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瘋狂的永郎（中）(圖)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六）華西大學——四川醫學院

1953年秋天，我進入華西大學口腔醫學系。進入學校後，學校就更名為四川醫學院。

川醫的學習環境與唐院有顯著的差別，進校時沒有什麼迎新周，沒有結構性的調干生，同學都是高考生。聽不到聲色俱厲，咄咄逼人，粗暴的苛斥與指責，同學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平等的，沒有那種等級差異的巨大壓力。政治氣候的溫度也要溫和得多，沒有那麼狂熱。夜晚的時間基本上屬自已支配複習功課。生活、學習和心情的狀態較之唐院平靜多了。

在極權專制制度下，任何學科、學術、學說都是政治的附庸，政治的奴僕，都必須服從權力，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四川醫學院也概莫能外。

在教材的內容裡，存在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和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色彩。俄羅斯至高無上，人類歷史的一切文明，一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都是俄羅斯人發明的，即使某些科學成果與俄羅斯完全不沾邊，然而在教科書裡，俄羅斯人也要插上一隻足，什麼某個俄羅斯科學家早就指出云云。真可以說有些不要臉。

巴甫洛夫、米邱林、李森科的學說，君臨一切，壟斷了生物學、醫學的全部真理。神聖不可侵犯，若對之稍有不恭就是政治問題，立場問題。羅蒙洛索夫是一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萬能科學家，任何學科，任何論題都有他的影子。

用政治口號，非理性的態度，粗暴的手段詆毀、批判摩爾根、孟德爾、魏斯曼的學說。批判遺傳學，妄圖取締遺傳學，使遺傳學在教學和科研範疇內消失，用偽科學代替科學。按照政治的利益和權力的需要對科學任意取捨和閹割。

為了權力，為了統治，同樣的規格，同樣的模式，黨支部、團支部、輔導員制度配合政治謊言的宣傳編織成一張思想專制和精神專制的緻密巨大的網，籠罩著所有的人們。這就是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們的命運。

（七）陸冠熊戴在劫難逃

1955年初夏時節，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風暴席捲進了校園。頃刻之間，一切都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濃厚的學術氛圍，校園的幽雅與寧靜被燥狂的政治熱浪所吞沒、掩埋。人與人之間的親善和信任變成了懷疑、冷漠、恐懼和危險，每一個人都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茫茫然不知所措。一次，由我班學生政治輔導員李良信主持的全班同學政治學習討論會，內容是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學習人民日報發表的材料和編者按語後，坐談領悟學習心得。

討論會開始，主持人李良信煞有介事，氣勢洶洶地作了一番動員，他談了十幾分鐘，內容無非是胡風罪大惡極，流毒深廣等等，然後，鼓動大家談學習心得，但是無人發言。同學們不發言這是很正常的，因為胡風原本就不是反革命，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所謂骨幹分子中，很多人彼此從不相識，這在後來中央對胡風的平反文件和諸多材料中已經得到證實。對於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硬要說三道四的莫須有，這是盡人皆知的荒唐。但在那個時代，這種荒唐透頂，荒誕無稽的事情則是鋪天蓋地，可謂司空見慣甚至大家都習以為常。這是一個需要製造反革命和各種打手、幫凶，需要把人性扭曲和黑白顛倒的時代。但是在50年代中期，童真未泯的學生們畢竟還沒有達到肆意說假，朦昧良知的程度，何況胡風是搞文藝創作、文藝理論的，這和醫科大學生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李的動員毫無效果。片刻，李又再次動員，仍無反應，時間幾乎沉默了半個小時，還是冷場。李急了，一再發問，誰先發言，仍然得不到回應，這時李只有運用權力，硬性點名。

誰知不偏不倚，剛好點到一個叫陸興祥的上海男同學發言。李和我們年齡相彷，名為政治輔導員，實則平時連報紙文件都讀不通順，說話稍長，錯別字便接踵而出。此人胸無點墨，既要管轄、命令、指揮我們，又害怕我們瞧不起他，對我們這些大學生好像懷著天生的宿怨。而陸興祥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在上海高中畢業後考入川醫，平時就性格孤傲，有點特立獨行。陸被點名後，感到心理不平衡，無名火起，為何全班三十幾個同學都沒有被點名；偏偏點到我呢？一氣之下，陸就用純粹的上海話談了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我班只有陸一個人是上海人，因此會上沒有一個人能聽懂陸所說的任何一句話，大家有如在聽天書一般，下面還不時傳出竊竊笑聲。這時李極為尷尬，但又十分無奈，只好宣布散會，而將此事作為肅反運動政治學習時發生的一次重大事件向上匯報。

暑期開始，學校宣布不放暑假，全校師生員工集中學習，開展肅反運動。運動紀律森嚴，宣布在運動期間，任何人都不准離開學校，不准與外界通信（當時普通人沒有電話），不準會客，一切活動，如到食堂進餐都必須排隊集體進出，上衛生間必須有三個人以上同行，不准個人有任何單獨活動。一派肅殺、陰森、可怕的景象。除了參加大會以外，各系、各年級的學生中都有各自被審查被批鬥的對象，這些被審、批的對象，都是24小時被當局指派的積極份子全天候、全方位的監視、控制，生活在不是監獄而勝似監獄的完全失去自由的環境裡。平時的同學、同事、老師，這時對他們完全變化出另一副冰冷、僵硬的面孔，除了在會上對他們進行批鬥外，任何人都像在迴避瘟疫一樣地躲避著他們，生怕和他們有什麼接觸而會把瘟疫傳染給自已。口腔醫學系正牙學專家，從美國歸國不久的鄧述高教授就是在此次運動中被審查時服毒身亡的。他是繼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殺身亡的醫學專家白英才教授之後的華西協合大學的又一個被迫害致死的高級知識份子。

秋季開學前夕，學校宣布運動暫時告一段落，準備下學期的開學，此時被審查的人，有的回到原來的班級，有的不知去向，個中緣由，誰也不敢多問。

此時學生所住的宿舍，進行新學期開學前的調整，我們班由學生三宿舍調整到學生六宿舍前樓的二樓。該宿舍全是採光和通氣良好的雙人間，其中只有一個房間是從前用作會客室的大屋現在也安排八個同學住。分房時，班長吳德全宣布我和另一個同班同學鄒慶禮住一間小室。但是，第二天早餐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學生政治輔導員李良信卻突然找我談話，李說：「你不能住小室，你只能住大室。」我說：「昨天已經安排好了，為何今天要變。」李說：「這是組織安排的，你必須服從。」我不服，與之據理力爭。李說：「你要知道理由嗎？好！跟我走！」李把我帶到學院辦公樓的二樓禮堂，在這個偌大的可容300─400人的禮堂裡，只有李和我兩個人，這時李惱羞成怒，殺氣騰騰的說：「我告訴你，現在全國正在緊張地肅反，陸興祥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監控他，現在我把黨的最重要的機密已經告訴你了，我命令你和陸興祥同住一小室，你的任務是監視陸興祥，24小時都要與陸在一起，監視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每天至少要向我匯報一次陸興祥的活動情況，如果出了任何問題，你都要負責。」這一下可把我嚇唬住了，我說：「如果是這樣，我可不願意和陸同住一室，我住大室就是了。」李說：「不行，現在全國正在大規模的肅反，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你已經知道了黨的機密，你必須執行黨給你安排的任務，監視陸興祥，否則將以盜取和泄露肅反機密，違反肅反紀律論處。」當晚，我一宿未眠，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精神恐懼和驚嚇，感到大禍臨頭。可是，第二天情況又變了，早餐後李通知說：「你住大室，這一小室由馬宗琨（另一個同班同學）和陸興祥住，我們另派馬宗琨監控陸興祥。第一，從今天起，你不許離開學校一步。第二，你必須寫出檢討書和詳細的履歷，要從八歲寫起，深刻的檢討你竊取肅反機密的嚴重錯誤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三天內交上來，聽候組織處理。第三，如果泄密，加重處理。」

我夜以繼日寫出厚厚一疊幾千字的檢討書，交給李了。此後，我每天都在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神志恍惚中度日如年，不敢出校門一步，充滿了恐懼和驚慌，不知何日將禍從天降，精神幾乎快要崩潰。同學與我說話，常常是聽而不聞，答非所問，神經受到嚴重創傷和摧殘。比較相好和接近的同學都譏笑我，「熊貓是不是害了相思病，想哪個女同學，想得神經失常，是快想瘋了嗎？」我苦笑無言以對。精神陷於折磨和痛苦的煎熬中。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奇怪，李良信並沒有來找過我，我更不敢去找他，兩個月過去了，我實在承受不住這無形禁錮的折磨和痛苦，在一個星期六的晚間，我壯著膽子和同學好友一起走出校門，次日星期日也出了校，也無異常情況發生，膽子漸漸大了，李良信也不見了。不久我班的政治輔導員換成了另一個叫葉友凱的人，這事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第二年，1956年，學校裡的政治氣氛是最緩和的一年，所謂政治落後的同學都不能稱落後二字，改稱後進。夏天在游泳時，兩個很相好的同班同學劉靖華、鄒慶禮問及此事時，我告以真相，二人十分驚詫。劉是志願軍轉業軍人，更是氣憤難平，大罵李良信違法亂紀，鼓勵我要學武漢紀凱夫向壞人作鬥爭的勇敢精神，控告李良信對我的迫害。

世界上的事情真難預測，這年秋天，李良信從管理控制學生思想的專職政治輔導員突然搖身一變，成了醫療系大學一年級的入學新生了。

1957年春夏之交，共產黨整風運動的初期，學校領導動員全校師生員工大鳴大放期間，我將此事公諸於眾。大字報貼出後，校園震驚，引起了強烈的反應，老師們、同學們對李良信迫害我的這一樁黑色事件，深感不平和痛恨，義憤填膺，強烈譴責李良信無法無天的罪惡行為，對我表示深切的同情。李良信狼狽不堪，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大字報貼出幾天後，我在校園內遇見同住在一幢學生宿舍的醫療系畢業班同學蘆葦。蘆葦是醫療系高年級黨支部書記，皖北合肥市人，49年初參軍的南下幹部，曾經在川東軍區政委謝富治的手下作過文秘工作。此人頗具才華，頭腦機靈，健談，好表現自已的才識，常常在校園內扯一個圈子，周圍聚集一批同學聽他笑談古今：什麼唐太宗對魏徵納諫呀，劉備對諸葛亮禮賢下士，49年底前華西壩的地下工作者謝彤的未婚妻唐賢美在重慶西南公安部被秦大麻子活活搶去，在戰場上共產黨對待俘虜的國軍和共軍的歸俘這二者之間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對國軍的寬厚和對歸俘的殘酷……等等不一而足。因為彼此常見面，比較熟習，這天一見面他劈口就叫：「熊貓，你這個混蛋娃娃，你去貼李良信的大字報，你懂得什麼叫政治嗎？李良信的行為固屬違法亂紀，品質惡劣，是個痞子。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肅反運動。現在的鳴放，全國各地向黨中央飛來雪片般的告急信、電，鄧小平、彭真力主鎮壓，你娃娃馬上就要當反動派了。」蘆葦的話，嚇得我心驚肉跳，毛骨悚然，我深悔忘記了好友柳青濤去年臨別時的忠告，柳是醫學系五官專業56屆畢業生，曾參軍當炮兵後轉業考入川醫，其父柳郁鐘曾是民主建國會重慶西南地區負責人之一，常與上層交往。柳青濤時常給我們談及上層的特權腐敗和種種黑暗內幕，並說共產黨的話信不得，否則要吃虧。柳青濤對現實社會非常悲觀。當時我年青，缺少閱歷，沒有政治頭腦，更無政治經驗，對柳青濤的話當作耳邊風，根本不在意。記得有一次去柳家玩時，柳的父親親口對我說：「柳青濤的思想非常陰暗反動，你不要受他的影響，最好不要和他一起玩。」當時我非常反感，認為這個老頭子討厭，儘是說教，有什麼不可以在一起玩呢？不久反右開始，四川日報赫然大標題：「右派份子柳郁鐘的反黨罪行」。柳青濤從廣西桂林寫信來說：「不聽勸告，如何。」並說他父親是個大傻子。

蘆葦提醒我後，我就三緘其舌，無論是非如何，我一句話都不說了，而此時正是鳴放高潮。

臭名昭著，遺臭萬年的6•8社論發表後毛翻臉不認帳，背信食言，違背國家法律，不顧執政黨的信譽，暴露出其蓄意迫害知識份子的猙獰面目，不顧事實，不講道理，更不容許申辯，帽子、棍子滿天飛，蘆葦的提醒應驗了，柳青濤的告誡成為現實，我這張大字報成了惡毒攻擊肅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些出於道義，同情和聲援我的同學也因此紛紛中箭落馬，和我一樣淪為被侮辱與被迫害的政治賤民，承受著以後22年的苦難歷程和悲慘人生的煉獄。

與夏天的酷暑一樣，運動氣溫節節升高，政治風暴迅即狂飈，揪出的右派份子越來越多，各個角落都有公共射靶的右派份子和自己射靶的右派份子。揭發批判右派份子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右派份子的罪名和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應有盡有，看大字報目不暇接，右派份子的面目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令人愣然驚詫，啼笑皆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禍從天降，千古奇冤。

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尚能回憶的一些右派份子的罪行如下：

⑴劉靖華：志願軍專業軍人，文字功底好，而且毛筆字又寫得好，我揭發李良信的大字報是他抄寫貼出的。

⑵張忠弟、黃憲弘：同宿舍的同學，幫助我一道去貼大字報，黃並沒有看完大字報，僅看了一半，感到李良信太壞，必須揭發。

特別不幸的是張忠弟被劃右派份子以後，於60年代在貴州省遵義市丟下妻兒，自殺身亡。

⑶何基培：張忠弟的同班同學，我們在貼大字報時遇見他，張忠弟叫他：「餵！何基培，來！幫我們提一下漿糊桶！」何一無所知。

⑷杜河清：學生廣播站站長，醫療系四年級學生，我在樹德中學高中時的同班同學，普通話說得好，一日，我在校園內遇見他，杜說：「李良信應該揭發，我幫你廣播。」僅此而已。

⑸胡森：我班同學，愛跳交際舞，在6月8日前的一個星期六下午，胡森正準備外出，經過宿舍樓道時，一間屋門大開，屋內有我班同學詹重萬、郭啟雲、毛祥彥等幾個共青團員正在合寫一張大字報，已完稿，正待抄寫，大字報的內容是：「看我們班的三個黨員——郝衛貞、何國華、許德英」。胡森經過門前時，室內的人高呼：「胡森！來！來！來！你的字寫得好，幫我們謄寫大字報。」胡森不願，說忙著上街，詹重萬走出屋門，把胡森硬拉進屋，胡森說：「快點！快點！」詹重萬手拿底稿，念一句，胡森寫一句。後來反右時，詹重萬等痛訴：「右派份子胡森矇蔽和利用了我們！」

⑹醫療系畢業班學生羅建國說：「實習醫生在醫院值夜班時，夜班加班伙食的蛋白質的含量太低。」全班批鬥會場的橫幅通欄標語是：「右派份子污蔑社會主義缺少蛋白質！」

⑺醫療系一年級學生李思禮最初的案由是有人貼李的大字報，說李在舞會上，跳交際舞時把女生抱得太緊。李咬牙切齒的罵：「哪個狗日的說老子把女生抱緊了！」事情愈鬧愈大，正值反右高潮，說右派份子李思禮敵視反右群眾運動。並被栽贓若干莫須有的罪狀。

⑻醫療系二年級學生胡黎安的日記本被人偷走，罪名是：「看！右派份子的反動日記！」

⑼口腔系三年級女生黃心華原是西南軍區排球隊隊員，轉業軍人，人長得漂亮，阿娜多姿，在學生飯廳進餐時與我同桌，劉靖華常端著飯碗來我桌，時與黃搭腔，反右時，硬說黃、劉二人在搭話中曾說過同意葛佩琦的論點而被打成右派。

⑽藥學系畢業班學生王大軍。57年夏季，該班因在重慶製藥廠實習，沒有參加學校的鳴放，實習結束返校時，學校已經過反右高潮的第一波，校方要該班全體學生補鳴放課，同學們在座談會上無不戰戰兢兢，唯恐說錯了話，王大軍是團支書作會議記錄，後在記錄中查不出右派言論，就說王大軍有意抹去記錄裡的右派罪行，包庇右派，是個十足的右派。

⑾附屬醫院放射科醫師羅世鈞等，辦個大字報刊物，取名叫《看得穿》，揭露附屬醫院領導的官僚主義，中陽謀陰招。

⑿附屬醫院財會室主任王俊傑在鳴放中更出新招，張榜公布醫院的領導幹部和醫、護、職工生活補助金花名冊及補助金額，並在榜文後附一對聯，上聯：「肥處添膘，瘦處刮油。」下聯：「錦上添花，針上削鐵。」橫批：「脹死、餓死。」大字報貼出後轟動醫院，這還了得，惡毒攻擊黨的領導。

⒀前文所言，在反右前曾提醒過我的醫療系畢業班學生蘆葦，因與學校黨委宣傳部長章添鬧矛盾而招厄運。

另外運動中還有幾件值得一提的花絮：

⑴公共衛生系有一個調干專修科，該科有一個以共產黨員張益恭為首的幾個調干學生，私自查閱繫上一些女生的檔案，然後照著檔案資料和像片，按圖索驥，挑選各自中意的對象。此事曝光後，引起軒然大波，必然有為此事買單的倒霉鬼。

⑵最卑鄙無恥和歹毒的是口腔系三年級學生共產黨員楊立達，此人經常趁同學不在場時，像小偷或者小特務一樣對別人的書桌、抽屜、衣物等，翻箱倒櫃，搜尋別人的日記、信件、字據等，然後上綱上線，栽贓陷害，企圖據此置人於死地。然而天綱恢恢，惡有惡報，楊立達在1958年因張貼反革命標語被公安機關逮捕獲刑20年，押赴四川省石棉礦勞改。

⑶作為反右運動的副產品，採取一鍋端的辦法，處理了一些平時不易界定的是是非非的人物：

其一，1956年秋季學校辦有一個檢驗專修科班，重慶某衛生單位有一年青女化驗員，此女頗有姿色，體態風流，穿著打扮非常時尚，髮型為一條又粗又長的獨辮子垂於後背。該單位有一位老幹部領導，對其猛攻不遂。其時，此女要求來川醫讀書，老幹部領導開出的條件是，如果嫁給我，我就放行。相持談判結果，老者讓了一步，要求只需和他扯一張結婚證有法律認可即行。扯證後，那女子尚未過夜就立即來蓉。進校後，該女與一個醫療系四年級的男生洪順康在舞場中相識，洪聰明伶俐，風流倜儻，兩人一見鍾情，如膠似漆，相見恨晚。女子寫信給單位堅決要與那個沒有文化並且年齡差距甚大的大老粗離婚，並以死相脅，賭咒發誓決不與老幹部有任何往來。寒假時，老幹部來蓉相尋，女堅決不見，為躲避老幹部，臘月三十除夕之夜，女與洪雙雙隱藏於華西後壩竹林中，在冰天雪地裡冷凍了一個整夜，女凍得渾身顫慄，洪將身上所穿棉厚衣物，全部脫下，覆於此女身上，方挨到天明。女揚言，若再逼，一定自殺。老幹部十分無奈，只好返渝。想到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裝在蒸籠裡面快進口的鴨子飛了！實在想不通，回重慶後不久就自殺了。這件事流傳了一段時間也就過去了。

反右運動期間，此事舊話從提，定性洪與此女是亂搞男女關係致死革命幹部的壞分子，雙雙逮捕勞動教養。逮捕洪順康的當日，其在附屬醫院任外科醫師的哥哥洪元康立即刷出大字報：「堅決擁護政府對壞分子洪順康依法嚴懲！」

這是一樁在專制制度下發生的，一對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橫遭迫害的慘烈悲劇。

其二，醫療系三年級有兩個女生，一名馬扶媛，一名呂月嬋，此二女皆具姿色，風流阿娜，對其獻慇勤，寫追求信的男生如過江之鯽。反右期間，揭此二人的大字報滿天飛，儘是些風流韻事，男女話題，結果，馬扶媛被開除學藉，呂月嬋僥倖過關。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整人，則今天中央電視臺六頻道、八頻道的帥哥、靚女，無論衣著服飾，化妝美容，髮型首飾，男女糾纏，個個都是資產階級壞分子。

其三，我班同學鄒慶禮，57年春夏，在重慶口腔醫院實習，沒有參加過學校的整風、鳴放、反右運動。實習結束，返校參加分配工作。只因為與他接觸密切的好友，同班同學王元治、邱光勛是肅反運動的審查對象，王甚至被隔離審查了一年，雖然沒有結果，但是被審查本身就是一個永遠洗刷不清的污點。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同鄉羅建國（醫療系畢業班右派學生）、同班的好友熊習禮、劉靖華又都是右派，因之鄒慶禮也必須要戴一頂帽子才平衡。但是又確實找不到把鄒劃成右派的理由。口腔系一個專職管理學生的政工幹部蔡紹敏，此人心理陰暗，殘忍歹毒，蒐集鄒平時的生活不檢點之處以及一些孩子氣的調皮行為，無限上綱，生拉活扯地把鄒定為內心反動的壞分子。蔡將鄒的材料上報學校後，學校認為太離譜，予以否定。當鄒工作分配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時，蔡又在給鄒慶禮寄人事檔案時做手腳，此事經臨夏、蘭州、學校，三處多次公文輾轉往返，才得到澄清事實。

（八）瘋狂的永郎

暑期結束，這屆畢業生的分配方案完全不同於往屆。黨團員、積極份子留校培養或分大城市、大醫院，落後分子則發往西北地區或經濟文化落後的荒涼之處。全校醫療、口腔、衛生、藥學四個系裡共有右派份子30多名，當然所分配的地方和單位的條件就更差了。無一例外的，每一個右派份子在接受分配時均給予考察1—2年的懲罰，到所分配的單位接受監督改造。我和另外兩名畢業生劉靖華、蘆葦則受到留校考察兩年，監督改造的處罰。考察期內沒有工資，只有生活費，標準是畢業生試用期工資的55%，實發為26.5元。

最初，我們三人被派往學校伙食團參加炊事班的勞動。不久又被派到附屬醫院洗漿房作洗漿工作。當時附屬醫院大約有二到三千張病床，洗漿房有四、五十個洗漿工人，要洗所有病床的床上布品，手術室、化驗室、治療室以及所有各種工作科室的包、單、布、片等等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工作服。當時沒有洗衣機，更沒有其它任何洗、烘設備，全部使用手工洗、刷、清、晒、晾等原始勞動操作，工作十分勞累。但是，無論在炊事班或是在洗漿房裡勞動，工人們對我們三個人都很和善，毫不歧視。大家都圍著幾個7×4平方米的水池作業，每一個人的面前各有一個搓板、棕刷、肥皂。勞動時，我們三個都不說話，埋頭幹活，工人們則不斷嘻嘻哈哈，笑談風生，打鬧不停，特別是男女之間，更是十分打趣，內容95%以上全是男女性事，彼此哈哈大笑，氣氛非常活躍。從不涉及到什麼政治話題，什麼派不派，主義不主義。我想這就是工人們用以調節情緒，緩解疲勞，自娛自樂，活躍身心的一種最好的健康的生活勞動方式。此處也可以看到毛的所謂工人運動，完全是幌子，是騙術，實際上是運動工人，操縱工人，煽動工人，煽動仇恨，為政客、野心家、陰謀家、權術家服務。每天我們在上下工的路途中都要遇見許多熟識的老師、同學，他們看見我們這三個穿著勞動者的打滿補丁，退了色的舊衣服的被羞辱和被懲罰者時，我們是厚著臉皮，硬著頭皮，聽天由命，他們則有說不出的感受：「看！這就是膽敢獨立思考，敢提意見，挑戰和反對權勢的活標本。」毛以此儆戒眾人。

1958年新年伊始，成都市就掀起機關幹部下放農村勞動的熱潮，二月初，學校，包括附屬醫院在內組織了一百到兩百名教、職員工包括臨床醫生在內的隊伍，下放到西昌專區西昌以南60公里安寧河畔的德昌縣的農村插隊落戶，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農業勞動。行前，學校開大會敲鑼打鼓披紅挂彩地歡送。月底，學校公告對右派份子的處理結論，當時全校大約劃了180名左右的右派份子（註：在58年的年中又追加了若干名額），其中有40多人被下放農村接受監督勞動。下到農村監督勞動的右派份子以學生為多。再則，下去的教、職、工、醫生都很年青，只有外文教研組的講師吳福臨45歲，是年齡最大的一人，其他都是二十幾，三十幾歲。我們三個已經處理過的右派也隨同這批右派於三月初旬不聲不響靜悄悄地下到德昌。

此時，大躍進已開始，我們這批右派份子到達德昌後，上面改變了原訂插隊落戶的計畫，集體投入到興修德昌縣鳳凰堰水利工程小高（鄉）段的勞動作業。每週勞動六天，休息一天做個人衛生。每天上午八點開工，下午五點收工，沿著山坡，挖溝修渠，晚飯後浸泡在安寧河裡浣洗沐浴，黃昏時，或於河邊或於半山坐在草坪上觀景閑談，彼此安寧和諧，是當時混沌乾坤中的一小塊世外天地。學校派有兩名黨員幹部負責管理和監督這批右派份子，一人是附屬醫院總務科長羅友壁，另一人是校人事科幹部彭漢隆，這兩人都正直善良，對右派份子心懷同情，從不歧視苛求，一再強調勞動應量力而為，對年齡大的吳福臨和幾個女職工更是關心照顧，凸顯了人性的道德和良知，使這批右派份子少吃了許多苦頭。

經過三個月的勞動，到六月份，該段工程完畢。（註：鳳凰堰修好後，問題層出不窮，從未投入使用就廢棄，這就是毛的大躍進時期勞民傷財的豆腐渣工程。）右派份子分為兩部分，一部由彭漢隆帶隊赴德昌縣的洛躍紙廠，一部由羅友壁帶隊赴德昌縣的永郎銅礦。去永郎的都是男性，我們三個畢業生分到去永郎的一隊。

銅礦的礦部設在安寧河畔永郎鄉場頭，公路旁的一個廟子裡，書記郭福長是個連排級的低級轉業軍官，官僚味十足。礦區距離礦部約6—7公里，一路爬坡上山，管理礦區的人叫王全，是當兵轉業的，北方人，少文化，粗野，智力低。因為大躍進時組織軍事化，礦區是營的編製，所以稱王全稱王營長。礦區裡有若干個大大小小的以樹幹、樹條和麥桿，麥草搭建的工棚。住有六、七十個不久前從四川省自貢市鹽業工廠裡派來此地開礦的青、壯年男性工人。

羅友壁科長經常要往返於成都校部和西昌，來礦區的時候不多，羅向郭福長、王全交待的是，對待我們的政策主要是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而且我們的政治身份不對外宣布以利改造。勞動則以力所能及，不過分強調為主。郭、王最多是初小文化程度，報紙都念不清，別字連篇，對我們作思想教育完全是空話一句。這也是毛澤東對知識份子實行的所謂「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思想改造」的要旨。在暴力的脅迫下，用文盲或半文盲來摧毀知識份子人格的尊嚴，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上山後第一件事就是郭書記宣布：「現在礦部要整風，發動全體工人大鳴大放，對領導提意見，幫助領導整風，什麼問題都可以說，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如果說錯了，沒有關係，領導絕不報復。」可憐這些老實無知的工人，多數是文盲，個別讀過小學，怎樣鳴放呢？編成若干小組，每組12—15人，另派兩名右派份子作會議記錄，並幫助工人代寫大字報。

這些自貢市的工人，大多數是第一次離鄉背境，來到一個陌生生的，毫無積累，需要白手起家的山區，食、宿、生活，諸多不便，加之郭、王的無能，安排不當和官僚作風，自然有許多不滿和牢騷。雖然在發言和大字報中，連一句涉及到政治問題的議論的影子都找不到。但是，對領導不滿，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工人不劃右派，就揪出一個姓顏的，一個姓蘇的兩名反社會主義分子，對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這兩個階級敵人，工資減半，除了參加規定的勞動定額外，其他很多粗活、髒活、累活，如打掃公共衛生，倒工棚的馬桶等等，都由他二人全包。王營長還要隨時厲聲訓斥、責罵，試看哪個工人今後還敢不服從領導，對領導提嘮什子意見。

我特別記得的一件事是6月30日晚，天氣晴朗，皓月當空，山間氣溫涼爽宜人，這些右派份子書生氣十足，三三兩兩在壩子裡和附近山腰間賞月。年青人不自覺的感情抒發，此起彼落地唱起了兩年前1956年12月9日的晚上，成都市各高校在川醫第二廣場聯合舉辦紀念12•9運動20週年文藝歌詠晚會上演奏的歌曲，其中多數是三十年代和抗日戰爭時期的歌曲再加上《小路》、《喀秋沙》、《三套車》、《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蘇聯歌曲。王全聽不懂，工人們更不知是何物。王全向郭福長匯報說：6月30日夜晚，右派份子向共產黨示威。郭也拿不定主意，畢竟是省上川醫來的人，而且人數眾多，不敢貿然採取行動。郭立即與羅科長溝通，羅問明情況後與之解釋說：「他們唱的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進步的革命歌曲和蘇聯老大哥的革命歌曲，不是反黨的，是熱愛黨的。」這才是黑夜行船過暗礁，有驚無險。永郎銅礦原是前清當地士紳開採後遺棄在山上的一些廢井，大躍進時毫無任何科學根據，主觀臆斷地說這裡有銅，立項為西昌地區德昌縣縣級重點企業上馬。礦區左邊一座山叫彭家山，右邊一座山叫烏龜山，這兩座山上各有若干口廢井，為了表現大躍進的英雄氣概，此兩座山分別改名為紅旗山與躍進山。當第一次開井時，還特地找了一個曾經當過礦工的當地老農民周國統去看風水，周煞有介事地弄了些香蠟紙錢在洞口大肆祭拜山神土地，然後才開始打井放炮。

後來，郭福長書記對周國統看不順眼了，毫無事由，非常輕鬆地說：「把周國統送去勞教吧！」此是後話。

六月份我們上山時，全礦人員連同右派份子在內總人數僅一百多人，當時提出來的任務是1958年全礦生產銅50噸。可是，隨著大躍進政治氣溫的狂飆，陸續從四川省內江專區引入大量農民工，五個月後到十一月時，全礦人員已達3000多人。一大批成都市的各省級機關的下放幹部調到銅礦充實各級領導管理層。同時上級又派了一位姓苗的營級轉業軍官擔任礦長。苗礦長腰間還掛著手槍，同郭書記一道去各處巡察。苗含蓄，不多言，工作踏實，與右派份子從來沒有過正面接觸。此時，除永郎礦區外，又在20多公里外深入山區的興隆鄉開闢規模更大的第二礦區，遍地開花似的挖洞、開井。並積極準備在南面鄰縣會理縣的甸沙關開闢第三礦區，同時，還向縱深的各處山區探測新的礦點。生產任務的指標已從原訂的50噸躍進為1958年產銅1800噸。

銅礦的組織機構是軍事化編製，以郭福長為代表的領導層主觀、臆斷，毫無科學知識，狂想、妄想、夢囈，管理工作一片混亂，官僚主義瞎指揮，生產層監工、工頭，處處都是營長、連長、排長、教導員、指導員滿天飛，一些工頭純屬遊民、惡棍，流氓痞子氣息嚴重，胡作非為，任意打、罵工人，屢見不鮮。一天傍晚，我伐木砍樹歸來，路過烈火熊熊燃燒的燒木炭爐群，看見一個工頭正在對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工人拳打腳踢，被打者半躺在地上，不停哀求：「李排長！饒了我吧！」李排長一邊用足踢，一邊罵：「你這個狗日的，共產黨把你餵飽了，把你的狗腸子脹伸了！」此情此境，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的境遇。這同巴西電視片《女奴》的畫面，奴隸主的狗腿子，打手弗朗西斯科毒打奴隸的區別在哪裡？

礦區生產的各種作業，全部是原始方式，原始工具，依靠的是人海戰術，軍事命令，硬拚蠻幹。開井用的是鋼釺、鐵錘、砍樹伐木打箱，再加雷管、炸藥。每天晚間，都要召開礦區大會，領導講大好形勢，鼓幹勁，放衛星，各井洞作業組長匯報當日開採數量，礦石多少擔！荒（岩石）多少擔！所報數額，既無記錄，又無核實（也無法核實），僅憑口說，信口開河，競相攀比，爭放衛星，愈放愈高，全是謊報，互相欺騙，上下欺騙。

幾個伐木連，在各個山裡，向原始林區，地毯式地砍伐樹木，一匹山一匹山地全都剃光了頭的縱深進軍。砍下的樹，剔枝、剝皮，只要樹幹，許多百年、千年的古樹，有的樹幹直徑已達一米多的參天大樹，在嘩啦啦聲中轟隆倒下，然後鋸成一米五左右的長度，由高處向低處，滾放而下，在平地則用人力以古代轎夫（四人轎夫、八人轎子）喊著號子的方式扛抬：「天上明晃晃！地下水淌淌！月兒彎！跟到園！」直達礦區附近的爐群，劈成柴塊，投入烈焰飛騰的爐內燒成炭塊，用來煉銅。

各個礦區，既無公路，更沒有運輸工具，儘是羊腸小道，山上人員吃的、用的，主副食品，大米、肉類、菜蔬，日常用品，各種生產物資，全部用人力，背兜、扁擔，肩挑背扛，幾百人的幾個運輸連晝夜不停地運送物資。燒炭、煉銅，更是用磚塊、泥土砌的土高爐，木風箱等原始工具，原始操作。

超英趕美的口號也要大躍進，郭書記從西昌市開群英會返礦時作大報告提出，爭取15年超過英國，50年趕上美國。不久，躍進為10年超英，15年趕美。又再次躍進為7年超英，10年趕美。還嫌慢！又變為3年超英，5年趕美。最後乾脆定為今年超英，明年趕美。

山上烈火熊熊！山下戰鼓咚咚！永郎農村也毫不示弱。公社門前大擺擂臺，生產大隊各路英雄，登臺亮相。一個比一個更高產，衛星一個大於一個。永郎場街上掛著橫街大幅「苦戰三年，誓把永郎變樂園！」「超英趕美，要與天公誓比高！」公路旁不遠處有一個很大的約4×6平方米的蓄糞池，池的上面蓋有茅草頂。現在池旁柱子上掛著木牌：「永春大隊第一化肥廠」！永郎鄉場的另一方向遠側有一個荒蕪的壩子，裡面放有兩部破舊的架架車，壩子前面也立有木牌：「東風大隊第二停車場」！兩個老頭，破衣爛褲，坐在門前編篾器，屋柱前面掛著「幸福大隊輕工業公司」的招牌。

公社書記上山交流農業大躍進的經驗。這位書記除了口沫橫飛，喋喋不休的如何，如何的夢囈外，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宣稱「明年德昌要建大飛機場，永郎要建小飛機場，農民都要坐飛機啦！」郭福長在旁春風得意，神采飛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立刻就要跨進幸福的天堂了。

年底西昌師範學校部分學生約一百多人，響應偉人的號召「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註：前一句話是要培植忠實的奴才，這是方針的主旨。後一句話是摧毀文化、科學知識，製造缺乏思維，頭腦簡單，粗、蠻的奴隸。造出大宗產品，這是方針的第二要義），前來礦區參加生產勞動，這些學生主要是擔任運輸任務，把「礦石」從礦井背到礦區土高爐旁。一時間，滿山遍野，紅旗飄蕩，歌聲嘹亮，好一派熱鬧景象！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國主義挾著尾巴逃走了！戰！戰！戰！為鋼鐵而戰！戰！戰！戰！為鋼鐵而戰！……超英趕美用不了15年！嘿！用不了15年！」

這就是大躍進時永郎銅礦的顛峰時期。

1958年九、十月之際，四川省瀘洲衛生學校給銅礦分配來兩名應屆中專畢業的女學生。

一個名叫席錦華，20歲，曾參過軍，轉業再讀衛校，來礦後被任命為醫務室主任和礦團委書記。另一名叫桂先群，是一個純情、善良、可愛的女孩子。三千多人上山採礦、伐木、冶煉、運輸，全是原始方式的重體力勞動，既無安全知識，又缺安全設施。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幾乎每一天都有工傷事故。再加以氣候漸冷以及不良衛生條件引起的各種疾病，兩個中專畢業的小女學生無論如何也應付不了。因之，右派份子中的各科臨床醫師，包括我們三個應屆畢業生，全部用上，組建和充實礦部、各礦區、礦點的醫務室。席錦華主任為人和藹、沉穩、平易近人，對我們非常尊重。會診時虛心聽取各科臨床醫師對病情的分析、講解、診斷和處理。她們兩人確實有幸，剛出學校能有機會得到良師的指導走出臨床實踐的第一步。由於醫療設施的限制，這些右派醫生隨時都要轉送重傷、重病員到西昌、德昌的專、縣醫院治療並採購各種醫藥物資。

西昌地區是四川省礦產品的重點地帶。從中央到地方，各種級別，各種規模的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非金屬的礦山參差林立。永郎向南的鄰縣會理縣的渡口的西昌鋼鐵公司就是規模最大的中央級礦山企業。該公司的運輸部門就擁有數千輛運輸大貨車，以及為數眾多的其他各型車輛，每天來往於渡口及全國各地。銅礦礦部門前公路上的車輛晝夜絡繹不絕。那時大刮共產風，各項經濟活動都不計成本。我們只要站在公路邊一招手，來往車輛會自動停車，不付一分錢就可搭乘去德昌、西昌。有一次，我們乘上一輛西昌鋼鐵公司的美式中吉普，裡面坐有三、四位工程師，都是北方人，彼此談論時，大罵西昌鋼鐵公司瞎搞、胡來、荒唐，說一噸鋼都沒有煉出來，上月拉1000噸礦石到上海上鋼去煉，上鋼回答說，礦石內含有幾種叫釩、鈦的元素，目前的技術還無法分離這些元素。後來西昌鋼鐵公司下馬，渡口改制建攀枝花市，又新建攀鋼。西昌醫藥公司銷售部大廳裡就挂有各級廠礦藥品供應情況反映欄。

大躍進時，各處礦山都需要炸藥。炸藥供不應求，貨源非常緊張。礦區缺炸藥，郭福長心急火燎，一籌莫展。醫療系三年級右派學生肖育仁，用硫酸鉀、硫磺、黃磷、赤磷等原料配製炸藥成功，而且威力很大。郭福長大喜過望，立即選派十多名年青工人，肖又指定王誠等四個右派學生作他的助手，在礦部到礦區的途中山腰隱蔽處成立炸藥組，專事生產炸藥。秋天，郭福長和其他礦領導帶領肖育仁到西昌市參加1958年西昌地區群英大會。肖育仁製造炸藥成功的事績被大會和西昌報譽為大躍進中的花朵。只是肖育仁由於右派身份的關係，本人不能出席大會，名字不能見報。而由其他人代作報告，肖本人住在招待所內，聽取他人傳達大會情況和接待各礦山前來取經的人員。

以後，炸藥組發生了兩件事。一是礦部醫務室主任席錦華常到其近鄰炸藥組作巡迴醫療，關心炸藥組工作人員的身體健康。席與肖頻頻接觸，不久二人雙雙墜入愛河，孳生出火熱的戀情。

另一件事是右派學生王誠在工作時不慎，將炸藥引爆，王的右手從肘關節處的前臂被炸飛，王成為獨臂傷殘者，這是一樁真實的血的悲慘災難。

礦部要開闢新的礦區和擴建新的井點。第一步，必須要作井點勘測和道路勘測，找不到勘測設計人員。工人們都是沒有文化的農民，哪堪此任。藥學系三年級右派學生饒弘武，入學前曾參軍當過坦克兵，會駕駛坦克，會測繪。郭福長書記就任命饒拉起一個勘測隊。饒帶領林永祥、陳加猷和另一個右派學生。四個人扛上測量架，提起測繪儀和測繪板。各自帶著簡單的行李，進入各處深山老林，不受拘束，自由地開展測繪工作。郭及礦區管理層幹部既不懂業務，也無暇顧及彼等。饒則定期或不定期交回一些測繪圖紙。

胡黎安事件：胡是醫療系二年級右派學生。做礦井採礦作業。在施行岩層爆破時，因炸藥受潮，雷管引不爆炸藥。胡無奈，將炸藥放在井外錘煉鋼纖的茅草棚子裡的爐火旁烘乾。炸藥因溫度升高，突然爆炸。將茅草棚子的棚頂炸飛，胡也受了輕傷。此時恰是永郎銅礦的鼎盛顛峰時期，羅科長又在成都，郭福長為了顯示權力樹立威風，將胡黎安事件定性為右派份子破壞礦井案。開礦區大會，公安局當場將胡逮捕送勞動教養。

胡黎安案件的宣判，逐漸地暴露了大家的政治面目，幹部們，尤其是下放幹部，怕被沾染，被連累，逐漸對我們另眼相看，與我們劃清界限，日子一天一天地不好過了。在這個殘酷的被侮辱與被迫害的環境裡，右派份子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地折磨和摧殘，更重要的是看不到苦難的盡頭。悲慘的現實生活使大家對反右運動的認識不斷提高，為了求得生存和保護自身的安全。部分右派份子逐漸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思想的共契與同盟。這個同盟沒有任何語言表達，只有神往的意會和心靈的溝通。同盟的核心是幾個瞭解共產黨政治遊戲規則，有鬥爭經驗，富於良知和道德的右派份子裡的轉業軍人和共產黨員。這些人在被劃右前都曾經接觸或參與毛統治的邊沿或外層圈的運作，知道它的殘忍和險惡。這個基於有共同認識的精神核心一旦產生，它的吸附力就愈來愈大，「右友」們之間就呈現出互相照顧、彼此遮掩、互助、互愛的局面。有情況互相傳遞信息，分析、預測動向。開會時，迴避敏感話題和政治話題，只談生活作風，日常瑣屑。如果有礦幹部在場主持會議，則對其大肆吹噓，歌功頌德。「右友」中如果發生問題，則只談認識，思想批判，不接觸實際，話題越扯越遠，空話、套話、行話、廢話，連篇累牘，千篇一律，毫無新意，東拉西扯磨時間。並且在長時間的實踐中提練出一套完整地，成熟地對付思想控制和思想匯報的書寫程序、規範化模式的空話套話。漸漸，「右友」之間，愈來愈團結，互相都感受到集體的溫暖，精神壓力有所緩解，日子過得也要容易些了。

這期間，右派中先後出現了兩根芒刺，醫療系三年級右派學生孫天健，好表現，經常抬高自已，打擊別人，對人拈過拿錯，打別人的小報告，不顧他人死活，總想把別人踩在足下，解脫自已。弄得大家很不安寧，時時都要對他加以提防。

有一天，修路時，一根很粗的籐，絆在兩個大石頭之間，絆得很緊，怎麼也移不動。十字撬、斧子，都弄不斷籐。此時，有人拿了一把鐮刀，把籐割斷，石頭就搬動了。孫十分感概地說了一句話：「斧頭在鐮刀的面前顯得如此軟弱無力！」下工後，有人立即向礦區匯報：「說斧頭代表工人階級，鐮刀代表農民。孫污蔑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共產黨不如農民，共產黨領導不了農民。破壞工農聯盟，反對黨的領導。」

晚間，召開有礦區領導參加的批判會。「右友」們爭先恐後湧躍發言，批判的調門越批越高，捕風捉影，無限上綱。一連開了幾天的批判會，批得孫終日徨徨，提心吊膽，不知所措，才知道眾怒難犯。從此，老老實實默默做人，彼此相安無事，大家也就不再為難他，寬恕他了。

入冬，學校又新發配一個藥學系58級應屆畢業生，右派份子鄧榮貴來此。鄧初來乍到即犯孫的毛病。「右友」們一再暗示，勸他要平和，要實事求是，要友善，爭取每一個人都改造好，共同返回學校。鄧聽不進，一意孤行，認為眾人都軟弱可欺。趾高氣揚，重蹈孫的覆轍。有一天，鄧與一位「右友」在談話間，無意說了一句話：「我想以後到海關去工作！」這位「右友」立即把這句話向王全營長匯報。說鄧榮貴想到海關去，想偷越國境，背叛祖國，投靠美帝國主義和臺灣蔣介石匪幫。大老粗王全聽到此話，「鄧要偷越國境，投敵叛國！」這還了得！將此列為重大事件。晚間立即召開全體右派份子對鄧的批鬥大會。與會人員，個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對鄧的叛國意圖，個個義憤填膺，予以痛斥。王全這個大老粗，連海關這個名詞都弄不清楚。一口一個山大王的口語「山閘」！「山閘」！這是一出十足荒唐的，令人捧腹大笑的鬧劇，笑劇。一連鬥了幾天，硬是說鄧要叛國，王痊癒斗愈氣，真以為在他的管轄下要出叛國大案。鄧怕王全抓他，找了一個機會溜下山去，搭車逃回成都。

鄧榮貴走後，右派內部就沒有出現過動盪和衝突了。

1959年2月，春節後，下到德昌接受監督勞動的右派份子中的第一批人員返回成都，回到學校。走了大約40%的人員，多數是業務骨幹。

大躍進的敗像日益顯露，1958年的生產任務打了一個「白光」「0」蛋！一斤銅也沒有煉出來。1959年的前景更加暗淡。各個礦區開採出的「礦石」都是不含銅的岩石或少量含銅品位很低，毫無冶煉價值劣等礦。土高爐煉出的是灰黑色、灰褐色一點用途也沒有的死疙瘩。礦源無著，下放幹部陸續返回城裡，剩下還沒有走的一個個心慌意亂，天天想家。各地調來的農民工一批批地發還原籍。生活物資匱乏，副食品、菜蔬供應日益緊張短缺，完全見不到肉類、油葷了。我們住在礦部近鄰一個貧農羅大娘的家裡。有一天晚間，羅大娘煮了一鍋清水厚皮菜請我們吃。席間，羅大娘大罵羅大爺：「你將就點！（註：忍著點）你以為現在還是解放前你在地主家裡打工，天天有酒，有肉給你吃，你不要想，少做點過場，給我吃，不然餓死你！」永郎鄉供銷社裡賣的餅乾已經變成草綠色，表面不僅有厚厚的霉爛而且還粘有比油菜粒還小的蟲絲絲、蟲吊吊。各個礦區人員大減，一片蕭條敗落景象。苗礦長也調走了。後來又調來一位據說是級別更高的成都市的下放幹部包書記，擔任銅礦的第一把手。包書記來礦後，連礦區都沒有到過，僅在山下礦部住了短時間又調走了。

礦部還發生過一樁桃色事件。58年秋冬之交，此時是銅礦的極盛時期。一天凌晨拂曉前，郭福長書記（有妻室兒女的有婦之夫）去敲醫務室主任席錦華的臥室房門，喊：「席主任！有病人請你看病！」席披衣下床，剛開門，郭即奪門而入，反手關閉房門。強擁席錦華，將席板倒在床上欲行非禮。席狂呼救命，猛擊牆壁。住在近鄰的苗礦長，聽到席的呼聲後，立即起床，提著手槍，奔赴席的臥室，猛擊房門。同時大叫：「老郭！開門！你不開門，我就開槍了。」郭只好開門，苗衝進房後，大罵老郭：「混蛋！你要幹嗎？滾！滾！」郭狼狽而逃。席向苗哭訴：「若非苗礦長即時趕到，否則，將遭受郭的強暴。」那時正值躍進高潮，對領導幹部這種不光彩的醜聞，也就不了了之。

1959年夏天，席已調走。郭知道肖、席之戀後，昔日悶了一肚子的火氣，想在肖育仁身上發泄。組織批鬥肖育仁的會議，說右派份子肖育仁亂搞男女關係，作風敗壞。除了郭的兩三個狗腿子干吼幾聲外，「右友」無一人發言。肖育仁態度強硬，毫不示弱。會後，肖育仁衝進郭的辦公室，對郭直斥：「郭書記，今天我給你留了面子，你膽敢再無禮，我和席主任立刻到縣委組織部和法院告你！苗礦長作證。」郭嚇得臉色蒼白，顫抖地說：「沒！沒！沒有就算了。」次日，郭囑咐辦公室主任徐加興處理此事，他自已則跑到礦區蹲點去了。徐加興當晚宣布肖育仁的問題屬個人生活問題，不予追究。此事劃上句號。

七月底，銅礦弄來一座電爐煉銅。煉出粗銅80多斤。一年零三個月，永郎銅礦耗費國家現金金額850多萬元，煉出80多斤粗銅，粗銅的價格遠遠超過當時的黃金價格。破壞了大片無法估計，無法彌補的森林資源和地質資源。濫用和浪費了農業急需的大量的農村勞動力。

八月，四川醫學院下放到德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份子，除少數業務人員留在德昌有關部門工作外，全部返回成都。

同月，永郎銅礦宣布「下馬！」倒閉。

1958年毛澤東意氣風發發動的大躍進和幹部下放運動壽終正寢，成為灰溜溜的留待後人評說的一幕荒誕無稽的歷史鬧劇。

1959年9月初，右派份子們從德昌返校時，國內的政治氣溫又趨炎熱。全校正在緊張地學習八屆八中全會公報和開展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運動。右派更甚於右傾，此時舉國上下都只會更加繃緊階級鬥爭的弦，才能跟得上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

1958年春天，學校在下放教職工到德昌時候，還留有一手緩衝的，靈活的辦法。在校園內和近鄰溫江縣的蘇坡鄉這兩處各建了一個農場。把一些年歲較大或身體較弱的教職工，其中多數是女性，下放到這兩處農場勞動。這樣做，也便於在工作需要時容易調劑。此時，學校把返校的全部右派學生都安排在蘇坡農場勞動，我們三個57年的畢業生則安放在校園內的農場勞動，以便於靈活處理。

1958年大躍進時學校增設生產科建制。醫科大學要設管理農業生產的生產科，這又是奇人奇事的創舉。生產科科長姓李，北方大漢，文化程度低，頭腦簡單，校園農場是他管轄的唯一大戶。校園農場的場長姓周，成都人，是個投機取巧，趨炎附勢，欺上壓下的小人。周時常欺凌這些膽小怕事的知識份子和軟弱的婦女。大家對周非常不滿。我們三人來場後，周更想對右派份子逞威。殊不知我們不吃他這一套。常常在李科長面前指出周在農場的管理和安排方面的諸多缺陷。同時吹噓李科長的指揮正確，抬李壓周，大剎周的威風，對周則軟頂硬磨。周對我們毫無辦法，十分無奈。大家看見右派都敢如此對周，於是群起傚尤，弄得周指揮不靈，十分狼狽。周哀嘆：「這三個右派份子把水全攪混了。」但是，與此同時，在農場勞動的教職工的心情就舒暢多了，勞動時的氣氛也較前活躍。這算是我們給農場的教職工增添的幾分溫暖。

12月下旬，學校通知我們三人，另行分配工作。蘆葦分配在成都市第一醫院。劉靖華分配在重慶市口腔醫院。我被分配在雅安專區醫院。從此我們離開了學校。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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