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11日訊】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固然博大精深,勝義迭呈,在理想層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層面的「取偏」,就是孫子樸素辯證思維理性的集中表現之一。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古老而精闢的軍事格言,兩千五百多年以來,一直膾炙人口,廣為流傳。而它正出自中國春秋晚期的傑出軍事學家孫子之口。孫子之所以在軍事史上享譽中外,名播千秋,被尊奉為「兵聖」、「百世兵家之祖」,除了他曾經輔佐闔廬經國治軍,「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立下赫赫戰功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撰著了一部近六千言的不朽兵學巨著——《孫子兵法》。作為中國古典兵學的最優秀代表,《孫子兵法》從戰略的高度和哲學的層面,觀察、分析戰爭現象,探討和揭示戰爭活動的一般規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克敵制勝的具體方法,奠定了中國兵學的堅實基礎,規範了中國兵學的發展方向,確立了中國兵學的價值精神。唐太宗李世民所言「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唐李問對》捲上),可謂是深中肯綮,恰如其分。
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固然博大精深,勝義迭呈,但最讓人為之折服的,乃是他在論述具體軍事問題時所蘊含的思想方法論。它洋溢著樸素辯證的思維理性,為人們正確認識、高明解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提供指導,也為人們從事其他社會領域的活動帶來啟迪。其中,在理想層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層面的「取偏」,就是孫子樸素辯證思維理性的集中表現之一。
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求全」文化,追求萬全,爭取圓滿,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它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著廣大民眾的心態意願。孫子同樣對「全」情有獨鍾。《孫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達十餘處,如「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兵不頓而利可全」,「自保而全勝」,等等。可見「全」在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學說的核心「仁」、老子學說的核心「道」以及墨子學說的核心「兼愛」一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孫子看來,推行「全勝」戰略是理之所宜,勢之必然。它對己方來說,代價最小;對彼方來說反抗最小;對普通民眾來說,災難最微;對天下來說,獲益最大,無疑是最佳的選擇,最合算的博弈。為此,孫子推導出用兵的最上乘境界:「上兵謀伐」「不戰而屈人之兵」,主張用「全勝」之策角逐於群雄,爭勝於天下:「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能有這樣的境界,無疑堪稱崇高的理想主義者,孫子的確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孫子同時還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幟,一種理想,如果拘泥於「全勝」,而忘記戰爭廝殺這個殘酷的鐵血事實,將「理想」和「實際」簡單地等同起來,則不免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般自欺欺人了。換言之,孫子清醒地認識到,一味追求萬全之策是不現實的,因為「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全勝不鬥,大兵無創」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種理想的追求,其實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很難有真正的萬全,更不應為追求萬全、爭取圓滿而患得患失,瞻前顧後,優柔寡斷,以至錯失戰機,陷於被動,與成功失之交臂,圖虛名而招實禍。
正因為孫子早已將這層關係明瞭於胸,所以他在高舉「全勝」這桿大旗,於理念上汲汲追求萬全之策的同時,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卻一直磨勵著「戰勝」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實效,特別強調突出重點,劍走偏鋒,主張集中兵力,尋找突破口,各個擊破,在此基礎上擴大戰果,克敵制勝,「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孫子指出戰略家最大的過錯,在於不分主次、輕重和緩急,眉毛鬍子一把抓:「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由此可見,在「兵聖」孫子那裡,理想上求「全」與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統一的。孫子真正明白了「捨得」這層道理,即有舍才有得,得與失是辯證統一的,因而強調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君命有所不受」,絕不能為求「全」而大包大攬,絕不應為「全勝」而放棄「戰勝」,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牽一髮而動全身,「以正合,以奇勝」。應該說,孫子這種劍走偏鋒的思維方式是充滿深邃的哲理的,其「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基本理念正與老子的名言「多則惑,少則明」所體現的精神旨趣相吻合。
顯然,孫子有關「求全」與「取偏」的辯證思維,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統一,終極目標與階段任務的統一。這在今天也不無啟迪意義。「求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幟,是鼓舞人心,激勵士氣的美妙圖景,「取偏」才是現實,是手段,是真正可以踐行、可以落實的選擇。至於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更有必要借鑒孫子的用兵藝術和人生智慧,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分清緩急,甄別主次,開拓重點,把握關鍵,集中兵力,各個突破,以求獲得最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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