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我的平庸的「極端主義」

【看中國2013年10月19日訊】「你的思想太極端了！」一個朋友讀了我的一些文字，留下諄諄告誡。

這樣的忠告收到過多次，我只能回報以苦笑。其一，我沒有什麼思想，碼字所述，多是一些常識。其二，因為是常識，所以無法走向極端，只會流於平庸。

「小朋友，我問你，春天在哪裡？不要問春風，不要問燕子，雷鋒叔叔早把春天告訴了你：對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樣溫暖，春天就在我們的友愛裡。」

這首兒童歌曲，是我小時候在音樂課上學過的。對這首兒歌，過來人應該還有記憶。歌曲的第四段歌詞是這樣的：「小朋友我問你，冬天在那裡……雷鋒叔叔早把冬天告訴了你：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樣無情，冬天就在我們的仇恨裡。」

仇恨教育是不是極端主義，這個問題也許可以擱置。但是，在幾十年的歷史裡，我們的「敵人」太多了，所以我們的仇恨和「無情」就很多。在國土外部，先是美帝是敵人，當然美帝的走狗也是敵人；後來蘇修是敵人，蘇修的走狗當然也是敵人。當年世界的兩大主要陣營，都是我們的敵人。

外部的敵人不少，不過內部的敵人更多。反動派地主富農是敵人，接著胡風和右派是敵人；再後來，彭德懷、張聞天、王稼祥、黃克誠、周小舟等等人等是敵人；再後來，劉少奇、陶鑄、吳晗等成了敵人，在後來，林彪也敵人了……

而在黨外，「地富反壞右」當然還是敵人，資本家是敵人，文化是「四舊」，是要破的，是敵人；知識份子是牛鬼蛇神，屬橫掃之列，所以，也是敵人——
對於外部的敵人，我們只能用仇恨遙望；內部的敵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受到無情的消滅和迫害……

2013，他們說，美國和西方是敵人，憲政是敵人，民主自由是敵人，新聞自由是敵人——

在這樣的歷史和現實面前，我用我的粗笨的大腦思索，得出一個「極端主義」的結論：政治腐敗的和弦，是製造敵人，製造敵視和仇恨。當年的毛某某為了貪權，不停的製造敵人；今天的官僚集團為了貪錢，繼續製造敵人。

仇恨和敵視是可怕的，而如果我們仇恨和敵視的，是真相和社會常識，這樣的仇恨之樹上，會結出什麼樣的果實？

2013，我的平庸的極端主義認為：過去和現在，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內外敵人，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只有一個可怕的敵人，它的名字叫做：不受監督和約束的權力。

幾十年來，報紙、電視等傳媒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不只一次的聽到這樣的話：「黨和政府給了我一口飯吃！」

說這句話的人，常常是普通的勞動者和納稅人。

郎咸平說：中國消費品裡，稅收的比重達到64%。如果這個數字涉嫌誇大的話，我們把它減半——32%。這仍是中國歷史上，以及今天的世界上最重的稅負。
32%的稅負是什麼概念呢？就是說，當你生下來，使用的第一塊尿片是1元錢的話，「恭喜」你，你已經是一個納稅人，因為你用0.32元去養活政府了。

但是，我們的教育和宣傳讓我們相信：是黨和政府養活了納稅人，給了納稅人「一口飯吃」。

曾經一段時期裡，我被梁新先生譏諷為：浪漫主義詩人。因為梁新先生認為我的文字不是說理，是浪漫的抒情。

我不是詩人，但我知道一個「浪漫主義」——一個我們的教育和宣傳多年來所塑造的浪漫主義：我們的政府官員坐在辦公室裡或專車或專列裡，彈指輕揮或劃一個圈或簽一個字，米面油茶肉蛋和滾滾財富就流到勞動者的餐桌和口袋裡了——

這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浪漫主義」。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3000多年前，我們的先人用不浪漫的詩句，向社會管理者發出疑問：你們的優渥待遇從哪裡來的？3000年後，他們的後人站在21世紀的現代舞台上回答：感謝管理者，給我們一口飯吃。

我們的宣傳和教育，其宗旨是：塗改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常識。

2013，我的平庸的極端主義認為：這樣的教育和宣傳，是不可持續發展的，而且，它是在從根本上阻斷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進程，把國家再次拋入貧弱落後的深淵。

在中國的歷史上，每一次王朝更迭，都往往帶來一個社會經濟復興的盛世時期。其中的原因，不是因為新王朝偉大，而是因為在建立新王朝的過程裡，舊的官僚集團遭到打擊和削減。當官僚集團的手減少了對社會的壓榨和巧取豪奪，經濟即迅速恢復——農民會在荒蕪的土地裡種出糧食，手工業者會製造出日用品，商人不辭辛勞的奔波在山川大地上，賺取利潤的同時激活流通——

這樣的一個復興或盛世，60年前沒有出現。相反的，卻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飢荒和衰退。因為，當年我們掌握了據說是一個顛扑不破的新真理，一個優越的新主義，而它的核心叫做：公有制。

公有制的含義是什麼？就是社會財富是公有的，具體到操作上，就是政府所有的，再具體點就是：社會財富是被政府官員掌控的。

到這裡不難看出，公有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和危險性。打個比方就是，如果我的錢裝在我自己的口袋裡，它們是安全的，我會為它們精打細算的；但是，親，如果你敢把你的錢裝進我的口袋裡——我保證，你再也見不到它們了。

有一個例子很說明問題：1949年，蔣介石敗退臺灣，下令帶走了40噸黃金。這批黃金，當時折合美金約5億元；而在大陸，在毛主政期間，光是援助阿爾巴尼亞，就達100億人民幣，折合美金，最低估價是：40億美金。而此後援助越南，更離譜，是200億元——公有制政府很有錢。而且，這類援助，即使在60年中國人民大批餓死的情況下，從沒有間斷過——這不僅是在花錢，更是在花命。

這裡，我們不妨退一步看：如果公有制是可行的，那麼，最需要的是什麼？是對政府官員嚴格的監督、約束和選舉。私有制下的政府官員都需要選舉監督，何況公有制下掌握了巨大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官員？

但他們說：民主是美國的陰謀。我用你的錢，如果你要盯著我，就是上了美國的當。

1978年，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所謂的農村改革是什麼？是把土地的使用權還給農民（這個政策據說很偉大很創新，這新政策有至少3000年的歷史）。而開放是什麼？是不再把外部世界當作敵人。這一步很短，但是這一步，我們走了30年。

30年的商品經濟實踐，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付出的代價更大。到今天，我們面臨著社會失衡甚至傾覆的危險。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政治體制卻原地踏步，從未作出實質性的改革。權力依然掌握著主要的社會資源，依然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約束。當這樣的權力進入市場，它不會建成市場經濟，充其量只能叫做官場經濟。如果說，之前的公有制（實際是官有制）破壞了社會的自我調控功能，那麼今天，這官有制再次破壞了市場的調控功能。而最致命的是，當權力的手伸進市場裡攪和的時候，它的最終結果是權力失控。權力失控所製造的，已經不是腐敗，而是極度腐敗。這樣的腐敗，是無法治理的。建立於現代科技基礎上的經濟體系是一塊大肥肉，這塊肥肉，很油肥，很厚實，但它卻同時是很脆弱的一個整體，一角坍塌，可能就造成全盤崩潰。所以，它是經不起極度腐敗的刮剝的。

2013，我的平庸的極端主義認為，中國社會正在懸崖的邊上，政治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而且，歷史所饋留的時間，已經所剩不多了。

「你為什麼喜歡政治，為什麼要過問政治呢？」有朋友這樣問。我不喜歡政治，更不想過問政治。但是，這個體制的特別之處即在於，他把政治過度延伸，使政治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深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犄角旮旯。不是我在過問政治，是政治一直在過問我們，而且，將繼續過問下去。它是懸在我們所有人頭上的一塊巨崖，避不開，躲不過。

所以，親愛的朋友，我的「極端主義」很平庸，也很中庸。2013，且容我守著這份平庸，對懸在頭頂的巨崖，做出一個思考的姿態。

如此而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