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大忌：中國禁書

解密時刻：中國禁書

華盛頓—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作者，現居美國）：89年6月3號那天晚上，我和我妻子一塊兒到天安門廣場去。那時候風聲已經非常緊了。用形象的說法，空氣中都能聞出血腥的味道來了。

我當時頭腦很衝動。我就說，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要來看這一幕。我妻子就不同意，拉著我要回去。我就不同意，我們倆在廣場上就爭執起來了。

最後是我妻子一句話打動了我。她說：「你不能這麼無謂地死。你是研究歷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筆來把真相告訴老百姓。」就這一句話打動了我，所以我同意離開廣場。

我當時心裡面覺得很慚愧，抬不起頭來。很多人帶著白布條。人家是往廣場走，我是當逃兵了。

寫書動因：六四事件

解說：作為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官史作者之一，高文謙在十幾年的時間裏，曾經用筆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那個「人民的好總理」形象。

1989年6月4號，中國政府用坦克回應了和平示威的學生。

高文謙：從那個時候，我覺得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曾經希望共產黨在89的時候能夠和人民對話，承認學生這種反腐愛國的要求，結果最後是用坦克車來回應。我覺得哀莫大於心死吧，所以我開始寫這本書。

解說：2003年4月5號，高文謙所著的《晚年周恩來》在香港出版，展示的是一個與官史大相逕庭的周恩來。

高文謙：從2003年我出書一直到06年的時候，我這本書始終是禁書榜的第一名。

毛澤東保健醫生的震驚之舉

解說：1994年10月11日，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一本新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個星期後，這本書的中文版在臺灣問世。

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中南海，這本書引起震怒。這不僅是因為書中詳盡描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並不那麼光彩照人的一面，包括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殘酷無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爛；更是因為這是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書，講述親眼所見的毛澤東其人其事。

前中國共產黨副主席、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一大批人曾經寫公開信、出書，在美國和中國對這本書大加批駁。顯然，如果沒有中南海的認可，這種高層次、大力度的「反駁」幾乎不可能。

中國高層的反應如此強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這本書的作者叫李志綏。他曾經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院長、毛澤東二十多年的貼身保健醫生。

金鐘（香港開放出版社社長，現居香港）：他是毛主席的貼身醫生，相當於總統的私人醫生。等於說毛從頭到腳的身體狀況他都完全瞭解，全過程都離不開的。而且那時候檢閱紅衛兵的時候，他跟毛在同一輛車上。所以這個作者的權威性勿庸置疑。

解說：1995年2月13日，就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面世剛剛四個月以後，李志綏在美國芝加哥的住宅內猝然離世。隨他而去的是他尚未完成的第二本回憶錄－－《中南海回想錄》和心中那些可能永遠無人知曉的紅牆內的秘聞。

曝光真相匡正史實

《晚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類禁書讓人們看到了中國領導人鮮為人知的一面：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細數上個世紀3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探究毛澤東如何憑藉這場運動，排除異己，鞏固了他在中共黨內第一把交椅的地位（高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廬山會議實錄》，披露了1959年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內部會議上，中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殘酷內鬥（李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改革歷程》，首次公布了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軟禁中的秘密錄音（趙紫陽，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

趙紫陽錄音：「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這些禁書顛覆了中國人幾十年裡一直認定是「理所當然」的1949年以後的一些史實：

《朝鮮戰爭揭秘》，讓中國人第一次發現，發動朝鮮戰爭的不是「美帝」，而是中國的盟友金日成；而「抗美援朝」使金家王朝統治一直延續到今天（瀋志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

《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揭示了上個世紀50年代「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把陰謀、「陽謀」一併擺到了陽光下（丁抒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修訂本）；

《1959拉薩！》，梳理了中共建政後，藏人和中國官方關係發展的進程，告訴人們達賴喇嘛離開西藏的真實原因並非官方口中的「叛亂失敗」，而是在中國政府壓力下的無奈出走（李江琳，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李江琳：實際上拉薩在56年的時候，兩方的關係開始非常緊張，從56年開始。達賴喇嘛本人告訴我，他57年的時候從印度回來。57年上半年，回到拉薩的時候，他發現大昭寺對面的中方機構，房頂上已經修了工事。修工事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備戰。

這些禁書觸及中國共產黨最敏感、最諱莫如深的話題：

《墓碑》詳細描述了中國六十年代的「大躍進」引發的大飢荒，為3600萬因飢餓而死的人寫下了永遠的墓誌銘（楊繼繩，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

《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和集體記憶》讓1966年到1976年那場「十年浩劫」的痛楚不再被淹沒（宋永毅，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尋訪「六四」受難者》使1989年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中那些官方希望被抹去、被遺忘的名字和故事流傳於世（丁子霖，香港開放出版社，2005年）。

禁書出自左右兩翼

與此同時，這些禁書作者的身份又可以使他們接觸到尋常人根本無從瞭解的內幕、黑幕，可信度頗高。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作者），時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國水利部副部長，後來曾經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金鐘：李銳當然對中共黨內的事非常熟悉，尤其對「廬山會議」，他參與了。他當時是做筆記的。他那個筆記做得非常詳細。裡面涉及到劉少奇、周恩來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怎麼跟著毛來整彭德懷。他就利用這樣一份很珍貴的原始材料寫成了一本「廬山會議」的來龍去脈，所以這個書就非常權威。

解說：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作者），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擔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書記。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將「六四事件」後被軟禁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晚年生活呈現於世人面前（宗鳳鳴，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年）。

金鐘：他是趙紫陽的親密戰友。他們在一起抗日的時候，十多歲就在一起打游擊。趙紫陽在軟禁的時候，其他人都很少、很難去見他，但他（宗鳳鳴）可以天天去。有這麼個特殊的身份，既是同鄉，又是同志和戰友，所以他們可以開誠佈公地談很多事情。

禁書的作者來自左右兩翼，未必都是所謂的「異議人士」和政治反對派。其中不乏中國大陸的「左派人物」，比如「文革」期間中國副統帥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剛」；

「文革」時期中共第四號領導人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口述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有中國大陸政壇「左王」之稱的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作者），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金鐘：香港有一家大風出版社，他的主持人叫王小強。他跟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相熟。我想有這個背景，才有可能把鄧力群的書拿到香港出版。第一版出來以後當然也就很受注意。北京馬上發現了，發現後就不讓再做第二版、第三版。不再加印了，而且已經上市的要收回去。

解說：李鵬（《李鵬六四日記》作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他在1989年「六四」前後寫下的日記原定2010年在香港出版，然而在出版的最後一刻由於中國高層的壓力被迫叫停。不過目前在海外，還是有幾個版本的《李鵬六四日記》在流傳。

陳希同（《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口述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的另一位關鍵見證人和參與者。

姚監復（《陳希同親述》作者、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跟他從2011年1月到2012年6月見過十幾次，有9次我整理了材料，最後就變成這本書《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

從高層到民間，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解說：鮮為人知的領導人言行，政治和社會內幕、黑幕，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和看法，加之令人信服的作者，使這些禁書成為搶手的熱門貨。

金鐘：李志綏的這本書可以說在香港的所有禁書中間，我認為是第一本。它的銷路，它的影響力，到現在為止，恐怕還沒有第二本書能超過它。

何頻（香港明鏡出版集團主編，現居美國）：禁書這個概念極大地刺激了讀者的購買慾望。因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有很多程度上的自由和西方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但是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這是最大的差別之一。所以很多人到海外來，除了購買名牌產品以外，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就是買禁書，而且買禁書比買衣服、手錶或者買其它的東西還要令人刺激。

高文謙：我這本書也成為到海外旅遊的人買回去，來孝敬他的領導，孝敬這些官場的官員們的一本最好的禮物。很多官員我知道，點名就要這本書。

解說：不管是在中國政界高層還是民間，這些禁書的影響力都不可小覷。

楊繼繩（《墓碑》作者，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現居北京）：我同學在中南海，有主管人告訴他，你同學又出書了。

大飢荒應該說是跟「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正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混亂，造成了大飢荒。

金鐘：聽說有一次，江澤民主持一個軍委會議，有人給他報告，參與這次會議的人，每個人都有一本李志綏的回憶錄。聽說江澤民大發雷霆。

內容突破禁區，觸犯禁忌

解說：然而，不管是鮮為人知的領導人的另一面，還是內幕、黑幕、「非正統觀點」，中國官方都不希望讓人們知曉。

高文謙：目前在中國大陸，批毛容易，批周難。因為周本身在中共是一個「道德聖人」。毛自己幹的很多事情已經是自己把自己給毀了。別人沒辦法真正面對現實去替他辯護。周的話呢，還希望能維持那麼一塊招牌。

周是這麼一個對革命、對共產黨忠心耿耿的人，最後的結局都這麼慘，一般人不知道的。那麼誰還再相信這場所謂中共的革命呢？這個我覺得對他們的解構力度是非常大的。

解說：楊繼繩關於大飢荒的著作《墓碑》在香港多次再版，並且在美國和英國推出了英文版。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這場大飢荒的發生地--中國，這本書依然被禁。

楊繼繩：大陸肯定出版不了。我也是幹這行的。如果我是總編輯，給我(這樣一本書)，我也不會出版的。要負責任的，不敢出的。

有的地方發文件，比如武漢某個區的區委給教育局發通知。那個通知我看到了，在網上查到了。禁止一些黃色反動書籍進校區，其中有《墓碑》，看到了必須要沒收、查處。

解說：這些書之所以被稱為「禁書」，是因為它們既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也不准流入內地。顯然，在內容上它們觸及了中國官方的紅線。

金鐘：這些書一出了之後，就觸犯了中共的很多禁忌。這裡面會涉及到很多人。有些健在，有些不在了，但是他們的子子孫孫還在。他們在大陸起碼一個權力、一個金錢、經濟利益，這些關係是非常要緊的。

解說：楊繼繩2012年11月13日為美國《紐約時報》撰文說：「對大飢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制，而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飢荒的根本原因。」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引用了大量中國內部檔案資料，而公開這種長期封存的檔案正是信息公開化的開始。這一點恰恰是中國當局不願看到的。

高文謙：蘇聯的巨變就是從公開性開始的。而中共在歷史上對人民、包括對它自己人所犯下的這個罪孽遠遠超過蘇共。因此一旦解構的話，一旦公開出來的話，它的合法性就蕩然無存。

中國禁書由來已久

解說：在中國共產黨當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書行動由來已久，每個時代都有打上那個時代烙印的禁書。

二十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中國共產黨在陝北的根據地，與不少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建立起良好的個人關係。

1937年，斯諾在英國出版《西行漫記》，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批中共領導人第一次介紹給西方讀者。斯諾對這些共產黨人的讚美之詞為中國的紅色革命贏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

1938年2月，《西行漫記》中文版在上海問世，反響熱烈，曾經多次再版。

1949年以後，斯諾的名字在中國幾乎盡人皆知，他是毛澤東口中的「我們的美國朋友」。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曾經不止一次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的《西行漫記》在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一直遲遲沒有出版，只是在1960年少量印刷了一些，供內部發行，以便配合斯諾第一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中共建政三十年以後的1979年，在《西行漫記》的作者和書中的主人翁們大都已經作古之後，這本書才與中國讀者公開見面。

1962年，小說《劉志丹》在中國出版，書中主人翁劉志丹是上個世紀30年代中共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正是這個陝北根據地使當時受到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而東躲西藏的中共紅軍主力得到了落腳和喘息之地。毛澤東曾經說過，「陝北救中央」。

劉志丹於1936年在一次作戰中陣亡。他的弟媳李建彤寫了這本小說紀念他。不料毛澤東卻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指責這本小說要為「反黨集團」頭目高崗翻案。高崗當年也是陝北根據地主要領導之一。在隨後的整肅行動中，受到這部「反黨小說」牽連的多達6萬人，其中6000多人被迫害至死。

當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當年曾經擔任陝北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也捲入小說《劉志丹》一案，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審查、關押、迫害，蒙冤長達16年之久。

1989年8月，一本描述第二次「國共內戰」東北戰場戰事的報告文學《雪白血紅》在中國出版。作家張正隆正面刻畫了在「文革」中失勢的中國元帥林彪。

高瑜（前《經濟學週報》副主編，現居北京）：他採訪了很多「四野」的人。他把林彪處理成一個戰神。機智、果斷、冷靜、穩健，甚至有拿破崙那種痴迷於戰爭的個性。

解說：《雪白血紅》一書在市場上熱銷，卻引發中國一些高級領導人和軍隊將領的不滿。

高瑜：首先就是林彪在東北的一個對頭彭真（前中國人大委員長），委員長說話了。他跟他秘書說的，說：「林彪難道比毛澤東還高明嗎？」

解說：接著是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王震。

高瑜：王震拿手比著個槍，說：「把這樣的反黨、反革命、亂軍的作者留下來有什麼用？」

解說：當時權傾一時的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直接給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寫了一封信。

高瑜：他說，《雪白血紅》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這是一部「為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的壞書。」

解說：1990年，《雪白血紅》在中國大陸被禁，其作者張正隆一度被逮捕。

「言論與出版自由」形同虛設

解說：幾乎就在《雪白血紅》出版和被禁的同時，中國一批自由派知識份子因為捲入「六四」事件被捕入獄，其中包括前《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和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

鮑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現居北京）：我下來就問：「這裡是不是秦城？」這三位迎接我的人說：「是。」第一個人說：「我是監獄長。」那麼我就在秦城住下了。

解說：在他們身陷囹圄的時候，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下發了一紙「紅頭文件」，剝奪了14個人在中國大陸發表作品的權利。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作者，前《光明日報》記者，現居北京）：叫作《關於停售鮑彤等人作品的通知》。它的時間是89年9月2號。這個時候鮑彤和我，我們都已經是在牢裡了。

它的第一條就是「鮑彤、金觀濤、戈揚、蘇紹智、張顯楊、李洪林、任畹町、曹思源、戴晴、于浩成、高山、劉曉波、王若望、阮銘等14人的個人作品一律停售。」

「凡通知停售的圖書，嚴禁在市場上流通，嚴禁黑市倒賣，違者將從嚴懲治。請各地有關部門加強對圖書市場的檢查和管理。第六條，以上通知不公開，不報導。」

雖然我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雖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中間人也好，賣書的也好，他們都知道我們有一個《憲法》，有一個第二章，有一個35條，就是任何一個中國公民都能享受言論與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書還是不能出版，既不能在中國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原則上也不能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出版社原則上也不接受我的書。我也不能到大學或者正式的機構去做演講，就處在這麼一個地位。

高瑜：04年的9月19號，胡錦濤接了軍委主席。閉幕式上他發表了一個演說，實際上就是他的就職演說。這個就職演說所講的，就是要管好意識形態。要怎麼管？就要嚴防死堵，就要像防洪水猛獸一樣管好意識形態。

北京整肅了三個出版社：人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社會科學出版社。這三個出版社一共整肅了幾本書呢？人文比較少，就是一個《中國農民調查》，還有一個《往事並不如煙》。加起來這三個出版社封了70多本書。

解說：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戴晴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張東蓀，哲學教授，曾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1951年，他被控向美國出賣國家機密，被免除政府職務，開除出民盟。「文革」期間，他被捕入獄，1973年死於獄中。

戴晴：告訴你們，你們全在如來佛掌中。毛澤東自己說的，都沒有跳出我的手掌心。指的是中國的知識份子，40年代以來的命運就是在他的手掌之中。

解說：這本書出版後，有位出版中間人想在大陸出版，找到了戴晴。

戴晴：他先跟我商量，咱們能不能刪點兒？我說不能刪。他說，能不能改個題目？我說不能改。他又問，能不能不用你的名字？我說，可以。他說，那咱們用誰的名字啊？我說，曾經我編「張東蓀文集」的時候，用過我媽媽的名字。如果咱們接著用我媽媽的名字是可以的。他就很高興。他已經找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跟他說了，你把那個作者的簡歷傳過來。我媽媽101歲。這個101歲的人的簡歷也給他傳過去了。什麼都做好了，最後跟我說，你如果不同意改的話，還是不能出。

香港：從文化沙漠到禁書樂園

解說：由於中國大陸對出版物的嚴格控制，從二十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作者開始把目光投向香港、臺灣，甚至美國的出版社。

香港，1842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不受中國的管制。

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但仍然享受著「一國兩制」下的出版自由。

金鐘：香港很早以前，曾經在一段時期都被人稱作是文化沙漠，說這個地方高樓大廈，人來人往，萬商雲集，都是做生意的。

解說：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在香港出版中國大陸無法出版或者不能完整出版的禁書，一批專門出版中國政治歷史類題材的香港出版社也應運而生。在中國近年來的禁書當中，除了在中國大陸出版以後被禁的以外，多數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解說：香港，這個曾經的「文化沙漠」，今天被人稱之為「禁書樂園」。

禁書作者和家人遭受查禁壓力

解說：對於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中國官方查禁的方式相對簡單，勒令出版社停止發行，書店下架。而對於在海外出版禁書，中國則採取了其它措施。首先是對作者及其家人施加壓力。

金鐘：比如我說的這個宗鳳鳴。他本人也是老幹部。而且三八式的。當這本書正式交給我們出版的時候，北京當局有關部門就找他（宗鳳鳴）談話，一直到最後出版的那幾天很緊張，公然把他弄到什麼地方去休養，避開有記者去找他，怕把事情弄大。

姚監復：最後是由國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代表中宣部、安全部、國防科工委找宗鳳鳴談話的。那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副主任就說：「你寫趙紫陽這本書，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反革命。這本書不能出。」

金鐘：但是他堅持，不退後，不放棄。如果他放棄，他給我一個電話，我就不會出了。

解說：2012年，姚監復為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整理出版了《胡趙新政啟示錄》。

姚監復：這是一個96歲的老人，75年黨齡。他說，看來要重複毛澤東1940年代的承諾「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他加了「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要廢除一黨專政。

姚監復：這本書是2012年1月出版的。2011年9月的時候，上面新聞出版負責人找了給我發工資的部一級的單位，再找小單位領導正式找我談話了，說，「姚監復，你有一本書要在香港出版，而且是由鮑彤的兒子出版，不准出版。」

我的回答是，作者不是我。我沒權力決定出版不出版，但是我是黨員，你們上級有什麼意見要我傳達，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傳達給作者或者出版單位。不過，為了準確起見，我希望給我一個書面文件，是誰、為什麼不讓出版，我好傳達。

他們如實地把我的意見反映給上面。後來他們說，怎麼能給書面文件呢？給了書面文件，那胡績偉不會說我們干涉他言論自由嗎？！

第二次談話說，如果這本書出來，我們將按照掃黃打非的辦法處理，就要當非法出版物。不准姚監復替胡績偉贈送、傳播、散發。

國家暴力機器用於查封禁書

解說：姚監復所著的陳希同回憶錄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國警方曾經採取多種措施，試圖阻止這本書的出版。

姚監復：31號好像是國保部門，就是公安部門派了四路大軍出動。第一路31號上午是找陳希同，讓陳希同承認沒有授權給我出版這本書。

第二路大軍是壓到我那兒，連機關的領導大概5、6個領導找我談話，要求我發一個E-mail給鮑樸，封存這本書。我說，第一，你們沒有看這本書。你們現在就叫我封存這本書。你們違反黨的實事求是的路線。我說，陳希同現在還認為「六四」應該是制止動亂的。他反對動亂的。我說，這樣的書你們為什麼不讓發？你們看過這本書沒有？第二，我說封存香港出版社的書是不正確的。香港是「一國兩制」，我們怎麼能下命令讓他們封存起來呢？

但是他們不走，一定要我寫這個。我們單位領導也勸我寫一個。我說，我考慮一個鐘頭。我想了一下，可能還得這樣，不然他們又不走了。

最後我說，我同意寫一個，由我們機關發給鮑樸的，就是此書暫緩發行，經濟損失由組織負責。然後我就到鮑彤家去了。

鮑彤家裡就是第三路軍，正在壓鮑彤，要鮑彤必須打電話給他兒子鮑樸，要他封存這本書。他的電話不准給外國打的。來的公安部門的人用手機跟鮑樸聯繫。鮑樸打電話回來。鮑樸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號、27號已經把書發給零售點了，不可能全收回來」。

第四路派人到香港直接去，全部封存或者買回來。鮑樸說，沒辦法，已經到零售點。但是我自己手上倉庫裡還有1000本。這1000本你們拿走。

四路大軍，一天出動，很緊張的，但是晚了。6月1號，香港和全世界都知道了。最主要的內容各大通訊社發表了。

無所不在的神秘力量

解說：在海外，禁書作者和出版商常常感覺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纏繞著他們。

金鐘：另外還有一些人非常妙的，根本神不知鬼不覺交個書稿給我們，公然大陸的公安還是國安就知道了，就找這個作者去喝茶，去談話。

何頻：我相信他們有他們的情報系統和信息管道，譬如說某一本書我們還沒有出版。他們通過他們的系統就知道我們要出這本書。我那本書還沒有決定出版。我就不知道他們怎麼知道的。譬如以前高文謙先生的書《晚年周恩來》。我跟高文謙先生剛剛認識，我還沒有完全決定要不要出這本書，結果他們的官員就找到我了，找我去吃飯，說這本書你最好不要出。

高文謙：中領館的人來給我打電話，紐約總領館的人，約我來談，想買斷我這本書。

解說：這股力量甚至伸展到了海外的名牌大學。

高文謙：哈佛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邀請我去，給我提供一定的財政經費，支持我寫這本書。我剛一去，大陸那邊就知道了。知道之後，就通過各種渠道來做工作。

然後還通過資助我的那個哈佛教授，那時候是Fairbank Center（費正清中心）的Director（主任）傅高義先生。一個是熊光楷，當時是副總長，主管情報，經常到美國參加中美情報對話；還有一個所謂江澤民的智囊、社科院副院長劉吉。這兩個人都分別跟傅高義打招呼，甚至於給傅高義送各種書，包括秘書懷念周恩來的小冊子。潛台詞都是你不要再幫助（高文謙出這本書），所以後來哈佛（大學）就把我的經費給斷了。

禁書百禁不止

解說：然而，儘管有來自中國官方的種種壓力，禁書仍然是屢禁不止。

何頻：我們不會受制於這樣一種壓力而不去出書。與其說給我們壓力，不如說開放自己。當你自己不能開放新聞自由的時候，那麼必須有我們生存的條件。如果中國大陸開放新聞自由了，那就沒有我們這樣的在海外的出版行業，也許我們就回中國去了，也許我們就退休了，不從事出版了。一切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出版自由。

解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作者李志綏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說：

「自從1954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空下來我將平日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時間一久，成為習慣，於是寫成無所不容的日記了。」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

「嫻很害怕，……將這四十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成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歷。」

「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還一再叮囑我，要將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三十九年的遭遇寫出來。她說：‘一定要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幫助你了。’」

解說：《晚年周恩來》出版的背後，也有一個作者和親人生離死別的故事。

高文謙：我媽媽在「文革」中是現行反革命，「炮打無產階級」的現行反革命，關到秦城監獄七年，出來的時候是精神分裂症。他們說，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我們不希望她現在再有什麼磨難。這種警告當然對我是有影響的。我的媽媽在「文革」中受了那麼大的磨難。作為一個兒子，我不能在她晚年去盡孝。中國人講話嘛，父母在，不遠遊。我在海外，沒有辦法。

我媽媽病重的時候，我那時候曾經面臨著一個很困難的選擇：回去（中國）見老母最後一面；還是不回去，把這本書給出來。那時候我跟我母親通電話。我媽媽那時候已經病重了，白血病，住在北京醫院。我媽媽說：「不要管她。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所以最後我連我母親最後一面也沒有看到，這成為我的終身之憾。

解說：從春秋時期秉筆直書的齊國太史公兄弟，到東漢末年針砭時事的「黨錮之士」；從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雅典式民主出現言論自由的理念，到公元前五世紀羅馬共和國將言論自由視為最珍視的兩項權利之一，千百年來，人類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從未停止。

從西周統治者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到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從1474年羅馬天主教會提出審查制度，到1559年頒布《禁書目錄》，千百年來，人類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從未一帆風順。

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明確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在中國，從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到先後批准的四部憲法，都莊嚴地聲明：中國人享有言論自由。然而，時至今日，官方仍然在強力禁書；人民依然在不屈不撓地出書、吶喊。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