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面原因促使蘇共先於蘇聯解體

【看中國2013年08月14日訊】現代社會的政黨，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嚴密型政黨，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鬆散型政黨，都是這些國家社會中信仰相同政治理念的一部分人，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組成的政治集團。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的利益追求，是衡量判定一個團體黨與非黨的主要標準。

按照這一標準分析評判蘇聯解體前的蘇聯共產黨，不難發現，這個具有93年歷史、建立有從中央到基層嚴密組織系統、制定有嚴格組織紀律、發展到1900多萬黨員、一黨執政達74年的龐大政黨，實際上從蘇聯衛國戰爭以後即開始失去全黨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的利益。在蘇聯解體前更是黨已非黨，變成了一具沒有靈魂，肌肉、骨骼消溶殆盡的皮囊。因此，在1991年「8.19」政變失敗後，戈爾巴喬夫一紙聲明加上葉利欽的一道命令，就將它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連自已一個黨員的一聲輓歌都沒有聽到。

引起蘇共解體的原因之一：共產主義試驗失敗，意識形態破產

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是列寧從1898年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分裂出來的布爾什維克派，但列寧並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因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8年3月在明斯克成立時，列寧還在西伯利亞流放。1900年2月流放結束後，列寧才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在布魯賽爾（後在倫敦）召開的「二大」。在「二大」大部分時間裏，以列寧為首的派別並不佔多數地位。只是在「二大」閉幕後的第27次會議上，由於「崩得」與「經濟派」代表的退出，列寧派與馬爾托夫派才達到24：20的比例。但列寧對這次「多數」非常得意，從此把社會民主工黨中自已為首的一派標榜為「布爾什維克」（俄語「多數」音譯），把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另一派稱為「孟什維克」（俄語「少數」音譯）。此後，社會民主工黨「二大」開幕的1903年7月30日就成了蘇共的建黨日。

蘇共成立之初，就把推翻沙皇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和綱領路線，作為維繫全黨的精神紐帶。從1917年到1991年，蘇共分別由列寧(7年)、斯大林(29年)、赫魯曉夫(11年)、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羅波夫(2年)、契爾年科(1年)和戈爾巴喬夫(6年)領導，在蘇俄進行了長達74的共產主義試驗。

這種由列寧、斯大林建立的以單一公有制、計畫經濟、按勞分配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模式，也曾取得過「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1971年3月蘇共第24次代表大會宣布）、在國際舞台上與美國共同稱霸世界的「驕人成就」。但是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是「以人為代價」的。最終還是在給蘇聯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給俄國歷史上留下「最可悲的記憶」後徹底失敗。蘇共的意識形態也隨之破產。就連蘇共總書勃列日涅夫也曾對他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都是騙老百姓的，都是空話」。

對此，頗受中國人晴睞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有過客觀的評述。1999年12月下旬，普京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一文中提到，過去百年來的「共產主義嘗試」已經「失敗」。同年12月30日，普京又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談到：「在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裡，俄羅斯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為共產主義原理而奮鬥的標誌下生活的。看不到這一點，甚至否定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錯誤的。然而，如果我們不意識到社會和人民在這一社會試驗中付出了那種巨大的代價，那就更是大錯特錯了。主要的錯誤是：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地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裡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

與只注重如何解決現實問題、而不追求理想主義的民主國家政黨不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滅對蘇共的瓦解和傷害是巨大的。因為長期以來，蘇共就是靠對共產主義美好理想連篇累牘地灌輸來控制黨員的，讓中下層黨員把對未來共產主義美好生活的期盼作為忍受當下社會主義苦難的靈丹妙藥。一旦這副靈丹妙藥失效，蘇共就等於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丟掉了靈魂，使蘇共在思想基礎上解體。1989年夏天，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共產黨就是因為民族和政治思想分歧，最先宣布退出了蘇共。

另據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1990年10月的問卷調查，30%的被調查者直接宣布，對共產主義思想失望；相當一部分蘇共黨員(大約每5人中就有1名)對黨的綱領目標持否定態度（陳愛茹編譯《蘇共解散前夕共產黨員的情緒》中國社會科學網2011年12月22日）。

引起蘇共解體的原因之二：民主集中制剝奪了廣大黨員的政治權利

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一種重要模式，現代政黨和政黨制度18世紀到20世紀初首先產生於英國等西方國家，是產業革命後新興資產階級為爭取民主權利與專制王權鬥爭的產物。因而現代政黨在規範和處理黨內關係上，不可能再採用專制獨裁的方式，而只能採用強調黨內平等、尊重黨員基本權利的民主組織形式。就連馬克思、恩格斯於1847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及此後建立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其組織制度都是民主制。

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在討論黨的組織模式時，馬爾托夫與列寧也曾有過爭論。馬爾托夫主張把黨建成歐美社會民主黨那樣鬆散的政治團體。認為規定嚴格的黨紀就是「農奴制」，會把黨變成「兇惡可怕的工廠」。

而列寧卻對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民主制組織制度不感興趣，更不認同馬爾托夫的建黨模式，獨對俄社會革命黨前身民粹派的「幫會」組織模式情有獨鍾。列寧認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體來主持的」（《列寧全集》第4卷第197頁）。因此，黨必須實行「集中制」。通過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把黨建成由十來個「富有天才」的領袖掌握的團體。

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羅莎·盧森堡對列寧的「集中制」提出批評，斥其為「極端的集中主義」，「企圖用官僚制使年輕的工人運動處於知識精英的役使之下」後，列寧在1905年將「集中制」更改為「民主的集中制」。同年12月，列寧主持召開的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明確，「民主的集中制原則是不容爭論的，必須實行廣泛的選舉制度，賦予選舉出來的各中央機構以進行思想領導和實際領導權」。

本來，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含了集中，民主選舉、民主決策的結果必然產生集中。在集中前面加上「民主」不僅畫蛇添足，而且造成了概念的邏輯矛盾。當然，列寧民主的集中制的本意和實質是集中，「民主」只不過是他用來裝潢門面的遮羞布和修飾詞而已。

所以，儘管列寧說過黨內「有權就某個問題進行討論和批評」，後期蘇共領導人的講話中也不時提到要「發揚民主」，但蘇共黨章從無制定如何通過「民主」程序來達到「集中」的操作性規定。與具有嚴格黨紀保證的「集中」相比，「民主」充其量是領導人的「作風」問題。這樣，民主集中制實行的結果就只能是虛化民主、實化集中，導致黨的領導人集權甚至獨裁。這在斯大林時期非常典型：民主的集中制蛻變為極端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黨的權力完全被集中到他一個人手裡。

在民主集中制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名義上由上級黨組織根據政治素質、業務素質選任。但在實際操作中，業務素質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對領導、對領袖是否效忠的「政治素質」。如斯大林本人就控制著由中央委員會負責任命的第1號「職務名冊」和由中央組織部負責任命的第2號「職務名冊」裡幹部的任命，還經常操縱由各部委負責任命管理的第3號「職務名冊」裡幹部的任命；黨的方針政策完全由黨的最高領導人進行「頂層設計」後作出「高瞻遠矚」的「英明決定」，黨的下級組織和黨員需要的只是堅決擁護、認真領會和貫徹執行。

在民主集中制下，黨的各級黨委取代了組織、書記取代了黨委、領袖取代了全黨，堅特黨的領導變成了堅持少數高級黨員甚至黨的領袖一個人的領導。而大多數黨員則成為完成黨的領導人所佈置的工作的工具和力量，而且稍不恭順就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蘇共歷史上特別是斯大林時期，被作為反黨、叛黨分子予以清洗殺害的黨、政、軍高級幹部就有數萬，普通黨員更是不計其數。1987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成立平反委員會，為布哈林、雷科夫、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等近一百多萬被鎮壓者平反昭雪。因此，曾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在2010年5月7日接受俄羅斯《消息報》記者訪談時痛斥斯大林：「罪行不可饒恕」！

在民主集中制下，蘇共的廣大黨員不單談不上民主權利，談不上分享執政的成果，甚至淪落到不如封建幫會成員的境地。因此，在這樣的黨裡，不可能有歸屬感和凝聚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全黨團結一致。平時，黨員懾於森嚴的黨紀，不敢脫黨、退黨。一旦局勢動盪、黨紀放鬆，一些黨員就會對自己的黨員身份動搖、萌生棄意。1986年，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時蘇共黨員為1900多萬人，但到1990年黨員人數卻減少了300萬人。許多蘇共黨員對自己的黨員資格持動搖和漠不關心的態度。他們雖然表面上沒有退出蘇共，但拒絕參加黨的會議、拒繳黨費，成為影子黨員。1990年7月，在蘇共「二十八」上，葉利欽和他的大批追隨者公開宣布退出了蘇共。隨後，就連蘇共一向嚴厲控制的軍隊內部也刮起了退黨風，一些軍官當眾撕毀了自已的黨證。

現在，有不少論者認為，在沙皇統治時期列寧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有利於黨快速高效決策、統一意志、凝聚力量，奪取武裝鬥爭的勝利。並以列寧帶領二萬多名布爾什維克就發動「十月革命」成功和斯大林領導衛國戰爭的勝利作為證明。

但是，持此論者忽略了這樣幾個事實：

（1）社會民主工黨一開始並沒有採行民主集中制。否則，黨內有派在民主集制下絕不允許，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就不可能產生。

（2）從1903年到1916年，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長期在一個黨內共存共處，共同組成中央委員會與其他機構，兩派有鬥爭也有合作。直到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派兵開槍鎮壓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釀成震驚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後，兩派關係才徹底決裂。這說明民主集制並沒有被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所接受。否則，列寧早就拉夥單干、另行組黨了。

（3）從1905年以後，沙皇政府已經承認了人民的集會、結社和出版自由。俄國憲政民主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社會主義黨都可以公開活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參加了國家杜馬和地方自治機關。這說明，民主集制並非當時工人階級政黨生存所必須。

（4）領導俄國「二月革命」的主要政黨是並沒有採行民主集制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而列寧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當時都僑居國外。這也是革命成功後孟什維克能夠「竊取」彼德格勒蘇維埃領導崗位、通過決議把政權「拱手」交給「資產階級」的原因。這說明，沒有採行民主集制的黨也可以領導革命並取得成功。

（5）沙皇退位後，國家杜馬與彼德格勒蘇維埃雙方和解，組成了由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工黨人為主要成員的俄國臨時政府。是列寧在在俄歷10月25日晚上發動「十月革命」，領導赤衛隊員、士兵和民眾包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由正在大修、沒有裝彈的阿芙樂爾巡洋艦向冬宮打了幾發空彈，在「未流一滴血」的情況下推翻了合法的臨時政府。

（6）布爾什維克掌權後，宣佈成立「工農臨時政府」，並組織舉行了立憲會議選舉。但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情況下，其選舉仍以失敗告終，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議席，而社會革命黨則得到過半議席。於是，當1918年1月5日召開的立憲會議拒絕通過布爾什維克主張的廢除土地私有制和礦藏、工廠收歸國有條款後，曾經宣稱「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的列寧，又調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進入首都，強制解散了「反革命」的立憲會議。

（7）二戰期間，英國丘吉爾首相、美國羅斯福總統所在的政黨實行民主制，同樣組織領導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並取得了勝利。

這些事實表明，獲取執政權、領導武裝鬥爭，並非是一個政黨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充要理由，而只能是像列寧這樣的迷信暴力、追求專政的政黨領袖們的選擇。食髄知味，一旦這些黨的領導集團品嚐到民主集中制的無窮美妙，再希圖他們會在取得執政權後把民主集中制轉變為民主制，顯然是緣木求魚。

引起蘇共解體的原因之三：黨內特權集團造成利益嚴重分化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從人類第一個正式的社會組織形式氏族公社到現代社會的政黨，人們組成社會組織、社會團體都是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一旦一個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內部利益嚴重分化，勢必會導致這個組織或團體的瓦解。

蘇共成立及奪取政權後，通過實行民主集中制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政黨。黨內集權的結果，是全體黨員根據所擔任的黨政職務被分成從下至上不同的等級。既然權力逐級向上集中，利益就必然向上輸送。號稱是「普通黨員」、「人民公僕」的蘇共中高級領導人，就勢必會佔有、享用更多的利益，就勢必會形成黨內的特權集團。一開始，這些特權如列寧時期的「配給制」，被說成是特殊時期的「工作需要」，爾後就相沿成習，成為黨的領導幹部理所當然的「生活待遇」。

根據俄羅斯著名學者阿爾巴托夫的研究，黨的領導幹部享受特權的制度，早在衛國戰爭之前的三十年代就已形成。從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到總局首長，每一級都有相應的特權。

對此，曾任蘇共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書記的葉利欽在其自傳中曾有過生動的描述：特權集團有「專門的醫院、專門的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那賽似‘皇宮盛宴’的特製佳餚，還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以享受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

赫魯曉夫上臺後曾試圖改革，限制、取消部分特權，結果被特權集團聯合趕下了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立即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全部特權，並且享受特權的範圍還有所擴大，使領導幹部與普通黨員、民眾收入的差距達到30~44倍。據俄國學者估計，蘇共後期特權集團的人數約有50萬∼70萬，只佔全體黨員的3.3%左右。

名為共產黨執政，但黨員之間的待遇卻有天壤之別。當蘇共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們在豪化別墅裡安享‘皇宮盛宴’般的特製佳餚時，絕大多數不掌握什麼權力資源的普通黨員卻同蘇聯民眾一樣，在為生活必需的住房和麵包而辛苦勞作與排隊等候。

這樣的黨內利益機制，證明蘇共這個黨根本不是什麼「全民黨」，也不是蘇共全體黨員的黨，而是黨內特權集團的黨。所謂黨的領導，只是黨內少數權貴的領導。所以，當蘇聯解體前，蘇聯科學院就「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進行調查時，就得出了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佔7％、代表工人的只佔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佔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的結果。（陳愛茹編譯《蘇共解散前夕共產黨員的情緒》中國社會科學網2011年12月22日） 

由於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蘇共後期已經潰爛、分化、墮落到既不能代表民眾又不能代表黨員；既不能影響號召民眾又不能影響號召黨員和軍隊官兵的境地，實際上已經先於蘇聯解體而分裂、解體。這正是1990年3至6月，在蘇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在各加盟共和國和地方蘇維埃的選舉中，處於執政地位的蘇共慘敗、反蘇共的民主勢力和民族勢力大勝，葉利欽當選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索布恰克當選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蘇聯兩個最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領導權都由民主派人士掌控的原因；這正是在試圖挽救蘇聯的「8.19」政變中，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不打蘇共的旗號作號召，處於執政地位的蘇共淪為看客和幫閑者角色的內幕；這正是當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共，當葉利欽發布取締蘇共、沒收其所有黨產的命令時，蘇共近1900萬黨員「竟無一人是男兒」，對「自己的」黨棄之如敝屣的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