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難 不能忘記文革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潘家園收藏品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老外」駐足。他們不像中國富豪那樣對那裡的古董感興趣，而是盯上了堆在屋角那些值不了幾個小錢的文革「垃圾」，從即將化為紙漿的各類印刷品，不管是手寫、油印還是鉛印，不管是文字、照片還是繪畫，不管是傳單、小報還是通告；到造反隊隊旗、臂標和帽薇，總之，只要是「文革」遺物，紙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統統買下，一樣也不放過。他們買的方式也很特別，這一袋多少錢，那一堆多少錢，從不分張，亦不論份兒。這情景很自然使人聯想起「解放」前洋人買我國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這一摞多少錢，那一摞多少錢。有一位美國人居然一下拋下5萬美鈔，將一女老闆經營的滿屋子「文革」遺物買斷，裝了十幾大紙箱全部帶走。

當中國人暗地裡嘲弄「老外」傻冒、神經，有錢沒處花居然高價買垃圾時，國外的留學生帶回消息：某國某地建立起中國「文革」博物館，某國某地建立起中國「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緊接著，國外關於中國「文革」史料的版本目錄性工具書也陸續編出來了，某地區出版過多少種「文革」小報、創刊何時、終刊何時以及創辦者為哪一造反組織，簡直記錄得細緻入微……

直到這時國人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外狂斂文革垃圾，為的是最大限度地佔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們是站在歷史研究的高度，將這些「文革」遺物視作了當代文物。可國人還是想不通：文革距今還不到四十年，「文物」至少得成百上千年，那些亂七八糟的垃圾能稱得上「文物」嗎？花那麼大的代價建立起「文革博物館」有商業價值嗎？

當光顧「文革博物館」的中國人向老外提出這一疑問時：老外的回答再次令他們震驚：他們不惜花費巨資創建「文革博物館」不是為了商業利益；更不是為了張中國之醜；而是要給國人提供警示教材：文革不僅僅是中華文明的災難，也是全人類文明的災難！所以文革的悲劇千萬不能在其他國家再度重演。如果不讓國人記住那些發生在異國不太久遠的教訓，他們國家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換一幅面孔重蹈文革的悲劇……

有些歷史悲劇是永遠也不能忘懷的；否則後世的人民會再度重蹈那些悲劇！

遺忘歷史大悲劇的民族永遠也不能吸取教訓獲得新生！

中國人對歷史大悲劇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把曾經發生的大悲劇重演一次。

兩千二百年前的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斷送了當時已知世界最強大的秦帝國；兩千年後的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則使清帝國走向不可挽回地衰落。

1895年，面積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十分之一，昔日連進貢都不夠格的小日本在天朝大國的門口打敗了它的老師。一支日軍闖進了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倖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

中國人沒有從那次血腥的災難中汲取教訓，繼續貪污受賄醉死夢生，不思振興民族富強國家；結果四十二年後的1937年，日軍佔領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殺害了37萬中國平民。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1931年冬天，張國濤在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肅反，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展開為敵復仇式的自相殘殺，包括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曾中生在內的絕大多數中高級幹部全被指控為「改組派」，在受盡酷刑之後押往湖北紅安七里坪黑窪和河南新縣白雀園用石頭砸死……前後共殺了五千餘人，比紅四方面軍死於戰場的總和還要多。當時紅四方面軍還不到三萬人。被肅掉的「改組派」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三個字的確切意義，連元帥徐向前的夫人程訓宣的也成了「改組派」死於酷刑

三十五年後的1966年，我們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下和鄂豫皖蘇區同樣的歷史錯誤，並付出了更為慘重的代價。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元帥賀龍，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國防部長彭德懷……等共和國元勛全被迫害致死，跟在他們後面遇難的前後不下一千萬人！

文革和張國濤的肅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黨政要人付出的代價最大；都動用了非人性的殘酷刑罰；強加了莫須有的罪名。鄂豫皖特委書記曾中生的罪名是叛變通敵；其他紅軍幹部則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罪名則是「叛徒、內奸、工賊」；其他老干則是「反革命」，「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

今年離文革整整四十週年，四十年是中國近代犯同樣歷史錯誤的通常間隔時間，我們本應該引起高度的警覺。可實際情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絕大多數已經把文革忘記得差不多了；文革後出生的一代人則根本不瞭解文革；不少年輕人還誤認為文革是反貪反腐的民主運動？今天我們雖然沒有搞紅衛兵大串連和砸爛文化遺產；但不少社會思維和社會現象都折射出文革的影子，還有不少希望改變現狀的弱勢群體在為文革招魂。

當遠離文革的西方文明國家因為害怕犯同樣的錯誤紛紛開設文革紀念館時；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國人卻在加速度地忘記文革？

二

文革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沒有理由忘記這段歷史！

首先我們列舉幾則文革檔案：

文革中被迫害自殺的知名人士：

鄧拓　：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被誣為「叛徒」；5月17日晚，鄧寫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訣別書》後，於5月18日自縊身亡。

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衝擊。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自縊而死。

李平心：歷史學家，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並當選為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除歷史學外，對生產力性質問題的研究也甚有影響。文革前夕即遭圍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殺。

老舍：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歷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話劇《茶館》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

陳笑雨：著名文藝評論家。歷任《文藝報》副主編、《新觀察》主編、《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鬥，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盡。

言慧珠：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曾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擅演《玉堂春》、《遊園驚夢》等。文革中遭批鬥、毆打，肉體和精神均受到巨大傷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連寫下三封絕命書後自殺身亡。

葉以群：著名文藝理論家。1932年入共產黨，同時加入「左聯」並任組織部長。曾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跳樓自殺。

閻紅彥：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歷任四川省委書記兼副省長、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部隊第一政委。因對「中央文革」所作所為強烈不滿，於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藥自殺。

李立三：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曾領導過著名的安源工人運動、五•卅運動。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兩個月中遭受14次無情批鬥毆打之後，決心一死了之，當晚服安眠藥自殺。

陳璉：蔣介石高級幕僚有「文膽」之稱的陳佈雷之女。1939年入共產黨，歷任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行委員。文革開始後，造反派誣蔑她是叛徒、特務，並揚言要開除她的黨籍。1967年11月19日，48歲的陳璉從十—層樓上跳樓自殺。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聞名。文革中被指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蔑為國民黨潛伏特務，屢遭批鬥。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死後曾被剖屍檢查，因懷疑她腹中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

楊朔：著名作家。歷任中國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黨組常委。文革開始後，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7月底楊朔要求上書毛主席和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絕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儲安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委員。1957年大鳴大放中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因所謂「黨天下」言論被定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為造反派折磨的對象，受盡人身折磨侮辱。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盡。

傅雷：著名翻譯家，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1958年4月被劃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
門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婦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慘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翦伯讚：著名歷史學家。有《中國史綱》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報》主編等職。文革中，因對前途絕望，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雙雙自殺。

上官雲珠：1920年生，江蘇蘇州人。著名電影演員，曾在《烏鴉與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飾演角色。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1968年跳樓自殺。

周瘦鵑：1895年生，江蘇吳縣人。現代著名作家。曾主編《申報•自由談》、《禮拜六》等，有長篇言情小說《新秋海棠》等，系「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殺。

李廣田：著名作家。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昆明作協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殘酷迫害，於1968年跳池自殺。

吳晗：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先後寫了《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後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

顧而已：著名電影藝術家。執導過《小二黑結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備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縊身亡。

聞捷：著名作家、詩人。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副社長、中國作協蘭州分會副主席。文革一開始即遭批鬥，1969年下半年獲得「解放」後，又因人際交往問題遭誣陷，被張春橋說成是「階級鬥爭新動向」。1971年1月13日晚寫好遺書後開煤氣自殺。十餘年後，作家戴厚英據此寫成長篇小說《詩人之死》。

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
　
國家主席劉少奇（1969）

國務院副總理陶鑄（1969）

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大將（1969）

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1969）

海軍參謀長張學思（1970）

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1967）

作家田漢（1968）

作家趙樹理（1970）

文學評論家邵荃麟（1971）

文學評論家侯金鏡（1971）

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1974）

建築工程部部長劉秀峰（1971）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1969）

教育部部長何偉（1973）

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1972）

監察部部長錢瑛（1973）

農業部部長廖魯言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

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1966）

音樂學家瀋知白（1967）

古典文學專家李嘉言（1967）

文學評論家胡先（馬肅）（1968）

文學評論家陶然（1966）

小說家孔厥（1966）

小說家陳翔鶴（1969）

戲劇評論家伊兵（1968）

小說家彭柏山（1968）

美學家呂熒（1969）

著名新聞記者、新聞學家範長江；

著名文學史家劉綬松等。

文革中堅守良知，不放棄思考的小人物下場：

張志新：出身於書香世家，遼寧省宣傳部幹事。1969年給毛澤東上書提意見，善意指出毛澤東自大躍進以來犯有左的錯誤，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入監獄，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且被多次輪姦。因拒不認罪被判死刑，於1975年4月4日執行。臨行前為了防止她喊口號，幾個冷血壯漢把她按倒在地，在頸部墊上一塊磚頭，在不打麻醉的情況下用普通刀子殘暴地割斷了她的喉管。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一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折磨，於1975年絕食73天，在被強制注射葡萄糖的情況下才免於一死。1976年12月文革結束後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一根尖銳的竹籤穿成一體。

黎蓮：和李九蓮一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被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一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一條半尺長的裂口，一個血淋淋的腎從裡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裡面塞上一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一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瞭解剖標本。

三

文革的教訓是多方面的，前面的人已經作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和探討，本文主旨主要針對文革的滅天理絕人倫和對民族精神的深遠毒害。

人類文明的進程表明：文明的目標固然重要，但為實現目標採用的手段也一樣不能忽視，反文明的手段會使原本很高尚的目標遠離文明的軌道。

文革中我們人為把一個群體劃分為階級敵人，並不擇手段地把他們打倒在地。我們自信是革命正義的勢力，階級敵人則是沒落反動的勢力。但我們對付階級敵人的手段野蠻殘忍，在打擊階級敵人的同時也使我們的靈魂不同程度地被毒化。當我們陶醉於自己的暴行時，我們的靈魂已倒退到動物的狀態。

文革前期，「革命隊伍」的主力軍紅衛兵被「階級鬥爭」理論異化為虐待狂。

「破四舊」時期，北京市的紅衛兵在全城大肆抄家，對象主要是「黑五類」家庭。所謂的「抄家」常常是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還伴隨「打人」，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被紅衛兵押著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的一對「資本家」老夫婦被「紅衛兵」打得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鮮血淋漓；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一個本來應該很溫柔善良的少女殘暴成上文中的那個模樣，我們無法想像那個時代毀滅人性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在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中，崇文門附近的一個「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婦）被一群紅衛兵用開水從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燙熟了還不肯罷手，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爬滿了蛆。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革命隊伍」成了胡鬧和迫害的機器，成了沒有任何人性的冷血怪物。

如果革命的果實是革命者成了反文明反人性的野獸，這樣的革命還有什麼意義？

就算那些「黑五類」真個是窮凶極惡的階級敵人，也應該讓他們體面地去死，不應該施以非人的刑罰，更不應該殊連到不知邪惡為何物的嬰幼兒身上。

更何況「黑五類」不是兇惡的敵人，他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只是一個受盡屈辱根本沒有能力作惡的弱勢群體。

北京是中華民族的首都，是華夏文明的薈萃之地，那裡尚且發生如此野蠻瘋狂的鬧劇；我們無法想像那些遠離文明的西南西北地區會發生怎樣的血腥罪行。文革期間廣西屠殺迫害「黑五類」事件無論規模還是手段都遠遠超過北京，很多罪惡根本無法用文字來表述。

…………

一個充滿荒唐的年代，一出群體走向瘋狂的鬧劇和悲劇！

當我寫下上面那些沉甸甸的文字時，我的心漲滿了難以克制的憤恨、悲涼。所以憤恨，是因為肇事者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民族製造了難以抹去的恥辱；而且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迄今仍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一大群無辜者的身心竟會這樣輕易地被摧殘，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每個參與並製造文革悲劇的當事人都振振有詞地聲稱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被眾人記起並被指證的作惡多端的凶手也露出滿臉委曲狀，聲稱自己是秉承了上面的旨意，行凶作惡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不過是制度的犧牲品。

我想起了德國納粹黨的歷史，他們的命運是我們民族最好的借鑒。希特勒帝國覆亡後，一大批納粹骨幹被送上絞刑架，饒幸漏網者則逃亡到世界各地隱姓埋名，但一直不能擺脫被追捕的噩夢，每年都有一批納粹黨徒被送上法庭。從那時到今天，整整六十年過去了，倖存下來的納粹黨徒都已成了垂暮老人，並且是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按理他們當年犯下的罪孽不用再追究了。但國際法庭並沒有因此放棄對他們的追捕，他們對人類文明的犯罪必須被清算，無論他們逃到地球的哪一角，也無論他們年齡有多大，哪怕他們此後的行為善良公正，他們一樣要為當年的罪孽付出代價！如果這些人不付出代價，就是對「惡」的開脫和獎勵，作惡者就會滋生饒幸心理：既然作惡可以迴避懲罰，可以用事後的善行來補償，那麼我先殺一個人或搶劫一筆錢財然後再去作好事不就可以將功補過嗎？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人在作惡時的恐懼感就會大為減輕，原本不敢殺人搶劫的人就會毫不猶豫地舉起屠刀，罪惡的概率就會直線上升。

如果納粹黨在中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可以逃避懲罰，因為作惡者可以把責任一古腦兒地推給希特勒身上，他們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就算犯了罪也是迫不得已。這樣的邏輯貌似合理實則荒唐，心靈光明的人擁有在權錢誘惑和淫威面前堅守良知的能力，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罪惡的命令僅僅因為來自可以決定你政治生命的上司，為了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就去不折不扣地執行，你不是原凶也是幫凶，幫凶也一樣要受到懲罰。如果下面有更多的人堅守良知，來自上面的罪惡也不會大範圍長時間擴散；上司也不至於長期作惡而不自覺。中華文明自古就有「亂命不遵」的明訓，當慈禧太后在癲狂狀態下向世界各國宣戰並命令各地督撫殺光境內所有的外國平民時，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就拒不奉命，使「庚子之亂」沒有擴展到黃河以南，既保住了慈禧太后不致毀滅；又讓中國再次逃過了被瓜分的噩運。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我們的民族真的沒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嗎？

那個時代的暴力不只停留在行動上，暴力的根須還伸進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層，毒化了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在相當長時間內難逃其負面影響。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有一天語文老師要我們用「心黑手辣」「造句」，還在黑板上寫下了供我們模仿的「範句」：
「我們對待階級敵人決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

中小學時唱在最多的校園歌曲是《像雷鋒那樣》，歌詞的末尾是「對待個人主義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首歌直到今天仍在部分中小學校園傳唱。

多麼恐怖的異化教育！多麼可悲的文化傳承！

四

文革的歷史教訓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的尊嚴和價值受到空前踐踏；

2、人性被極大扭曲，全民「集體精神自殺」；

3、全民失去思考能力，並集體走向瘋狂；

4、個人崇拜甚囂塵上，領袖被異化成「萬能的神」；

5、打擊報復氾濫成災，每個人都被迫在攻擊和防範的夾縫中緊張戰慄；

6、極端思維主宰一切，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

7、人權被蹂躪，民主異化為暴民政治；

8、殘忍暴力決定一切，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就出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

「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大多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我們民族的精神，經文革的折騰由百孔千瘡而萎縮而一派散亂，被倡導、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對生命本能的；愛國主義一樣也被異化與扭曲，並在政治與法律處於混亂的情況下，已不同於以往的，甚至要以破壞程度去衡量一個人的愛國程度。大規模的懷有不良心態的反進化，明顯的流露著莫大的無知與愚昧，而人們卻樂此不疲，其動力可能來自於人們極其不正常與深重的嫉妒心理，並指引他們紅了眼的去迫害，唯有把精神上高於自己的那一群人打倒，剩下的所有人的思想地位才大致處於同一高度，如此才有「團結」可言。這便是被改造與扭曲過的「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一直對文革懷有「既已過去，與現在無關」的漠然感，其實文革並非必然的產物，它所內含的偶然性很可能再一次溜進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忘記歷史的教訓，文革思維就會悄悄植根於我們的意識深層，類似的悲劇會換一幅面孔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於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重鑄文革的悲劇。儘管那是一個成長中的民族永遠也不能重演的悲劇！

文革的毒汁在今天依舊在浸染著我們的意識，擠壓著我們的精神。近幾年青少年暴力犯罪呈急遽上升之勢，並且大多是群體暴力犯罪，犯罪主體大多是中學生，當年紅衛兵的主體也是中學生。每逢看到一群中學生用殘暴致極的手段毆打落到他們手裡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獵物時，我的意識深層就折射出當年紅衛兵在北京街頭用皮帶抽打地主老太婆的鏡頭，兩者的手段之殘忍是何其相似？如果這些青少年有朝一日執掌了侵害他人的權力；他們身上的虐待狂血質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大人物所利用，中華大地極有可能再來第二次文革。

今天的中華大地有太多的「形式主義」，它自始至終都在為激進、片面、扭曲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貢獻力量，同時也製造了相當氛圍的浮華氣息，使各種可笑可悲的事件存在了發生的前提，尤其使人們焦忙於無任何現實意義的「形式」之中。形式主義和浮華氣息是文革的主要精神特徵，可以說今天的形式和浮華為文革的重來準備了肥沃的土壤。

今天的中國有太多心懷不滿的群體，他們都在熱切地渴望改變現狀。當改變現狀的理性途徑被封殺後，他們的精神難以躲避的受著種種折磨，出現種種創傷，意識深層就會滋長出難以遏制的報復情緒，會呼喚暴力和動亂。如果外界的條件允許，長期被壓抑的委曲和憤恨一旦找到了突破口，就會像野火一樣滋長蔓延。野火造成的毀滅是沒有選擇性的，所有的青草都會在烈焰中喪生，就像文革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也把社會精英掃蕩淨盡一樣。

今天的中國面臨民眾集體信仰危機和品格崩潰。沒有宗教信仰的群體容易滋生個人崇拜，信仰某位權高位重性格極端的大人物；品格崩潰就會不擇手段。個人崇拜和不懌手段恰恰又是文革遺留下的兩大禍根。

當我們的民族在加速度地忘記文革，自信那樣的荒唐醜劇絕不會在以後的歷史中再現時，我們卻在不知不覺中為文革的復辟準備了各方面的條件，缺少的只是一個可以作為崇拜偶像的「領袖」而已。當我們以如此不尊重，輕視，淡忘的態度對待文革時，也阻塞了我們從中本該進行的反思。今天的種種社會現象表明我們並未把文革思維隔離在那個年代裡，仍給予了它向當代過渡與發展的機會。

那些希望民眾忘記文革的人們也許是基於「掩飾錯誤」和「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但如果掩飾的代價是「重複文革的悲劇」就得不償失了。自暴其醜確然讓人難受，但總比再來一次文革走向毀滅結果要好得多。兩害相權取其輕，用忘記文革的方式來掩飾錯誤，等於是用自殺的手段來遮掩身上的傷疤！

文革是民族公恥，集體遺忘文革，無疑是一種更深遠的民族公恥。

一切善於忘卻的民族必有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