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就是這樣死的(圖)

彭德懷（網路圖片）

2014年6月24日,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原副書記、解放軍總政治部紀律檢查部原部長彭鋼因病在北京逝世。連日來，媒體有不少緬懷她的文字。

彭鋼是元帥彭德懷的侄女；1950年，彭德懷將兩位弟弟的子女包括彭鋼共6人，接到了北京。彭鋼從此在伯父彭德懷的身邊生活。筆者記憶猶新的是，彭鋼在媒體上發表的那段敘述彭德懷捱批鬥被部下用腳踩的文章。

文章說，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懷)離開北京赴成都擔任大三線副總指揮。伯伯到成都後，親筆給她寫過幾封信，信中總是提到「情況尚可」，「不必掛念」，但她還是放心不下。春節期間，她還坐火車到成都去看望過他。假期不夠用，她還請了事假，就說回湖南老家去看母親和孩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作為「廬山會議」定罪的彭黃反黨集團的頭號人物，伯伯在劫難逃。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聯絡站」。他們南下成都，將伯伯秘密劫持回北京，關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軍營裡。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天，彭鋼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衛參謀秘密帶出的伯伯的親筆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體，彭鋼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終於有下落了！她曾經對伯伯講過：「不管您到哪裡，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現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難，彭鋼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牆高筑，不允許她與伯伯見面。她和弟弟送去的糧票、油票、衣物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員轉交給他。

7月的一天，彭鋼在中山公園南牆外看到海報，說是要在北京航空學院南操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反革命黑幫分子」彭德懷和張聞天。她不忍心目睹伯伯挨批鬥的場面，又實在放心不下。批鬥會那天，她不顧天氣炎熱，騎車趕到北航會場。為了不讓別人認出來，她戴了一個大口罩，擠在人群中。大會結束後，彭鋼看到伯伯和張聞天被五花大綁，背上還插著寫有「罪名」的長長的牌子，被造反派扔進卡車，開往市中心游鬥時，心裏就像刀絞一樣。

自從在批鬥會上見到伯伯，彭鋼心裏更加不安，惦念著伯伯的手稿，惦念著母親和孩子。她和愛人商量好，向單位領導請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圍子也和全國一樣一片混亂。她家門口貼滿了「打倒彭德懷」的大標語，家裡常有紅衛兵來破「四舊」。母親最擔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紅衛兵佔了屋子封了門，手稿就保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隨時處於危險之中。彭鋼考慮再三，決定請堂弟彭康智暫時保存一段時間。康智爽快地答應下來。

回到北京後，彭鋼的處境也很不好，廠裡的造反派強令她交代問題，揭發彭德懷。一次，彭鋼因拒絕寫揭發材料，被幾個造反派毒打一頓。回家後，她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厲害。彭鋼對愛人說：我要是被他們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顧三個孩子……。

在往後的日子裡，伯伯的處境越是艱難，他的手稿在彭鋼心中的份量就越重。不久，彭鋼給弟弟彭康白買了一張火車票，讓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況不好就把手稿燒掉，不能再連累別人了。康白回去時，家鄉的形勢已趨平穩，母親捨不得將伯伯的手稿燒掉。1969年，彭鋼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帶回北京，放在專門訂做的樟木箱的夾層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間，彭鋼有半年多的時間住在防震棚裡。她把伯伯的手稿放在軍用挎包裡，天天斜背在肩上，就連睡覺都挎在胳膊上。文革中曾在北京軍區舉行過批鬥彭德懷的大會。在大會休息時，有一個人衝進關押彭德懷的小休息室，惡狠狠地將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隻腳，並且還叫喊道「彭德懷！你也有今天吶！」。

這個打人者就是彭德懷曾經的部下，將軍李鐘奇。

如果說彭鋼的文章令人震撼，那麼彭德懷的軍醫回顧那段往事的文章，就有些令人不寒而慄。這個軍醫叫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裡，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1973年5月，楊漢勤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楊漢勤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那時，楊漢勤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干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楊漢勤心裏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楊漢勤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藥就用什麼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裡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後，楊漢勤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盡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楊漢勤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呆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人。楊漢勤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裡，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也許看到楊漢勤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裡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畫、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楊漢勤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裡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楊漢勤負責的病人裡，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裡，常常響起他的吼聲。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藥，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嚥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裡露出來；他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裡，渾身瑟瑟顫抖，目光呆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楊漢勤留下深刻印象。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士兵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裡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士兵吼叫：「我要見毛澤東，不然你們也把我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士兵衝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嵴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楊漢勤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比如，楊漢勤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桿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鐘，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週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

當看守士兵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裡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裡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裡傳出。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