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23日訊】
自述簡歷：山東濰坊市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生，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在五七年鳴放期間，我與張景中、楊路、張世林四人貼了一張大字報「自由論壇宣言」，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1，取消黨委負責制，實行民主辦校；2，取消政治課科必修制度，改為選修；3，取消留學生委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4，開辦自由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後我與張景中、楊路、王國鄉、譚天榮、龍英華等六人組織了「百花學社」，我又聯絡中文系的張元勛、瀋澤宜等人組織出版了刊物「廣場」，結果「百花學社」被打成「反動小集團」，進而升級為「反革命小集團」。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罪首，判刑十五年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一九七二年刑滿，但被強迫留勞改單位繼續改造七年。在勞改期間因為一直不認罪，受過非刑吊打、老虎凳、槍斃人陪綁、強迫與上吊死的人睡覺等各種酷刑折磨，前後十二次從死神手中僥倖逃脫，為此我寫了長篇回憶錄《夢斷未名湖》，詳細記述了勞改中的苦難。一九七九年「反革命」罪平反，一九八四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是大學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後一人。
我是怎樣「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
1979年「平反」回到老家濰坊後，我去拜訪我當年的高三班主孫其昌老師。一見面，孫老師就說：「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孫老師說，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為什麼呢？被捕後，我自己也作過認真的反思。實際上一個人的命運，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寫的雖然是「資產階級」，實際上只不過是小業主。在反右運動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的家庭沒有受到任何衝擊，不像有的「右派」同學，其父親或親屬在鎮反、肅反運動中遭到鎮壓、受到迫害，因此對共產黨不滿，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緒。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運動之前，沒受到過任何衝擊，不像有的同學如劉奇弟在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因為替胡風鳴不平受到過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員和親屬沒有一個在國民黨政權裡幹過事的，因此跟國民黨政權沒有任何瓜葛，不像有的同學，其父兄在國民黨政權裡幹過事，大陸「解放前」跑到了臺灣或海外，故此對國民黨政權還存有某種好感。相反的，我對解放前夕的國民黨政權一點好感也沒有。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最後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實事求是、毫不隱瞞、認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對我的思想衝擊很大。在「鎮反」運動中，我的家庭成員雖然沒有受到過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師和同學的父親卻有很多被鎮壓了。濰坊一中有兩名教課教得最好的老師李百凡和孫耀君被鎮壓了。李百凡是教幾何的，孫耀君是教化學的。李百凡老師教幾何課，教的最好，我又喜歡數學，因此對他很崇拜。他被鎮壓，在我的心裏蒙上了很大的陰影。除他們二人被鎮壓外，還有一個姓黃的老師上吊自殺了。另外，一個教高三數學的於保一老師和一個教地理的謝翔宇老師也被抓起來判了刑。另外，一個跟我從小學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學李明娟的父親也被鎮壓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讀初三，還差兩個月就初中畢業了，結果李明娟退了學。她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軍醫，我小時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覺得她父親是一個很和善的人。當然究竟過去她父親有什麼罪惡，我不可能知道，也許是因為對李明娟的同情，對她父親的被鎮壓，我心裏一直很難過。
還有，一個叫於宏毅的同學，平時跟我也不錯，他父親也被鎮壓了，罪名是「認賊作父，私放蔣匪將領李彌」。這件事情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父親的名字叫於省初， 「解放後」是濰坊市工商聯副主任。李彌原是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日本投降後第一批進駐濰縣的國民黨軍隊（那時不叫濰坊市），跟於省初有交情。淮海戰役李彌的部隊被消滅了，李彌本人卻隻身化裝逃回了濰坊。於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裡，給他開了個假路條，李彌逃到了青島（那時青島還沒有解放）。李彌逃到青島後，當時青島有一份報紙叫「民言報」，在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大標題消息：「濰縣民心不死，送李將軍還青」，結果被青島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偵察出來了，是於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鎮反」時把於省初槍斃了。
槍斃於省初的刑場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橋南的河灘上，許多人跑去看，我還去看過，因此至今我記得非常紮實。此外，我的同學的父、兄還有很多被殺、被判刑的。當時我想，濰坊剛一「解放」時，共產黨號召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登記，並且一再宣傳，共產黨絕不實行報復政策，那為什麼一下殺、抓這麼多人呢？特別是於省初，解放戰爭中被俘虜的國民黨將領，一個也沒有殺，那麼私放一個國民黨將領就該被殺嗎？我那時雖然年紀還小，但總覺得共產黨說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個最要好的同學李傳湘的父親被逼上吊自殺了。李傳湘跟我住同一條街，我經常到他家去，上學都一塊去、放學一塊回家。我跟他的關係非常密切。他父親是一個非常傳統、非常忠厚老實的人。那時他在一家姓李的資本家裡當帳房先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會計師。「五反」時，懷疑姓李的資本家有偷稅、漏稅等「五毒」行為，可是又查不出什麼來，於是就把李傳湘的父親先抓起來當「老虎」打，企圖從李的父親那裡找到突破口。那時打「老虎」時就用了不少很殘暴的手段，讓跪磚頭、站在高凳子上彎腰、皮帶抽等手段。可李的父親非常老實膽小，他又交待不出什麼東西來，結果嚇的上吊自殺了。李傳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親掙錢養活，父親一死，這一家就像塌了天一樣，生活無法維持了。不得已，李傳湘高二沒念完就退了學，到一家商店當了店員，那時他還不滿十八歲，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親眼看到，當時被整的所謂「不法資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懷疑，為什麼共產黨總是一次一次的運動整人，這應該嗎？
當時學校裡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融洽。那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後來改名的共青團）在學校裡發展團員，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進步」，整天向團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情況、匯報別的同學的思想言論等等的同學才能入團，不像現在學校裡那樣（現在中學裡差不多所有的同學都是共青團員）。這無形中在同學之間造成了一種隔閡。更有甚者，我們班裡有個黨員（「文革」後他全變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連老師都怕他。上課時如果有哪個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不滿的話，他就偷偷記下來，向學校黨支部匯報（這可能是黨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張連鍔老師在課堂上講，他在清華大學唸書時就有一支手槍，後來抗日戰爭爆發，去了西南聯大，他還保留著這隻手槍。張老師既不是國民黨員，也不是三青團員，但這人說話太隨便。在他講這些話時，那位黨員同學正在偷偷的記。因為他正坐在我的後排，被我一回頭看見了。我對這些事產生了極大的反感。我覺得這跟國民黨時期，利用一些特務學生盯進步學生的梢沒有什麼區別。
我喜歡理科，尤其喜歡數學，成績非常突出。初中畢業時，我是全濰坊市唯一一個不用參加升學考試就進入高中的學生。實際上我在念初中時就自學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數學的內容，上高中時我又自學了不少大學數學的內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嚴重。我不願意參加政治活動。解放後，為了配合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學校三天兩頭組織一些宣傳活動，我不參加，我覺得參加那麼多社會活動浪費我的時間。團支部叫我寫入團申請書，我也不寫。我說，入了團以後整天開會，耽誤學習。因此我成了走「白專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畢業時，學校選拔留蘇預備生，選拔上以後先到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一年俄語，然後直接送到蘇聯各大學去學習。我非常希望能被選上，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個第二名的成績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後選了六名同學，沒有我，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後來在學校最有威信的化學老師鄭忻亭老先生告訴我：「好幾位老師推薦過你，因為你平時不靠攏組織，政治上不要求進步，所以學校黨支部沒有同意。」為了這件事我找過黃道源校長。黃道源校長本來是一位很受學生尊敬的老校長，他對學習好的學生很器重，可是因為上級在選拔留蘇預備生問題上有嚴格的條件（主要是政治條件），他也不敢違背。他對我說：「我知道你學習成績特別突出，但選拔留蘇預備生，除了學習好這一個條件外，還有其它條件。學習好這個條件你當然夠了，但其它條件你都不夠，不過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國內大學學習將來也一樣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願意，學校可以保送你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去學習。哈工大的教師百分之七十是蘇聯專家」。我說：「不用了！我相信憑我的學習成績，在國內我想考哪個大學都能考上！」
學校最後公布的六名留蘇預備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軍烈屬子弟或平時政治思想表現特別進步的同學。這件事對我的刺激特別大，我認為傷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後考大學填報志願時，我就只填了一個大學一個系，即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其餘的志願，包括是否服從分配，讓我全都劃掉了。通過這件事，我認為共產黨是在排除異己，只培養自己的人。從此種下了對共產黨的一種不滿情緒。
進入北大以後，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氣氛比在中學裡還嚴重，整天講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麼呢？難道一個人想通過自我奮鬥成名成家不對嗎？難道只要黨、團組織說什麼，你就信什麼，不允許人有獨立思考的餘地、只能作應聲蟲，這樣才對？我覺得，人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級說什麼，黨、團組織說什麼，你就信什麼。當時在北大，黨員和積極爭取入黨的團員與一般同學之間有著明顯的隔閡。正如後來瀋澤宜和張元勛在「是時候了！」那首有名的號角詩裡寫的那樣，人們之間存在這一種「藩籬」，好像有一堵牆隔在人們中間，彼此之間不能坦率地交談。
進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嚴重，因此學習也比較努力。但慢慢地我瞭解到，畢業後凡是被派出國留學深造（當時主要是去蘇聯）或被分配到科學院、名牌大學工作的並不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同學，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現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點心灰意冷。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我本人雖然沒有受到任何衝擊，但學校裡搞的很恐怖，整個暑假沒讓回家，整天開會學習，還在全校大會上抓人。本班的孫乾同學，家住遼寧省撫順市，因為說了當年蘇聯紅軍進東北的時候強姦中國婦女，結果被批鬥，差點被打成反革命（他說的是事實，後來反右期間翻老帳，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會上文藝界大批抓人，全國的氣氛都搞的很恐怖。我覺得這種氣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產生了想離開這個國家的想法。
五六年發生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事件。當時中國政府雖然矢口否認這個「秘密報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幾百蘇聯和東歐的留學生，這個「秘密報告」很快就在北大流傳開來。我突然對這件事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閱覽室看見任大熊老師在看一張英國的「工人日報」，我湊過去一看，正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因為我的英語基礎比較好，基本上能看懂，於是我也借來看（後來在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任大熊、陶懋頎和我還一起翻譯了這個報告，想在「廣場」上發表。反右後期，「廣場」被迫停刊，未發表成）。從這個報告裡我瞭解到斯大林統治的殘暴。我又聯想到中國搞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我覺得中國跟蘇聯一樣，也有類似的情況。
過去我是不關心政治的，報紙從來不看，一心埋頭讀書，夢想「成名成家」，可現在突然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報紙天天看，而且看了後自己琢磨。我不相信報紙上說的都是真話。十月份又發生了波蘭的「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中國政府為蘇聯的出兵叫好。這時我開始認真的思考，我覺得蘇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雖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終沒有懷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我始終認為，不管怎麼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剝削，就這一點來說，比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就是一個進步。蘇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為蘇聯和中國過去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封建式的社會主義。過去除了在課堂上學的「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以外，我幾乎沒看過任何政治和經濟學方面的書，因此我當時的這種認識肯定是膚淺的、幼稚的。可是正是這些想法和認識，成了我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礎。
另外，我小時候很愛看《水滸傳》之類的舊小說，從小就有愛打抱不平的思想。上高中後我讀了俄國大作家托爾斯太、屠格涅夫、托斯托也夫等人的著作，讀了法國大作家雨果、福樓拜爾、左拉、大仲馬、巴爾扎克和英國大作家迪更斯等人作品。這些文學巨著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對我的感染很深。也許這就是孫老師所說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對自己思想發展過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實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隱瞞半點什麼，我只想把一個真實的我徹底暴露給世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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