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福於經緯之間(組圖)

不論海外遊子，還是南洋華僑，只要看到唐裝上圓圓的壽字團錦，鞋尖上紅紅的五福捧壽，都會油然而生一種親切：這是我們中國的東西！傳統的織繡吉祥紋樣，經過千百年來的發展和固定，已經深入百姓日常的生活和觀念之中，成為血脈裡認祖歸宗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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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繡發展與等級制度

織繡的出現，是古代紡織印染技術漸漸成熟之後必然的結果。子曰：「繪事後素。」繪工之事要建立在有良好白底子的基礎上。織繡同理，所謂「遠看顏色近看花」，就是人們不再滿足於質地良好但色澤單一的織品，轉而關注細節處的紋飾。從平織的「絹」，到斜紋的「綾」，由經錦（多色經線單色緯線，以經線變化而顯花紋）到緯錦（以緯線變化而顯花紋），花紋愈發複雜，表現力也日益增長；而後發展出緙絲、妝花、織金等等複雜的技術，再以刺繡和印繪作為補充……到明清時期，服飾已極其繁瑣精緻。

花樣雖多，亂中有序。服飾對於中華先民，很早就不是單純為了禦寒蔽體，而是將衣冠與禮儀並舉。冠帽服飾不惟是區別不同族群的重要表徵，也是社會等級的表現。

中國絲綢博物館徐文躍為記者介紹服飾禮制時說：「周代吉金文字上常見有‘命服’的記載，其衣上裝飾主要為龍，故吉金文字上多見‘龍袞’‘袞衣’，這也應該是後世冕服的源頭。」

冕服是古代君臣使用的大禮服，共分六種，因禮儀場合的大小而異。「最為典型的裝飾圖案即為十二章，也就是日、月、星、山、龍等十二種紋樣，各寓意一種美好德行。這也是中國服飾史上使用時間最為久遠的吉祥紋樣，一直到民國初年仍被使用。」

漢至魏晉以降，頭上進賢冠的梁數，綬的長短、疏密、顏色，都根據等級嚴格劃分，甚至附麗於綬的印信也有材質區別。「印以金為貴，綬以紫為貴，因此以‘金紫’來稱呼高官顯宦，金紫就是金印紫綬。」

北周時開始採用服色制度，以顏色定尊卑，習俗延續至明代。而唐朝起，以織物紋樣區分等級的觀念漸漸成型，這也是衣物紋樣的一次爆發。「武周時賜諸王、文武三品以上官的袍服上繡有盤龍、鹿、鳳池、對雁、對麒麟、對虎、對鷹、對牛等。德宗時規定以鶻銜綬帶、雁銜儀委分別為節度使、觀察使常服。文宗時又定袍襖之制，其中紋樣有鶻銜瑞草、雁銜綬帶、雙孔雀等。到了蒙元時期，遂有衣服上的胸背之制。」

「胸背」，是指衣服前胸後背裝飾性的布塊，按形狀還分為圓補和方補。胸背到了明朝則稱為「補子」，有補子的官服稱作「補服」。元代的胸背只是裝飾性為主，尚未嚴格對應品階。而明代的補子制度在等級上更為規整，有了「文禽武獸」之分。明清品官所用皆是方補，明朝補子前後兩片都是整塊；清代補子相對明朝較小，前片從中間對剖為二，後片則仍是整片--主要原因是清代補服為外褂，形制是對襟的原因。這一制度既被明清沿用，也隨後傳至鄰近的朝鮮、琉球、越南等屬國。

吉祥紋樣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林則徐在日記中記道：「幫貴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賞御書‘福’字、‘壽'字兩幅，鹿肉一總封，恭設香案敬領。」這就是清代皇上過年賞大臣的吉慶話：「福」、「祿」、「壽」也。「福、壽」是寫兩個字，而「祿」則是諧音，用鹿肉來表示，又滋補營養，名稱又好聽，而且是由清朝的「發祥」之地山海關外來的，所以從清初一直到清末，過年時賞大臣鹿肉幾成定例。

「福祿壽」自古就是人們的普遍追求。《尚書·洪範》記載有五福的說法：「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人桓譚在《新論》中也談到「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可見福的內涵非常寬泛，也很早就以各種形式表現於織繡上。

「比如先秦時期，主要是能通靈的瑞獸，像龍鳳。兩漢重諱讖、祥瑞，熱衷升仙，織繡紋飾也多為雲氣動物紋錦，也就是各類神禽異獸在雲氣之中奔騰的仙境景象。雲氣動物之間還大多織有吉語文字，如‘延年益壽大宜子孫’‘安樂如意長壽無極’等等。」徐文躍介紹說，早期的吉祥紋樣，其寓意主要依附於動植物，並沒有針對某個俗語而特別制定的套圖。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明萬曆年間。

萬曆新樣

明代中後期風習漸奢且求新變，宮廷遂有新的裝飾紋樣，即文獻所載之「新樣」。始見於萬曆而延續到天啟、崇禎兩朝，影響且及於有清一代。寓意繁多、制式明確的新樣，可謂是「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源頭。

陳悰曾作《天啟宮詞》：「萬壽宮中盡綵衣，金鎞新樣昔時稀。一雙仙鼠丹砂染，貼著齊天字腳飛。」詩下自注云：「宮中遇萬壽節，卑賤者皆不衣青素。癸亥甲子間，每屆節宮眷宮人競創新式。方勝葫蘆戴之，有寶歷萬年、四海豐登、洪福齊天等名。八寶荔枝、卍字鲇魚是曰寶歷萬年；四隅各填海字，中有兩蜂附燈而飛是曰四海豐登；中填齊天二字，兩傍紅色蝙蝠各一是曰洪福齊天。」可見此時，四字吉語紋樣已經大為盛行，並且圖文結合，漢字搭配諧音，寓意指向精準。

這些紋樣，不僅有了標準的範式，還有對應的節氣規定。此處與陳悰互為佐證的，是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內臣佩服紀略」中的記載：「年節則大吉葫蘆、萬年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兔。頒歷則寶歷萬年，其制則八寶荔枝、卐字鲇魚也。冬至則陽生、綿羊引子、梅花。重陽則菊花。遇萬壽聖節則萬萬壽、洪福齊天之類。……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冊封大典，皆萬萬喜。」

初讀劉若愚這段話，以為他說的是衣服，往下細看不禁一驚：「此所謂鐸針者，單一枚，有錞居官帽中央者是也。」原來這些應時的吉祥花樣，竟只是固定帽子的鐸針而已。如此想來，技法更為多變的服飾織繡之複雜，更不消細說了。

卷中所述「大吉葫蘆」，就是葫蘆景補子，"臘月二十四日祭灶後，宮眷內臣穿葫蘆景補子蟒衣」即是。補子正中織繪一葫蘆形勾線，在此勾線的基礎上描繪其他紋飾，是宮中過年期間的「標準制服」。

清宮壽字

到了清朝，除以十二章和官服補子為代表的象徵權威的紋樣外，還有與宗教相關的八吉祥、暗八仙，取自日常生活的如花草、鳥獸、戲文景觀等等，並且繼承了明朝的「新樣」。以牡丹喻富貴、以蟠桃祝長壽、以梅花表高潔，乃至諧音取字，盛行一時。

提到福字、壽字直接出現在服飾上的風氣，徐文躍介紹：「早期的雲氣動物紋錦雖然帶有福壽寓意的吉語文字，但以文字單獨表示福壽寓意，漢晉時期並未普遍。服飾上直接裝飾漢字，在武則天時期曾流行過一段時間，也沒有流傳開。今天我們看到的福字紋、壽字紋織繡，是明清時期才廣為盛行的。」從清宮舊藏、存世照片和其他實物中，我們也都可以看到：清代帝后無論禮服還是便服，福、壽字樣及其相關圖飾非常普遍。

「福字紋的流行可能要晚於壽字紋。明代中後期就有大量壽字紋，脫離其他文字的組合單獨用於織繡。」同時，壽字紋的字體也表現得更為靈活。到清代，在織繡服飾上的壽字運用比明代更為廣泛，字體也更為多變，長形篆體壽字之外又出現有圓形壽字（團壽）等，成為清代主要的裝飾紋樣之一，傳承直到今日的唐裝。

至於原本是日用俗物，沾了吉祥寓意而大放異彩的，也比比皆是。乾嘉年間學者孟超然在《亦園亭全集·瓜棚避暑錄》中提到「蟲之屬最可厭莫如蝙蝠，而今之織繡圖畫皆用之，以與福同音也。」蝙蝠之醜陋晦暗，竟因「與福同音」而登堂入室，自明至清，風靡朝野。

宮廷中愛好蝙蝠，以慈禧尤甚。《宮女談往錄》中，老宮女榮兒講述宮中丫鬟穿戴，一律以樸素淡雅為佳，唯有一雙五福捧壽的繡鞋是宮女的金字招牌，那是只有「儲秀宮老太后跟前的近人」才有資格在年節和萬壽節期間穿上的—「就憑這雙鞋，走在西二長街的甬路上，連老一點的太監都要躬身行禮。」一個吉祥紋樣，因著權貴而能有如此威信，其實質已無異於宮娥中的官階補子。

織繡日趨繁雜，固然是手工業的進步，但耗費的民力也不容小覷。範濂早在《雲間據目抄》就對萬曆新樣表達了憂慮：「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稱奢淫黠傲之俗，已無還淳挽樸之機。」

如今翻檢宮廷遺物，許多吉祥紋樣早已成為博物館圖冊中的標本，但另一些卻依然在我們的梁間檐下、袖口鞋尖存活著。人類的美好期望並沒有因朝代更迭而變遷多少，而所費不貲的織造卻並不曾幫助任何一個驕奢的王朝躲開傾覆的命運。或者在團團錦簇的五福捧壽中，我們該重溫一下所有五福的含義：壽，富，康寧，考命終，還有獲得它們的前提——攸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