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15日訊】題記:血肉之軀大寫的人,都有七情六慾,喜怒哀樂,可在大講特講「階級鬥爭」的年代,他就為一個巴掌毀滅了一生,到底是誰之疚?
這是一個怪怪的題目,卻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這麼一個不輕不重的巴掌,讓我的老領導,不僅丟了總編室主任之職,還開除黨藉,行政從十三級降至十九級,一腳踢出相府,貶到成都草堂寺當園藝工,再未回到報社,一直老死在那裡。
而且這「一個巴掌」,是為我而拍的,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五十年,卻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中,時不時地浮上來,直到今天才化成這段辛酸的文字,讓我欲哭無淚,好不容易堅特地寫了下去,就為著這「一個巴掌」啊!
不知誰個文人,寫了首撐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詞,全聯記不得了,只記得其中兩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淚滿江河……」。這短不足十三個字的位元組,是多麼形象生動,叫人回味無窮啊!
他的一生,就像撐船的竿,跟著共產黨,追隨毛澤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又從「解放戰爭」到進軍西藏,馬不停蹄,駕著一葉渴望民主自由之舟,衝破驚濤核浪,迎著暴風驟雨,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平靜的港灣,卻被自已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層,再也浮不上來,應了這「休提起」的詞兒?
他的一生是災難的一生,悲劇地一生,也是「「共和國」」一幅灰色的畫卷,不,是上世紀中國廣大知識份子的灰色畫卷!可是,我們曾為之發狂鍾愛過的「共和國」,直到此日此時,也不願更換這面旗子的顏色,仍視為驕傲,那就需要我們一點一點地重新為它塗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雜花生樹,群鷹亂飛」,萬象復甦的春日,一時被藝術家們稱為文藝的春天。可是一些討厭春天、喜歡獰鳥的人,早已舉起蘭茵茵的雙管獵槍,藏在花叢綠草深處,瞄準一隻只唧唧啾啾的小鳥。四川打的第一隻鳥,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沒有想到後來中彈的竟有一萬多隻鳥,有的還是飛不起的雛鳥。我們《成都日報》小小的文藝組,有六隻鳥四只被擊中,想不到他這個老革命也中了彈,就是這「一個巴掌」,一個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輕輕推開我們文藝組辦公室的門,拿著修改好的稿件清樣,徵求楊蓓姐的意見。楊蓓挪把籐椅請他坐下,淺淺一笑說:「老王,你是頭,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劃有紅鉛筆的修改清樣,交給楊蓓,靜靜坐在那裡默默恭候。
他的級別雖然比總編高,資格比市委宣傳部長老,但從沒有官架子,對誰客客氣氣,溫文爾雅。不知是身體原因,還是節簡之故,他總是喜歡穿著那一身黃呢細料軍服,鼻樑上加付茶色水晶鏡,這恐怕雪域生恬留下的後遺症?腳下蹬著一雙長長的馬靴,加上一米八幾的個子,縱坐著也高出楊蓓一個頭。
組長肖青說,王畋是老革命,老報人,學生時代就參與辦報紙,在延安時當個編輯。後隨軍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時,就是《西藏日報》總編輯,因患有心臟病,不適宜高原氣候,調回內地休養,暫時在《四川日報》上斑。去年《成都日報》創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調他來作總編輯室主,負責報紙的終審。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緊。
他待楊蓓看完清樣,見未提出意見,便說:「詩無達詁,不知這提法對不對?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辭海》,好像也說得不甚清楚……」
他說的是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張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聯座談會上,對眾多批評《草木篇》的意見,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詩無達沽」的見解。意思是說,自古以來,對一首詩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至的。比如杜甫《贈花卿》一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天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幾百年來說法就不統一,莫衷一世。有人說,是寫錦城音樂的優美動聽;有人說,是寫達官顯貴富的糜爛生活;,還有說,是諷刺崔光遠部將花敬定,在蜀地動用天子禮樂的抨擊……故詩無達詁。現《草木篇》也是這樣,有人說它是「反黨毒草」,有人說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閑作品,關鍵是從哪個角度看問題?
我文化知識水平低,不懂得「詩無達詁」這四個字的意思,從旁插一槓子,問:「什麼叫詩無達詁啊?」
他正正茶色眼鏡,那瘦削少肉的臉上,浮起層善意的和達的微笑,說: 「達,通達、貫穿;詁,解釋或叫註釋。詩無達詁,就是一首詩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釋。」
「不錯,是這樣!」年輕人嘴無遮欄,何況我自來心直口快,連珠炮地放開了:「這不是和瞎子摸像一樣道理嗎?三個瞎子摸一頭像,摸到像鼻子的人說,像是條石頭;摸到像腿的人說,像是根木柱;摸到像腹的人說,像是堵牆版……」
他嘿嘿地笑了起來:「小黃,你還真會解釋。」他站起拿上清樣,又注目地看了楊蓓一眼說:「就這樣定,明天發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這個時候發好不好?會場就有人說,張默生在為流沙河開脫。」楊蓓一下顧慮起來,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麼?又不是你的觀點」他停住腳,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樣,不無關懷地說:「百花齊放,百家爭嗚,就是各有各的觀點,都一個腔調了,還爭鳴什麼?你是參會的記者,照錄而已。再說,對《草不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組散文詩嘛,哪就有那麼多問題?我簽發的稿,我負責!」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連襠的人,對他無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態:「王主任的意見,我同意!」
待他走後,楊蓓姐久久抱住頭沒有說話,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麼?事隔了一週,我和她外出採訪,忽然她嘆口氣說:「唉,老王怪可憐,三十六七的人了,還打著單身!」
我驚了,兩眼怔怔地望著楊蓓,問:「他沒有結婚?」
一個跑到延安去的人 (網路圖片)
她一邊走,一邊細細說,「他向我講過多次,1941年,他和中學相愛的一個叫什麼?哦,哦,叫袁靜的女友,從山東跑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後兩人分在一家什麼報紙作編輯,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與共,百頭偕老的誓言。後整風,延安大抓特務。有人檢舉,說他們兩人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又打、又鬥、又關,搞了大半年。後來他放出來了,袁靜經不住革命考驗,自殺了。至此,他沒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懷念袁靜,說她人品好,又有才華……」
我聽得心裏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這麼多坡坡坎坎,「考驗」,還會把人「考驗死」?竟嘆起氣來說:「楊姐,他那麼好個人,你怎麼不幫他介紹個對象?」
她沒有說話,快到採訪目的地了,才敞開了點心扉:「小黃,你不瞭解知識份子,沒有合心合意的對象,寧願打一輩子單身,結婚比不結婚還痛苦。」
我聽後,真不知該說什麼?也許我年輕,正處在「人約黃昏後」的浪漫歲月,不知男女感情這麼複雜!自此我方注意,王畋總喜歡到我們辦公室來閒聊,特喜歡和楊蓓聊,不過都是些文學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辦公室送校了的清樣,他留我坐了會兒,除問我最在寫什麼作品外,還問我楊蓓請假未上斑的原因。我道:「聽說她得了感冒,在醫院輸液。」
他聽得認真,不停地吸菸。此時,我方發現他煙癮特大,桌上一個大瓷盤裡全是菸蒂,辦公室全是濃濃咽味。我便關切地說:「王主任,今天不來你辦公室,我真不知你吸菸吸得這麼厲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嗆著我,忙推開窗戶,取下鼻樑上茶色水晶眼鏡,用擦布不停地擦鏡片,爾後,久久默默無語望著手中那只煙,似乎在考慮怎麼回答我堤出的問題。約莫兩分鐘後,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說:「我吸菸從不出這間辦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兩包。」
「兩包?」我睜著雙大大的眼晴。
「對,兩包。」他靜靜地不動聲色說:「我用它解悶,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習慣。」
相視沉默了好一陣,只有腕上手錶在嘀嘀噠噠作響。他換支煙,吸上說:「你楊蓓姐是個才女,工作又拿得起來,不容易啊!」
到了1957年7月,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在報社開展起來。在市委工作組的授意下,極積分子把我發表在《草地》文藝月刊上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和兩個未發表的鉛印續篇《向黨反映》、《上北京》張貼出來,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我不服,寫大字報反擊。為了制服我的「囂張氣焰」,在一次報社召開的全體編採人員定性大會上,不少事先佈置好的極積份子,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不但不檢查,還質問那些極積分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反黨的右派份子!」
氣得他們拍桌大喊、大叫、大罵:「你為什麼要寫反黨小說?你早就背叛工人階級了?」
「放屁,誰背叛了?」我據理力爭,毫不退怯,說:「是黨提倡干預生活,是毛主席主張揭露生話陰暗面。既然我寫的是反黨小說,省文聯機關刊物《草地》,為什麼要發表?」
極積分子們底氣不足,佔不了辯論上風,氣得干吼,會場一片混亂。
這時,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麼?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嘛!」
會議嘎然而止,極積分子們一下泄了氣。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報社走廓和一切空隙之處,口徑全一致:
「打倒老右派份子王畋!」
「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
「王畋必須向黨低頭認罪,交待自已反黨罪行!」
真叫立竿見影。接著,他被停職,再後和我們十多個揪出的「右派份子」蘇定生、孫文元、陳澤昆、楊蓓、邱乾坤、宋得貴等,一齊集中干勞動。他天天見著楊蓓,但從不說一句話。後來,我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行政十三級降為十九級,到草堂寺當園丁;楊蓓自劃右派後,老公劃清界限,提出離婚,去了街道生產組。
二十三年後的1980年12月,我「平反」(我是判過刑的「反革命」)回到報社文藝組仍作編輯。一天,我特地騎著單車,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願回報社,自願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顧問。他有單獨住室、客廳、櫥房、衛生間,但仍是單身。此時,他已近六十歲,還是那一身裝束:黃呢細料軍服,鼻樑上加付茶色水晶鏡,腳下蹬著一雙長長的馬靴,卻多了一付枴杖,臉上多了些黑邑老人斑,一走路就柱著枴杖,有點未老先衰。歲月不鐃人呀!我心裏在說。
他將我讓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潔淨,一張單人行軍床,半套沙發,一張精緻的元桌。在他那常坐的籐圈椅前,有個鐵皮火爐,裡面燃著蜂窩煤。爐上放著個銅茶壺,茶壺不停吼叫,壺嘴吐著長長白氣。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著煙,煙癮似乎比從前更厲害,吸著吸著,時不時爆出陣巨烈咳嗽。我有點不安,想提那「一個把掌」事,可他沒點興趣。我坐在沙發上,品著茶,從生活入手問:「身體好嗎?」
「好!」
「還是一個人?」
「一個人!」
「為什麼不回報社?」
「不回!」
「這兒比報社好麼?」
「好!」
他的回答,沒有個多的字,不知為什麼,我有種說不出的難受,難受得心在顫抖。在我離開時,他突然問:「楊蓓復婚了嗎?」
「沒有。」
「為什麼?」
「她說沒有意思。」我心間一亮,想塔個橋。
他「哦」了聲,嘎然關住心扉之門,再不說什麼。
我由不得關切地問一句:「帶信嗎?」
他無表情地搖搖頭。
分別時,我緊緊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兩年後,他心藏病發作,未送到醫院就死了。此時,我在西藏採訪,趕寫「和平解放」三十年的報導。回歸時,我去草堂,草堂人說:火化後,骨灰由他侄兒帶回了山東。
我反為寬慰,覺得他的魂魄總算有了個長眠之地,有侄兒守護,不會孤獨了吧?也許,這就是革命對他的回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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