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劇(圖)

梁啟超（網路圖片）

2010年10月28日下午，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之孫、梁思成之子梁從誡病逝 。

梁從誡的一生，「薪火續傳」著其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生命主旋律。他們的生命似乎只為時代而生，只為奔向社會苦難而去。放眼過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數代文人於中國的貢獻，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他們用簡單卻又堅實的生命軌跡，一次次證解著文人的人生方程式。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20歲考上舉人。當時朝廷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李雲端。李特別欣賞梁啟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純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為梁啟超是個中年人。待當堂見面，才發現梁啟超是個英俊少年，李考官當堂決定，將妹妹賜給梁啟超為妻。梁啟超毫無選擇餘地，只有叩頭謝恩。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隨老師康有為出逃日本，在日本辦報。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著龍袍稱帝。梁啟超對此堅決反對，動員學生蔡鍔將軍起兵討袁。58歲時，梁因病逝世。

梁啟超在日本留學時，有了兒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聰穎過人。當時美國倡議把1900庚子年八國聯軍的清廷賠款減退，為中國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用這筆「庚子款」建了「庚子學校」，專門培養中國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這所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拔去美國繼續讀建築。1929年，他們學成返回中國，梁思成在東北大學創建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抗戰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當時月薪四百銀元。當時四百銀元相當值錢，因一個保姆月薪才兩個銀元。北洋軍閥政府其實很厚待文人。

「七.七」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逃離北平。他們在長沙租屋住下，但日機第一次轟炸，就把他們的住房炸毀，慶幸那天全家外出。長沙無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慶鄉下。一天，梁從誡問母親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我們往哪逃？林徽音指著門前那條河說：投河去死！幼小的梁從誡驚恐地拉著母親的手說：那我怎麼辦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說：國之不存，怎顧得你！她就是這樣一位執拗、剛烈的女性，這種剛烈的性格給她一生帶來了悲劇。

1947年底，第二次來美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夫婦還是回去了。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們便與中共發生衝突，起因是拆北京城牆。當時的北京城牆可稱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城牆，環城長達四十公里，有七百年歷史，元朝就開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達嶺還早，可謂真磚真牆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堅決反對，認為無論從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美學價值，或者從給後人留點古蹟的角度，都萬萬拆不得。

倔強的林徽音直闖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頓。彭真說不過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這是毛澤東的指示。毛當時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藤，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林徽音一次次打報告，找中央都無濟於事，最後絕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樓，左右再各留五米牆，給後人一個紀念？但她的話和所有專家、學者們的一樣，都一萬句不頂一句，因為毛澤東的指示，在那個時候，就「一句頂一萬句」了。

拆牆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開始了。那轟轟的推土機和鏟車，像碾碎她的心。還有什麼能比搗碎偉大的古蹟更能讓一個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更心痛！她未曾痊癒的肺病加重了，她的執拗使她怎麼也想不通這一切。於是，生氣、憤怒、痛苦。在又氣又病的夾擊下，於1955年溘然長逝。

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梁思成驚呆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更讓他不可理解的事隨之而來——橫掃千軍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1972年他死在那裡。

梁從誡身上自小就顯現出祖父和父親的遺傳與影響，他也聰明、好學、刻苦。22歲大學畢業，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導師是蘇聯專家，攻讀世界史、美國史，研究羅斯福新政。畢業後到雲南大學任教。1962年，剛滿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準備一展才華。

但文化大革命來了，作為一個名門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對象。梁從誡的名字變成了「梁三子」：批鬥的牌子寫著：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專業完全荒廢了，世界史淡入記憶深處，「羅斯福新政」在腦袋裡舊得發黃，但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到過他家的朋友發現，那精巧的桌椅櫃和書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藝。

八年後，他被允許返回北京，但沒有單位要他。後來，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的閻明復請他去做了編輯。他英語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兩次在北京為美國訪問團會見鄧小平做翻譯。

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文人的人生道路。他們都不喜歡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門來。談到三代人的不同，梁從誡曾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對中國現實的瞭解比祖父和父親都深，在社會底層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梁從誡曾說：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小編註：似乎應該說——近代以來，尤其是六十餘年來——的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此前中國的政治文化並非如此不堪）。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厄運。其實，他們是秉承一片愛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