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回顧(圖)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回顧陳奉孝今年去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許多同學都勸我寫一寫當年北大整風反右運動的那一段歷史，說實在話，我本不想寫，如果我想寫的話早就寫了。二十多年的監獄勞改生活，各種各樣的刑罰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經受過，人們常說「九死一生」，而我卻早已超過了這個數字，我是真正死裡逃生僥倖活著出來的，對於過去的傷痛，我寧可忘卻。再說我已有了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麼麻煩給老婆孩子帶來不幸。可是大家都勸我說，你應該寫，因為你是當年那場運動的核心人物，掌握瞭解的情況比較多，你如果不寫，隨著我們大家年事已高，將來想寫恐怕也寫不成了，這段歷史恐怕就要被淹沒。因此我寫下了下面這段史料。

我看過不少有關「文革」的個人回憶錄，其中有一些不免攙雜著對個人的美化和掩蓋，明眼人看來，對其歷史的真實性會打折扣，因此要我寫，我就只能按照它的歷史原貌來寫，不誇大、不美化、不掩蓋。但由於事隔久遠，我的記憶可能有錯誤，希望瞭解當年情況的同學和朋友，對文中的錯誤給予指正，遺漏的重要之處給予補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五點左右，在大飯廳東門右側貼出了歷史系三年級學生許南亭的第一張大字報，無標題，內容是「全國開團代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是誰？誰選的？」因為正值開飯前夕，許多同學都圍著看。我看到這張大字報後，立即回宿舍約集了張景中、楊路、錢如平（已故）等人寫了另一張大字報，標題為「自由論壇」，提出了「取消黨委負責制，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民主辦校」，「取消秘密檔案制度，實行人事檔案公開」，「取消政治課必修制，改為政治課選修」，「取消留學生內部選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制度」，「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六項主張。這一下炸了。因為是開飯時間，同學們裡三層外三層的圍觀，不少人是端著飯碗邊吃邊看。由於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全是政治性的，後來這些人被打成右派那就是必然的了。

這張大字報只是一顆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早晨。十八日夜裡，北大校園就騷動了，我住的二十八樓許多房間燈都亮著，同學們在熱烈地辯論，我一方面參加辯論。一方面不時地到校園裡觀察動靜，我發現校園裡一群群同學都在議論這件事，往常第三閱覽室擠得滿滿的，有的同學為了早佔一個座位，開飯前就把書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著。第二天十九日大家到大飯廳開飯時，發現在東門左側又出現了一張大字報，是一首長詩，題目叫「是時候了！」作者署名瀋澤宜、張元勛。這首詩充滿激情，號召人們是時候了，去參加戰鬥，向「三害」（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發起猛攻。看的人很多，無不叫好，說張，瀋二人是才子。這張大字報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級巨浪，北大沸騰了，因此我們把五七年的整風反右運動叫作「五•一九」民主運動。這首詩現已被選進了「當代文學」裡。

當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級同學譚天榮又貼出一張令人驚愕的大字報「一株毒草」。一九五六年共產黨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說在鳴放中難免有毒草出現，怎麼辦？把毒草鋤掉當作肥料就是了。它的內容是從哲學上來批判「三害」的，特別是批判教條主義的。譚平時酷愛哲學，讀過黑格爾、恩格斯的大量著作，當時有人找他辯論，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並指出在哪本書的哪一頁，這的確使不少人驚嘆不已。這張大字報不僅引起了同學們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興趣。當然，作為一名學生，他的知識是有限的，其論點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其論椐更不一定是無懈可擊的，雖然如此，這張大字報卻顯露了一個青年學生的才華。

相隔一兩天，哲學系又冒出了兩個大右派龍英華和葉於泩。特別是龍英華，他跟譚天榮一樣，也是從哲學的角度論述「三害」產生的根源併進行批判的，立論之嚴謹似乎比譚天榮的文章更具說服力，故人稱「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個大右派：一個是瀋迪克，化名談談，貼出大字報批判北大黨委的宗派主義。一個是嚴仲強，貼出大字報，名為「自由主義者宣言」，對共產黨發動的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進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個是劉奇弟。他在大飯廳南門貼出了一張很長的大字報，取名為「為胡風招魂，胡風絕不是反革命」。並附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暗；忠臣血灑地鬼哭神嚎」，要求為胡風平反（當時謠傳胡已死在天津監獄裡）。這還了得！「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毛澤東欽定的，現在竟然有人敢公開要求為胡風平反，這不是向毛澤東挑戰嗎？簡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無疑問，這張大字報的出現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反右後期，劉奇弟就是為此而被捕的。與此同時，西語系又搞一個「三害控訴會」，組織者是賀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鐸，控訴人是剛入學不久的一年級同學顧文選。顧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搞了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那時顧在公安局裡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他也被打成反革命，還受到了嚴刑拷打。五六年共產黨也覺察到了肅反有點擴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個口號，叫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顧放出來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語系。他在控訴會上以個人的遭遇，對「三害」進行了控訴。名義上是控訴「三害」，實際上是揭露公安系統的殘暴。與會的同學，聽了以後都哭了。後來他的這次發言，「百花學社」為他出了專文，取名就叫「一個人的遭遇」。為胡風招魂和控訴會後來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劉奇弟被捕後判刑十五年，後被折磨死在勞改隊的小號裡。顧文選被捕後判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逃到北朝鮮，被引渡回來，召開公判大會槍斃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參加過這次宣判大會。

再就是化學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愛文學，尤其能背誦大量的古詩詞。他模仿「昔人已乘黃鶴去，此處空餘黃鶴樓……」那首有名的憑弔黃鶴樓的古詩，改寫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處空餘民主樓……唯唯諾諾到處是，未名湖畔使人愁」的詩貼在了山牆上，別人的大字報想蓋也蓋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看過這首詩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認為李有點「偏才」。當夜李還用掃把沾著石灰水在好幾條馬路上寫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黨委有點慌了，開始組織反擊。但黨委書記江隆基畢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張用辯論說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學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還有一點需要提一提的，當時各系的黨組織繼續動員大家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頭腦比較冷靜的同學感到有點不對頭，躲在一邊當觀潮派，還有那些即將畢業的同學怕影響畢業考試和畢業分配，也不願捲進這場運動中去。動員他們給黨提意見，他們也不提，但架不住黨、團組織一再動員，結果有人上當了，為了響應黨的號召，給黨提了意見，後來都被打成了右派。數力系四年級的李力同學就是其中一個。李力當時是班長，支部多次召集他們班開會，動員他們在離開母校前，給黨留下寶貴的意見，三番五次動員，就是沒人說話，這樣交不了差，後來大家就說，李力你是班長，就代表大家說兩句算了。沒辦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幾條意見，內容大體是關於即將畢業的分配問題，結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著，等待落實政策，遇見了李力，他對我說：「你、譚天榮、張元勛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該，誰叫你們當時鬧的那麼歡呢！我又不想提什麼意見，是大家硬把我選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這樣的右派大量存在。

譚天榮繼續貼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並貼出了「退團聲明」，他成了全校的焦點人物。

從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到現在，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為戰，大家互不認識，互不通氣的，其觀點也五花八門，亂糟糟的。我覺得這樣不行，容易被各個擊破，應當把各系的右派聯合起來，用一個聲音說話，這樣才有力量。西語系的賀永增、東語系的譚金水、數力系的趙清、中文系的王國鄉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樣，為此我們便分頭到各系與各系的右派聯繫，最後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廟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會是晚上開的，參加的人有張景中、楊路、譚天榮、龍英華、王國鄉和我。大家研究的結果決定成立一個組織，譚天榮堅持取名為「黑格爾-恩格斯學派」。當時我並不同意這個名字，我覺得這個名字口氣太大，再說我們這些人除你譚天榮讀過較多的哲學著作外，其他人對哲學知之甚少。但譚天榮當時的名氣太大了，大家也就遷就他同意了，於是第二天一早貼出了海報，宣布召開「黑格爾-恩格斯學派」成立大會。會是大約在晚七點在一個階梯教室召開的，參加的人很多，整個教室都坐滿了。會上很多同學不同意「黑格爾-恩格斯學派」這個名字，於是張景中建議改名為「百花學社」，因為這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年代誕生的，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贊同，就這樣鼓掌通過了。會議並沒有搞什麼組織章程之類的東西，只決定今後大家要加強聯繫，擴大宣傳，創辦刊物，但怎麼辦，取什麼名字，都沒有定下來。會後決定把中文系的張元勛、瀋澤宜拉進來，因為他們二人因寫了「是時候了！」那首詩，在全校影響很大，又有文才，於是我就親自去找張元勛聯繫。張、瀋二人原想自己獨立山頭，但也感到力量單薄，又加上我的勸說，就同意了。我們又在我住的宿舍開了一次聯繫會，參加的除我外有譚天榮、張元勛、瀋澤宜、崔德甫、王國鄉、龍英華、葉於勝、袁櫓林（經濟系同學，是裝了一條假腿的榮軍，調干生）、張景中、楊路、譚金水、趙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討論決定，組織的名字還叫「百花學社」，辦的刊物取名為「廣場」。這個名字是張元勛起的，他說，「五四」運動發源於北大，當時有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一個是北大的紅樓，是學生宿舍，另一個就是北大的民主廣場，它是當時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現在北大團委和學生會辦了一個刊物叫「紅樓」，我們就辦一個刊物叫「廣場」，對著幹。大家一致贊同，並決定把「廣場」作為「百花學社」的機關刊物。選舉譚天榮為「百花學社」的社長，成立了秘書股、組織股、宣傳股、總務股等。選我為「秘書長」並兼管組織股和總務股，宣傳股由張元勛、張景中等人負責，同時決定了當前的兩大任務：加強宣傳和出版刊物「廣場」。「廣場」的主編是張元勛，副主編是瀋澤宜、王國鄉，編委有崔德甫、葉於勝、張志華（已故）等人。「廣場的宗旨是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愛國民主傳統，提倡學術自由，不論那種觀點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發表了「百花學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學錢如平代寫的，因為他的毛筆字寫的很好。宣言的詳細內容已記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發揚「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運動進行到底。

關於加強宣傳方面，當時主要做了這樣幾件事。

第一，加強與北京各大學的聯繫。譚天榮、譚金水、李燕生、王國鄉和我等人都分頭到清華、人大、北師大、北京石油學院，北京航空學院等大學去與這些大學的同學進行了聯繫，具體情況記不清了，只記得我聯繫的主要人是石油學院的周樂甫（現名周振禮）、北師大的嚴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在家坐鎮，負責接待外校來訪的同學，我住的宿舍實際上成了「百花學社」的總部。

林希翎是調干生，第一次來北大看大字報是她在部隊的戰友劉丙彞領來的。第二次是王國鄉、陳愛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學領來的，當時我還不知道（因為是在「百花學社」成立之前）。林來北大有兩個目的，一是看北大的大字報，二是找劉奇弟談關於胡風的問題，因為林也認為胡風問題是搞錯了，應該平反。她回人大就公開發表演說，批評蘇聯斯大林的錯誤和我國左的文藝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當時的人大不收應屆高中畢業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調干生，是專門為國家培養幹部的，因此當時的人大實際上是一個左派「衛道士」（當時的語言）的大本營。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隊調干保送到人大讀書的。那時她已新聞系畢業並當過一段「中國青年報」的實習記者，又回到人大讀法律系的研究生。從革命陣營裡培養長大的一位女戰士居然站出來公開批評蘇聯老大哥和黨的文藝政策，自然會引起中共領導的重視。林第三次來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國鄉等人以「百花學社」的名義請來的。當時我們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個檯子，林希翎登臺發表演講，內容與她在人大的演講一樣，會場十分熱烈，也有人上臺與她辯論，台下人山人海，影響極大。林講完話，許多同學讓她簽名。當時還被照了像，後來國家還專門出了一個反右運動的記錄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譚天榮等人的形象，所以後來林希翎成了家喻戶曉的學生中的頭號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沒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簽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並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筆名，為此我專門去訪問過她，瞭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慘的。

西語系的講師黃繼忠老師也帶領一部分學生去清華「點火」，黃老師本人並不是「百花學社」成員，去的學生有「百花學社」的。

第二，組織人去北京市委情願（由張元勛帶領），質問北京市委，「人民日報」為什麼不登北大整風運動的消息？當時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態度非常強硬，他說「人民日報」是我們共產黨的報紙，登什麼我們說了算，你們想讓我們的報紙宣傳你們的錯誤言論，那是妄想！並威脅說，如果你們要上街，那你們自便，但後果你們自負！第三，組織人去「人民日報」社門前貼了一張大字報，也是質問「人民日報」為什麼不登北大整風運動的消息，是張元勛帶領幾個人去的，當時遭到了圍攻。

第四，組織「百花學社」的成員利用同學關係，把北大整風中出現的大字報油印、抄寫出來，寄往全國各大學，為此山東大學的孫廣義和陳琦（二人都是我中學的同學）都受了牽連，後來均被打成右派，勞動教養十多年。

第五，組織人去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院校介紹北大整風運動的經驗，是我組織的，但我未去，大家讓我在家坐鎮，去的人是譚天榮、張景中、劉奇弟等人，路費是由我給籌措的。

第六，組織人去與民主黨派取得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許南亭去了民主建國會，因為他是民建秘書長許漢三的兒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義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我們去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在經濟方面支持我們一下，開始他們都表示支持我們，但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也沒有支持我們一分錢，後來一開始反右，我們再去找他們時，他們都迴避了，令我們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學社」為一方，以北大團委為另一方在大飯廳開了一次辯論會。辯論會的主題很分散，其中有關於「三害」產生的根源問題，有如何繼承「五四」精神，繼續發揚民主的問題，還有應該不應該民主辦校，教授治校的問題。當時我參加了併發了言，譚天榮、龍英華、張景中等都發了言。團委書記石幼姍，還有其他人參加了，學生會主席胡啟立沒有參加，不久他就調到全國學聯去了，任全國學聯主席。

第八，以「百花學社」的名義參加了哲學系的一次辯論會，具體內容記不得了，只記得主要是龍英華跟他們系的那些「衛道士」們進行辯論，我只是帶領「百花學社」的部分成員去助陣的。

另外，有一件事應該提一下，那就是關於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被美國特工搞到手後，西方各大報紙都登了出來，這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衝擊極大。中國共產黨當時矢口否認這個報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蘇聯、東歐的留學生，還有英文報紙，這個報告的某些內容早已在北大流傳開了。四十年過去了，回過頭來看看，這個報告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思潮在世界範圍內走下坡路的開始，也是五七年我國那場政治運動的誘因之一。

數學系年青助教任大熊從圖書館借了英文版的英國「工人日報」，那上面刊有這份報告，因為文章比較長，由任大熊、陶懋頎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譯了出來。整風運動開始後，認識了林希翎，她說她能搞到這份報告，中央委員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機要秘書，可以弄出來看看。後來她真的把這份報告拿給我們看了，我們將它與我們翻譯的核對一下，準備以「廣場」特刊發表，後來反右開始，「廣場」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這份報告始終也沒刊印出來。當然後來中蘇兩黨決裂，中國報紙也全文登載了這份報告。不過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狀。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無期，後被折磨死在勞改隊裡，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難。

關於出版「廣場」的問題，當時的分工是這樣的，主編張元勛和副主編瀋澤宜負責審稿，王國鄉和崔德甫負責組稿。但由於張、瀋二人忙於搞街頭演講，參加辯論會，這項工作主要是由王國鄉和崔德甫來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趙清、譚金水、林樹果、張錫琨、李雪琴等人分頭從大字報上抄下來的，交給王國鄉，由王國鄉選定稿件後交給我去負責出版。張元勛設計了封面並寫了發刊詞。王國鄉寫了「五•一九」民主運動回顧，還有「是時候了！」、王書瑤的一篇文章、江文寫的「論人事檔案制度」、陳愛文寫的「論社會主義」等等。除「是時候了！」這首號角詩外，王國鄉的那篇文章是很有份量的，文章論述了「五•一九」民主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是四九年建國後群眾民主運動的萌芽。今天看來，當時寫的東西雖不乏稚氣，但對今後推進我國民主事業的發展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幸好我還保留一本，九四年林希翎由法國回來找我，說她要在反右四十週年時出版一本關於五七年整風反右的書，我就把這本僅存的資料給了她，但不知為什麼至今未見她的書出來。另外需要說明的，這本「廣場」實際上是李燕生保存下來的，七九年右派改正平反後，他給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問題是錢。錢從那裡來？大家都是窮學生。首先是「百花學社」的成員捐獻，當時譚天榮和我都把自己除書以外的東西都賣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統統都拿到海淀老虎洞賣了，最後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單衣和一條線毯子。但這仍然是杯水車薪。怎麼辦？決定在全校範圍內募捐。張元勛在大飯廳前挂出了一條醒目的橫幅「救救孩子！」號召同學們捐款。同學們捐款很踴躍，大約捐了一萬元左右。捐錢最多的是生物系樊啟祥同學，因為他是華僑同學，經濟條件比較好。錢全由我保管，我用一個小箱子鎖著，就放在我的床頭上。每個捐款人都有名單，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熱化後，為了怕禍及捐款者，我把名單燒了。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方勵之教授名聲大噪，我回憶起來了，當時他還向我捐過十元錢。

關於捐錢，不能不提到馬寅初老校長和化學系的傅鷹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馬老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後來受到毛澤東點名批判的關於人口論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費。張元勛等人找到馬老，要求他支持同學們的愛國民主運動，馬老答應將這筆稿費捐給我們，但後來由於受到黨委的壓力，當張元勛等人去取這筆錢時，校長秘書說，對你們辦的這個刊物不清楚，錢暫時不能捐。結果錢沒有拿到手。化學系的李燕生、張錫琨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說：「你們搞民主運動我是支持的，但你們要求黨委退出學校，我不贊成。國民黨統治時期大學裡的情況我清楚，現在有黨委領導比沒有黨委領導好。」這句話至今我記憶猶新。傅老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沒有捐。

張元勛設計好了「廣場」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與崔德甫等人聯繫好了「工人日報」印刷廠（當時在六鋪炕），買了一百令新聞紙，計畫出一萬冊，在校內外賣。稿件和紙張交給「工人日報」印刷廠，他們答應一個星期後取，可是等一個星期後張元勛等人去取時，卻遭到了圍攻，稿件和紙張全部被扣壓，說你們是在放毒，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顯然是當時的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鬼。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接著又發表了「工人說話了！」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反右運動開始了。我們並不甘心，幾個「百花學社」的骨幹研究決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錢不多了，就是在這時我把自己的衣物全賣了，湊了一點錢，買了少量的大白紙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機（是孫傳儀同學去借的），在我的房間裡開始了油印。參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趙清、林樹果、李燕生、肇恆標、譚金水、張錫琨等人，連物理系的兩個女右派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參加了。有人負責刻蠟板，有人負責油印裝訂，連續干了三，四個晝夜沒睡覺，一共印了五百份。由於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質量都很差，有些字印的還不清楚。除了「百花學社」的成員人手一冊外，其餘的部分拿到大馬路上去散發，不一會就被搶光了（後來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北大黨委派人去收的）。在散發的同時宣布「廣場」暫時停刊，這就是「廣場」從誕生到停刊的大致情況。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動也沒有停止。賀永增告訴我，由於江隆基領導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鎮指揮了一段時間，後來就把陸平調來了。

陸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是七月初在大飯廳開的一次全校大會上。他在會上向右派份子發出警告：「右派份子要懸崖勒馬，否則矛盾性質就要改變！」他正講著話，不知誰把大飯廳的一個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聲響，有人叫喊說右派份子放炸彈，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針對陸平的講話，第二天我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如此伎倆」，內容是對全校右派說的，保守派的凶像露出來了，他們可能要採取鎮壓措施抓人了，並說我們決不後退，要讓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燒盡等等。在整個運動中以我自己的名字寫的大字報就三張，一張是「如此伎倆」，另一張是反右後期，右派份子都遭到了圍攻，我寫了一張大字報「我的聲明」，企圖將「百花學社」其他成員的「罪責」都攬到我自己身上，好掩護他們過關。還有一張是早些時候寫的「年青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這三張大字報情緒過於偏激，因此僅就這三張大字報將我打成右派，在當時看來也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個運動期間，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間搞聯絡和組織活動，不像譚天榮、張元勛、瀋澤宜、張景中、楊路、龍英華等人公開出頭露面較多，也正因為如此，我被稱作「陰謀家」，譚天榮被稱作「野心家」。「陰謀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對於一個二十歲剛剛出頭的毛孩子，這恐怕有點太「奉承」了罷。譚天榮、張元勛、張景中、龍英華等人都遭到了大規模的圍攻，大會小會接受批判，而我卻沒有，僅在年級裡開了一次批判會，是黨總支書記張世龍主持的，在會上我態度頑固，拒不檢討，會就開不下去了，此後再也沒有理我，我知道這不是好事，我預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譚天榮也拒不檢討，還貼了最後一張大字報「第四株毒草」。右派份子被紛紛監視了起來。校園裡出現了一些新面孔，有的帶教職工的紅牌校徽，有的帶學生的白牌校徽。賀永增告訴我，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進來的，並說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議應該撤退，保存實力。於是我便秘密召集張元勛、賀永增、趙清、譚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樹林裡開了個小會，決定「百花學社」解散，第二天貼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後「百花學社」再沒有任何集體活動，聯繫都是採取單線的形式。記得後來我與趙清、譚金水等人在長河開了一次碰頭會，與張元勛。李亞白在香山一個小飯館裡開了另一次碰頭會，研究的問題都是如何「過關」的問題。

在強大的反右攻勢下，右派陣營迅速土崩瓦解，右派份子大多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上做了檢討。瀋澤宜第一個在全校大會上做了檢討，並宣布跟張元勛絕交。反右鬥爭也由辯論會變成了批鬥會，由君子動口不動手變成了推推搡搡，按頭彎腰（當然還沒有後來文革期間的「噴氣式」），由說理批判變成了人身攻擊。有一部分右派的檢討是假的，想矇混過關，但大部分人的檢討還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檢討還是假檢討，都過不了關，有的人十遍八遍檢討還是被認為是「態度不老實」。當時拒不檢討的只有劉奇弟、譚天榮、嚴仲強和我，後來聽說還有梁世輝。我們這些被稱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僅有的一次對我的批判會上，我不但不檢討，反而強調「百花學社」的一切活動都是合法的，因為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我估計自己可能被捕，因此從這時開始，我籌劃逃跑。

這期間發生了兩起使反右運動火上澆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質地理系同學鄭瑞超貼了一張小字報，內容是說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並說要吸收整風運動中敢於向共產黨展開鬥爭的積極份子入黨，落款是「中華革命黨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錢如平化名「談論」半夜裡貼的一張大字報，號召要預備好刀和槍準備戰鬥等等。這簡直是胡鬧！這非但幫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鄭也不是「百花學社」的成員。這兩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鄭瑞超當天夜裡就被捕了，聽說是他又到另一個大學去貼同樣的小字報被當場抓住的。錢如平貼完他那張大字報後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為「百花學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寫的，從筆跡上迅速破了案，從浙江老家抓了回來。鄭，錢二人都是開全校大會宣布被捕的，後來鄭被判刑六年，錢被判刑五年。藉著這兩件事北大黨委把反右運動推向了頂峰。另外，右派營壘裡也確實有那麼一兩個人品行不端，這正好成了被攻擊的口實，這使我感到又氣憤又難過。

表面上我雖然態度強硬，拒不檢討，但說老實話，內心裏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爭民主運動，為什麼如此不堪一擊呢？要知道，當時冒出來的右派份子絕大多數是學生中的佼佼者，用現在的話說，都是學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熱情，但理論知識實在太貧乏了。說實在話，當時的右派，包括社會上民主黨派中的所謂「大右派」，雖然都從不同角度，針對不同的問題，對共產黨提出了批評，不管這些意見正確與否，也不管提批評意見的真實動機如何，卻沒有一個人能從理論上系統地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的。當然，現在分析起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國去學習，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國。當時我天真地認為，南斯拉夫實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也想去英國，因為聽說英國是一個學術最自由的國家，還聽說當時國際上成立了一個「大陸知識份子、知識青年援救會」，對從大陸逃出去的知識份子、知識青年進行援助。這個組織在香港、倫敦、東京都有，想讀書他們也會提供幫助。被捕後才知道，那不過是國民黨搞的一個特務組織，而當時我並不嚮往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嚮往的是社會公正。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館，門口有中國警察站崗，根本進不去。又去了英國代辦處，同樣如此。外國駐華使館門前都有中國警察把門，設崗樓，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要想進去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你想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也打不進去，因為電話都必須由設在門口的警察崗樓往裡轉，隨便一個中國老百姓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他是不給轉的。因為我是在八月份開始這樣做的，公安部門還沒有下令抓人，後來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不等你放下電話，警察就來了。我被捕後認識了兩個人，一個是人大的何鐵生，另一個是北師大的陸正，他們都是因為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而被捕的。陸正被判十二年，何鐵生被判十五年。後來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館，它不在東郊民巷，而是在後圓恩寺一條小胡同裡，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賀永增(賀是老北京人)不知從什麼渠道打聽著告訴我的。離大使館門口大約三十米左右的拐角處，有一棵大槐樹，我是爬樹翻牆進去的。我向他們說明來意，要求他們把我弄出國去，並主動向他們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裝進一隻大木箱裡帶出去，因為外交人員的行李是不檢查的。他們笑了，說這是不可能的，當時我的想法是多麼天真幼稚！不過他們對我表示很同情，因為當時我的名字已上了報紙，最後他們把我和一個南斯拉夫留學生一起用車送了出來，如果我自己單獨出來，肯定會被捕的。

三次嘗試失敗，我就決定冒險越境。可是我身上沒有多少錢了，僅夠買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我想我可以從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國船上去，於是我就買了一個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報、「廣場」和學生證，用蠟紙包好繫在腰裡，準備到了塘沽後，我就找機會下海。

九月份天氣已經涼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單衣（這是我唯一的衣服），劉奇弟給了我一件線衣穿上，但我並沒有告訴他我要到哪裡去，然後找到譚天榮，把我僅剩的幾元錢菜票給了他，因為他那時太困難了，總是吃米飯泡醬油，小飯廳的醬油是不要錢的。我告訴他我要走了。他說，這太危險了。我說，沒有辦法，只有這樣，不然早晚我會被捕的，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譚天榮一人，時間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十多天前賀永增就告訴我說，你長尾巴了。一點也不錯，最近一段時間，不論我走到那裡，總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細高條帶眼鏡的人離我不遠，我從譚天榮宿舍出來向南校門走去，那人總離我二，三十米距離跟著我。為了甩掉他，我乘卅二路車先進了北京動物園，他也進去，我左轉右轉也總甩不掉他。出動物園乘一零一無軌電車我去了前門火車站，買票上了火車。他也上了火車，跟我在一個車廂，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點緊張。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對面一個飯店跑去，他大步走。我進入飯店正門後就從旁門跑出來又跑回了車站，這時正好有一輛開往塘沽方向的火車，沒有買票我就擠了上去（五十年代，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每天每隔十五分鐘就有一輛開往東北的火車），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我走到露天碼頭往遠處張望，看有沒有輪船的燈光，正在我張望的時候，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兩個人來，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掙紮著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也不說話，硬把我扭到了不遠處的派出所。出來一個頭頭問我：「黑燈瞎火（那天正好斷電）你在碼頭上轉來轉去打算幹什麼？」我說：「不幹什麼，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為我腰裡繫著些油印的大字報和學生證，鼓鼓囊囊的，這下壞了！那傢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學的右派份子陳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聲，我知道任何辯解都是徒勞的。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沒有電燈，碼頭上有很多露天倉庫，我在那裡轉悠，他們可能認為我打算偷東西或搞什麼破壞，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大右派！他們立即跟北京市檢察院通了電話，用打字機現打的逮捕證，要我簽字，我不簽，不多會來了一輛吉普車，把我押上車，裡面早已坐著一個人，正是我的那條「尾巴」。當夜吉普車飛快地開到了北京市草嵐子看守所，時間大約是半夜兩點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憶起來的當年北大整風反右運動以及我在這一運動中的活動的大致情況。以上所述完全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寫出來的，沒有半點粉飾和掩蓋。當然，因為時隔久遠，一個人的記憶力再好，也難免有出入，希望當年參與這一運動的同學，發現我記敘不對的地方，予以更正。我被捕後有關北大後一段反右的情況就不知道了。後來陸陸續續聽說，留校監督勞動的右派，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希望有過這段經歷的同學，把這一段歷史續上。

七九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從七九年七月到八零年七月整整一年時間，我住在北大朗潤園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間大屋子裡住著十多個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數是陸續來，陸續走的，其中張元勛、張景中、趙清、林樹果、葉於泩、章亞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裡住過。物理系一位姓黃的同學（名字記不起來了），他在勞教中被化學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給治，北大可能是因為費用太高，遲遲不答應，到我離開時，他還在招待所住著，他的情況最慘。

住招待所時聽他們說，當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槍斃了。第一個是哲學系的黃中奇（？），他是五八年被槍斃的。聽說黃原來是黨員，建國前夕入的黨，已有八年黨齡，是調干生，貧雇農出身。他本來是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他反對搞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結果被認為是立場不穩，同情右派。他當然不服，自恃出身好，與反右領導小組的其他成員弄的越來越僵，最後讓他在一間屋裡反省，並派一個人監視著他。後來因為一件小事兩人吵起來動了手，，他打不過那個人，就拿出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這可好，立即被捕，最後以「右派殺人」罪槍斃了，為此還向各大學發了通報。黃臨上刑場前，他的老婆孩子都來了，法院的人問他對家人還有什麼話要說，他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說的這些話都被記錄下來了，「文革」時期那麼亂，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檔案完好無損，七九年給右派改正時，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犯了難，查看了法院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他的那位同學瞭解了情況，證實了當時他倆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別是黃臨死前說的話，顯然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經死了，怎麼辦？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還是很負責的，據說在雒廷縣找到了他原來的老婆，但她已經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市當架子工，給了他兩千元錢，算是落實了政策。

第二個被槍斃的是西語系的顧文選。聽李雪琴說，顧原判五年，六二年刑滿後跑到了北朝鮮，後被引渡回來開宣判大會槍斃的，李雪琴參加了那次大會。他為什麼往北朝鮮跑呢？我猜想，六零年中蘇交惡後，北朝鮮有親華派和親蘇派，金日成是親華的，有那麼一段時間金日成不大露面，顧可能做了錯誤的判斷，冒死逃出了監獄，卻又自投羅網，白送了一條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蘇大論戰期間，我那時正在興凱湖農場勞改，與蘇聯僅隔一條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要跑過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跑過去，結果像顧一樣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第三個被槍斃的是中文系的林昭。林昭原本不是右派，但在反右後她多次為譚天榮、張元勛等所有早期就被劃為右派的人鳴不平，認為不應那麼嚴厲地對待他們，就這樣一步步升級成了右派，進而成了「反革命」。她在獄中受盡折磨，但仍堅貞不屈，最終被殺害。這次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見到了同班同學於劭，他說林昭的墓就在蘇州。他每年的清明節都到林昭的墓前看看。於劭和林昭只是同鄉，沒有其它關係。他能每年清明節去林昭墓祭奠一下，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將來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個被槍斃的是化學系的張錫琨。文革期間他一直被關在四川一處勞教隊裡，張的妹妹張錫錚於八六年在青島親口對我說，她去勞教隊瞭解情況時，勞教隊的管教幹部對她說，張錫琨是在勞教隊裡企圖組織逃跑被槍斃的，時間是已經粉碎「四人幫」後的一九七六年底。當時我問張錫錚，錫琨後來平反沒有？她說沒有。我又問為什麼不爭取平反？她說，一是那個勞教隊堅持不給平反，二是怕這事再折騰起來會影響孩子們，因為孩子們壓根兒就不知道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劉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勞改隊裡。我知道劉奇弟原本就有肺結核病，勞改隊那種嚴酷的環境他是活不出來的。聽別人說他後來瘋了，被塞進了像狗洞子一樣的小號裡，疾病加凍餓而死。這樣的小號我在興凱湖農場就被關了十個月。小號的高一米，寬八十公分，長一米五左右，像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在裡面站不起來，也伸不直腿，底下僅鋪著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給三兩八錢的玉米麵窩窩頭或稀粥吃，身上還帶著腳鐐手銬，像我這樣能活著出來的，確實算是「命大」。賀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在監獄裡自殺了。

關於「三兩八」我附帶插上兩句。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社會上的人的糧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腫病餓死了，監獄勞改隊的情況能好嗎？據說有一位北京監獄的法醫研究出來一項結果，如果一個人不幹活，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面就餓不死，四舍五入，改為三兩八。對於那些在監獄勞改隊裡又犯了錯誤關禁閉的犯人，每天就給他三兩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關了一年多沒有餓死，我看該法醫真應該得「諾貝爾生物獎」。不過當年被關過小號的人都知道那是什麼滋味，提起「三兩八」沒有不害怕的。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一個名叫孫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遺孤，山東萊陽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1949年後他當了海軍，是海軍少尉。五十年代初，全國都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形成了學跳舞的熱潮。孫得高那時駐地旅大市，學跳舞入了迷，並交了個女朋友，這當然要花錢，他那點軍餉是不夠的，於是便向戰友借錢，借了又不還。有一次一位戰友當著他的女朋友的面問他要錢，他認為傷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結果被關了禁閉，他又把禁閉室砸了，這下不得了，被軍法處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繼續鬧，加刑到七年，並轉到北京監獄。他覺得我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殺害了，為這點小事就判我的徒刑，越是想不通就越鬧，結果加刑到十五年，這下他認為完了，鬧的更厲害，並且打了監獄長一個嘴巴。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幹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慮到他畢竟是烈士的遺孤，給他加刑到死緩，將他關進小號裡，一關就是三個月。他受不了了，要求跟監獄長談話，監獄長問他：「孫得高，你服不服？」，他說：「我服了，我在敵人的機槍面前沒有低過頭，共產黨把我餓怕了。」放出來他真成了皮包骨頭了。

大名鼎鼎的譚天榮卻是比較幸運的，他雖然經受了多年的勞教，但「文革」一開始，他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眾專政。不少當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間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譚天榮回老家卻被保護起來了。譚對我說，當時在他老家不論公社還是大隊，掌權的都是他本家，給他在山坳裡找了一間茅屋躲了起來，別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他便在茅屋裡搞學問，七八年平反後，他便陸續發表論文，現在已是青島大學的教授了。楊路、王國鄉和王書瑤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張景中的情況就更具有傳奇色彩了，他被勞教二十多年，去過新疆，但在勞教期間，勞動之餘他繼續思考鑽研數學，七九年平反後與楊路聯名陸續在學報上發表大量論文。張、楊二人現已是世界知名的數學家。張景中還成了中科院院士，十五大的黨代表。楊路則是九屆全國人大代表，這也算是當年北大右派的驕傲吧！還應當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為什麼，一九七三年毛澤東忽然想到了林希翎，問她現在那裡？工作人員說她還在監獄裡。毛又問還有多長時間？工作人員說大約還有半年。毛又說讓她出來吧！就這樣她被提前半年釋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廠裡監督勞動，並在官方「拉郎配」下與一名比她小十歲的人結了婚。七八年右派開始改正，為了說明反右派只是「擴大化」了，而不是全錯了，林的右派問題沒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唯一一個沒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經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國，因為她的父親在法國。她是帶著她的八十歲的老母親和兩個孩子一起去的，臨走前她與丈夫離了婚，並給她的丈夫（現在應該說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務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國籍，是法籍華人自由作家。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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