見《國秀集》下卷），連《宴詩》這樣平庸之作都收錄，唯獨不收他的名作，這似是不可能的。

第二，最早把《登鸛雀樓》收在王之渙名下的是李晡等人編纂的《文苑英華》。《文苑英華》成於宋初，是宋四大類書之一，由於出於眾人之手，又加上成書倉猝，卷帙浩繁，所以舛誤甚多。南宋彭淑夏的《文苑英華辯證》、清勞格的《辯證拾遺》都是在做此書的辨偽勘誤工作。當然，我們不能因《文苑英華》中有舛誤，就據此指實收入此集的《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有誤，要證實是朱斌所作，還得更多的搜求旁證。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與《文苑英華》同時代的幾部著作中凡提到《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都不是王之渙而是王文奐，這就使我們有理由懷疑《文苑英華》中《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是否誤記。如沈括《夢溪筆談》中提到在鸛雀樓題詠的諸位作者，其中有王文奐而無王之煥：「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並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當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北宋彭乘的《墨客揮麈》卷二和北宋阮閱的《詩話總龜》也均將《登鸛雀樓》作者記為王文奐，與《夢溪筆談》所載相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司馬光的《司馬溫公詩話》中關於《登鸛雀樓》一詩的記載：「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眾。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詩話中說得很明確：《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是王文奐，而且是個「當時賢士所不數」的無名之輩，以至「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這與「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名聲很大的王之渙恐非一人。倘認為非王之渙這類名家高手寫不出此詩那就錯了，因唐代是個詩歌大普及的時代，販夫、戍卒、倡優、樂工都能突發出一兩首傳之後世、經久不衰的佳作，這樣的事例在唐詩中是不勝枚舉的，如葛雅兒的《懷良人》，無名氏的《水調歌》皆「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前者是位默默無聞的家庭婦女，後者連姓名也未留下。就連黃巢這樣的落第秀才也能寫出《詠菊》這樣流傳百世的反詩。

第三，永濟縣現存的「鸛雀樓石刻」中《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亦是王文奐。有人解釋為王文奐的「文」字是「之」宇的書寫之誤，「奐」是「渙」的簡寫，這恐怕過於牽強。由此看來，《文苑英華》中所云的「王之渙」可能是舛錯了。

綜上所述：《登鸛雀樓》詩的作者，最早的說法是盛唐處士朱斌，到北宋以後漸改為他人，但大多數詩話和唐詩總集、選集都記為王文奐，只有少數選家認為是筆誤而改為王之渙。因此我認為如果要說是朱斌所作是有道理的，但此說只有孤證，如要服人，還得另尋證據。但我們可以說：即使不是朱斌所作，也應寫成王文奐所作，而絕不可能是王之渙。

三、關於詩意的詮釋

一、詩的一、二兩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有的注家認為「山」指的是中條山，黃河的流向則是自西向東，如李之光《古代詩歌選》將這兩句解說為「詩人站在鸛雀樓上，朝西望去，一輪紅日慢慢沿著中條山落了下去；向東望去，奔騰的黃河正向大海奔流而去」。張燕瑾先生的《唐詩選析》也是這樣解說的：「白日依山盡，是寫夕陽西墜，貼近了連綿的中條山，這是詩人親眼所見，是寫實」；「黃河入海流是寫眼底是一瀉千里的黃河，它奔湧流轉一直向東，匯注到浩瀚無涯的大海，這裡還包含了詩人的想像。」

這兩種解說都由於地形不明造成對詩意的誤解。

鸛雀樓的地理位置是：它的東北是蒲州城，東南是長約一百六十多公里的中條山，奔騰的黃河則從樓的西側滾滾而過，流向則是由北向南，直到風陵渡才折向東。隔河相望，西面是八百里秦川，西南則是連綿不斷的秦嶺橫亙在天地之間。由此可見，夕陽是無法落入位於東南的中條山中的，而且河水也不是向東，而是向南流去。有的選本也注意到了中條山的位置，但又無法搞清「依山盡」的山究竟何山，所以在注中乾脆就不作確指。如鄭孟彤先生的《唐宋詩詞賞析》中就籠統解為「一輪白日正在西山頭上慢慢地下沉著」。但也有的注家既明白中條山的位置，又認為「依山盡」中的山是中條山，於是就在「白日」和「盡」字上做文章。如馬家楠先生在《王之渙「登鸛雀樓」賞析》一文中就認為「白日」「不過是指明晃晃的日光，而並不是指太陽本體。詩中描寫的是晴朗的自晝，白茫茫的天光日影，透過縹緲的煙嵐雲氣，在山石間、草木上，燦爛地反射著，炫耀著。隨著深邃的崇陵巨壑向前伸展、伸展，一直到詩人目力的盡頭」。這樣，「盡」指的就不是太陽落山，而是目力窮盡了。其實，這種說法也是很牽強的。因為「白日」一般都解釋為太陽，只不過詩中寫的是深秋或冬天的太陽，白晃晃的缺乏熱力，帶上高寒的特徵。高適《別董大》「千里黃雲自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就是明證，我們不能為著使「中條山」能解釋得通，就把「白日依山盡」解釋成另外一種含意。我認為這個「山」並不是中條山，而是秦嶺東段的華山。華山位於蒲州的西南，北臨渭河平原，是個東西走向的斷層山，主峰太華峰高達1997米，距蒲州的直線距離僅30多公里，詩人站在鸛雀樓上向西遠眺，正好可見一輪夕陽傍著西南方的華山緩緩下沉。為什麼夕陽向西南而不是向西落去呢？這是因為冬天的太陽，位於北迴歸線以南，所以向西偏南落去，這與前面所提及的「白日」同樣都帶有很明顯的季節特徵。另外，再從整個畫面的構圖上來看，詩人登高遠望，向西看見了一輪白日正在緩緩依山下墜；俯視樓下，滾滾的黃河正經過這裡向南奔騰而去，這樣遠眺近俯，由西轉向南四面眺望，既符合登高賞景的實際，又使畫面顯得很開闊。如果此山是中條，就與落日的方位不合，而與黃河的流向一致皆為東南。遊人登樓專向南方遠望，詩中專寫一方之景，也似與常理不合。

既是如此，為什麼一些注家老是在「中條山」上做文章，而投有注意到秦嶺呢？我以為這與《夢溪筆談》卷十五中「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的記載有關。文中的「前瞻中條」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白日依山盡」。「下瞰大河」又很容易與「黃河入海流」聯繫起來；再加上沒有經過實際考察，缺少感性印象，往往就只注意到中條山而忽視了隔河相望的秦嶺。

關於詩的三、四兩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注家們大都沒有疑義，一般都認為是表現了詩人「奮發向上、不斷追求」的精神，是詩人慷慨的情懷和闊大的胸襟的表現：「詩人並不以登上第二層為滿足，還要向第三層（最高層）登攀。」有的注家進一步認為這兩句詩還表現了只有登高才能望遠、只有襟懷闊大才能視野開闊的人生哲理。

我認為上面這些解釋，從詩句的引申義，從虛寫這個角度來生發是不錯的，但如從詩句的本義詮釋即實寫的這一面來說，我卻有一點不同的看法。我以為這兩句是詩人站在樓的最高層（第三層）所發出的感慨，而不是還要從第二層向最高層登攀時的感慨。理由很簡單：要想對一件事有深切體會，對一個哲理有所領悟，往往要親自做過之後，事情完成之後才能得到。詩人站在樓的最高層，向西望見了遠遠的華山落日，向南又望見了奔騰而去的黃河流水，這才領悟到一個人生哲理：登高才能望遠，而要想登高又必須有勇氣和膽略，於是寫下了這個名旬：「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