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3日訊】題記：宋女詩人李清照云：生當為人傑，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烏江。難友丘原為保護朋友茜子不留下口供，選擇了最原始最壯烈的自殺方式，用磨尖的竹筷戳向股動脈，，連獄吏都驚呼他為英雄……
我和丘原相識於1956年12月四川省文代會上，他在大會上作過有關電影與戲劇創作方面的發言，給我留有深刻印象，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曾被收入《四川優秀戲劇集》。由於工作關係，「整風反右」前我們經常聚集在茜子家談論時政和有關文學創作問題，大家觀點鮮明，直言無忌。後來這個聚會的地方被羅織為「裴多芬俱樂部」，直接葬送了我們的青春年華。
丘原本名丘漾，地道的成都人，從外表看卻像山東壯漢，身材魁梧，黑眉大臉，那直達耳根的大鬍子彰顯出陽剛之氣。他的「反黨言論」散見於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編輯的「右派言論」和某些「朋友」為洗清自己而寫作的交待材料中，這裡僅將我所知道的擇要介紹。
他說：「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度，是個人崇拜的根源。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到裴多菲俱樂部去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他又說：「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體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的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人類生而據有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由此他提出「黨委要退出文學創作藝術部門，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在談到毛澤東時，他說：「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饒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還說：「文學沒有黨性，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孕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1955年肅反整錯了那麽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
正是因為他的立場觀點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被劃成「極右份子」離開文聯後鎖喉噤聲，以刻蠟板度日。沒有想到他逃過了1957年的懲罰，卻沒有逃脫「十年文革」的煉獄，竟然慘死於1974年一個清晨的成都寧夏街市大監。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茜子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刑滿強制「就業」不許回家，茜子十分不滿，於1973年潛回成都，見到丘原後聲淚俱下：「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共產黨，共產黨卻往死裡整我們。老子現在真的要反對共產黨了，我要跑到國外去寫文章揭露共產黨的殘暴與黑暗。」
恰好半年前有丘原任編輯時發過稿件的一位老相識，在「文化大革命」中舉旗造反，搖身一變成為新疆某造反兵團的頭目。回成都探親時得知丘原的不幸遭遇，邀請丘原到新疆去，遭婉拒後留下兩張空白介紹信：「只要你願意來新疆，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
現在茜子想逃亡，出於友誼和同情，丘原將其中一張空白介紹信交給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糧票和幾百元人民幣的路費。茜子到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爬外國商輪，失敗之後潛入山西一處煤窯挖煤度日。不久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對茜子發出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丘原也作為「叛國集團」的策劃人啷璫入獄。公安部門對他刑訊逼供，並且誘導說：「只要你交待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條。」丘原拒理抗辯，被禁閉在小監之中。
在小監裡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每隔兩三個小時還有人巡示，縱然想死也難。為了保護朋友，丘原決心一死，怎樣死？他冥思苦想三天三夜想出了一個最原始的自殺方式，獄吏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偷偷地將吃飯用的一隻竹筷，在地上磨得尖尖的，在風雨交加的一個夜晚，他用被子裹著全身，裸露出下肢，一手摸著跳動的股動脈，一手舉著削尖的竹筷，咬緊牙關用力地狠狠一戳，戳進去再用力攪動。只聽得血泊汨汨外流，他微笑著漸次漸次失去知覺。第二天早晨獄吏發現時，他已經長睡不醒了。檢驗屍體的法醫面對兩眼圓睜，威風不倒的他，不停地搖著頭說：誰能想到？誰能想到？這種自殺太壯烈了，沒有勇氣的人想也不敢想。亊後，監獄通知他妻子張天秀領取遺物，那床血漬浸透的被蓋竟然重達幾十斤。因為家裡沒有自來水，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使半邊河水染成了血紅色。
茜子，本名黃獅威，又名陳謙，四川內江人，出身於書香世家，早在1949年之前的學生時代，就在報刊中公開發表文章，嘲罵國民黨獨裁專制的中國是「家家朱門，戶戶餓殍」。1949年之後主動參加中共軍隊，《呂梁英雄傳》作者西戎發現他的創作才華之後，把他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即四川文聯的前身，先後與西戎、流沙河合寫《秀女翻身記》和《牛角灣》。1953年並省之後轉入《草地》文藝月刊任編輯。1957年因支援流沙河的《草木篇》而名列「七人反黨小集團」，後以「反革命」的罪名兩度被判處有期徒刑共20年，1980年平反回到原單位恢復工作。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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