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為什麼成為共產黨的「死敵」(圖)

我叫楊楓，1928年出生在山東省萊州市朱橋鎮後趙村貧農之家，1944年6月6日參加工作，1947年2月7日加入中囯共產黨，1980年離休回家至今。

世界本是大舞臺，世上所有的人都在自覺和不自覺地在歷史變革中充當各種歷史文化角色，我也不例外。回顧歷史，我不但是個正面的革命角色，還是共產革命的「死敵」。

遠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我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黨籍、公職，遣返回原籍勞改。在1967年的「文革」中。又被打成反毛的「現行反革命」，被判處刑12年。根據當局指控，本人有四大歷史「罪惡」。

一，1947年在山東省招遠縣蠶莊區工作時，反對黨的土改複查政策；二，1957年「整風反右」中，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三，在原籍勞改期間堅持「反動立場，散佈反動言論」；四，在「文革」風暴席捲全國的歷史關頭的1967年，我從家中跑到北京市郵電大樓內，用鋼筆書寫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反動標語」，當時可招致殺頭的。

在上述「罪惡」中，一、二、三項容易為人理解，而對第四項「罪惡」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一個頭戴「極右」帽子的人，卻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當時林彪和江青是紅得發紫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簽署公布的《公安六條》早已張貼在全國各地，我讀過看過，從中可以看出本人的特殊性格。

在歷史的今天，在我快見上帝之前，有必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將世人不知的隱情說出來，讓人知道歷史的真相。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執政當局從根本上扭曲了我原來忠於黨和忠於毛主席的政治感情，傷透了我追求革命的那顆赤心，發現所謂的革命全是虛偽的東西，沒有給囯家帶來富強，更未給人民帶來幸福。

先說我為何反對黨的土改複查政策？我不是地主富農，更不是階級異已分子，是貧農成份。我大哥楊囯清、四弟楊國風以及本人都是「解放戰爭」中入黨的黨員；妹妹楊好桂年齡最小，也是青年團員。四黨一團的家庭，當然是典型的擁護共產黨革命事業的家庭。實際上我所說的「反對黨的土改政策」，實際是靈魂中一閃的念頭。事情是這樣的：1947年我在山東招遠縣蠶莊區工作，這年國民黨軍隊發動了以陝北、山東解放區為重點的進攻。當時區委書記王理民、區長孫瑞亭，依據上級指示召開了全區的群眾訴苦大會，以便發動勞苦大眾參軍、參戰，支援解放戰爭，「粉碎國民黨的猖狂進攻」。一次我參加訴苦大會，可是在訴苦大會上看到的殺人場面太恐怖。我雖然是個黨員，但卻是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大會由我升旗，但並不知有處決人犯一事。忽然我看到被大會批鬥的七個人，被押到主席台下的鍘刀旁立馬被鍘死。執鍘者之一是柳行村青年民兵隊長，他光著膀子頭包紅布，手起刀落將人鍘死，這是我生來第一次看到這種殺人場面，情不自禁的一驚，心想：這太過分了！因為訴苦大會所斗的人並非人人都有血案，而且其中一個曾是游擊隊員的貧苦農民也被殺了。

這一閃念的抽象思維活動我沒有向任何人表達，可我卻帶著這一永遠不會磨滅的印象，迎來了1948年的8月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守轉變為戰略反攻。在那年的4月8日，解放軍「解放」了山東膠濟鐵路中段重鎮濰縣與青州等地。華東領導機關在青州城北的鄉下舉辦了華東教育訓練班，在黨組織安排之下我來到這裡學習，學習過程中與當時的軍隊一樣進行三查三整運動，交待歷史、思想、作風等問題。我為響應黨的號召，便在小組會上將1947年土改複查時產生的上述「這太過分了」的思想問題坦白出來，並且當即檢討說這是立場不穩的表現，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同志們的反應很淡漠，還有人發言為我辯護說：「這沒什麼，當時招遠的做法也確實是過激。」事情就這樣平安的過去了。問題是在寫小結的時候我將這一思想問題寫在了小結上，使人們看不見的抽象思維活動中的奧秘變成了可見的永遠抹不去的文字而裝入了本人的檔案袋。

檔案是人歷史的影子，影子隨身行。此後在1949年由山東省教育廳分配到青島市軍管會文教部工作，在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歷史背景下，為了加強黨對報社工作的領導，青島市委組織部把我從青島市文化局調往青島日報社文教部任編輯，表現出黨對我的信任和重用。自然我的檔案到了青島日報社。從1955年到1957年這期間，我雖未立功受獎，但也沒有犯什麼錯誤，算是完成了黨的工作任務。到了1957年風雲突變，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相信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莊嚴承諾，毫無顧慮地坦率地發表了許多政見，最要命的是說「黨天下思想是宗派主義的根源」，而闖下了滔天大禍，被定為極右份子，開除黨籍、公職，遣返回原籍強迫勞動改造。

黨為了瞭解我這個共產黨員為什麼變成了叛徒，於是從檔案袋裡找到了我1948年秋天所寫的學習小結，知道了我在土改複查中那一閃念的思想：「這太過分了」！他們如獲至寶，立即由黨委書記趙丹代表黨委在青島公安局禮堂召開的青島市市級機關幹部千人大會上，將此事公諸於眾。他說：「楊楓，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思想，反對黨的土改複查政策。」我一聽此言，心裏直羅索，暗罵自已：誰叫你把別人根本不知的內心秘密，向黨坦白交待？你認為是忠於黨的表現，黨卻認為是你反對黨的證據。所以我不服，但不服也得服，因為這是黨的審干原則。此外尚有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支持「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和支持山東大學學生到報社胡鬧等諸多事端，都有其一定的原因。我這些「罪惡」被刊登在當年的《青島日報》上。其實這些都是來自於靈魂，並非有什麼行動。此時我明白，在這個時代說實話是犯罪，縱是思想上的一閃念也是犯罪，我就是這樣成為共產黨革命「死敵」的。

看來我這一生只能永遠背著這一極左文化十字架，帶著被扭曲的苦難靈魂去向上帝傾訴了。正是：我們都在選擇歷史，歷史卻在埋葬我們。不能用赤心來對付騙子，不然空負此身。

寫於山東省萊州市朱橋鎮後趙村愚人齋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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