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現知識價值，保障經濟發展

【看中國2016年02月05日訊】當今世界已有「地球村」之稱，因為國與國之間外交關係的建立以及頻繁的商業往來與文化交流，和民眾從本國赴他國留學，遊覽，甚至移民等等跨國社會活動都加強了不同國家的聯繫；而計算機產業帶來的通訊工具電子化網路化更方便了人們的遠距離信息交流與情誼的增進或保持。這就有助於人們觀念的更新，而且豐富了人們的生活內容，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風等多方面的狀況。宏觀地說，各國之間既存在互利互助，也存在競爭與巧取豪奪。在國際政治尚未達到人類理想的天下大同境界時，國家利益，個人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不盡一致的現實狀況還將持續很久。

經濟活動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基本活動。為了提高經濟效益，不同國家的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要爭取優勢。實踐證明勞力密集型的廉價人力和加倍辛勞遠不如創造性地運用知識來發明新的管理方法與科學技術手段。民主制度有利于思想活躍；所以，對於如何創造性地提高經濟效益之廣泛研究與將理論成果付諸實踐，開展得最活躍興旺的是在自由民主國家而不是專制國家，其中較突出的是西歐，北歐，美國，與日本。1990年代初瑞典的卡爾。艾力克。斯佩比所領導的研究小組創用了「當今知識集約企業」這個術語。美國哈佛大學下屬的商業學院及其英語出版物《哈佛商業評論》是較著名的，該雜誌登載過不少關於創造性地運用知識來改善企業管理的文章。1991年日本的野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二人在《哈佛商業評論》上聯名發表了獨創性的論文《知識創造企業》。同一時期美國學者托馬斯。斯圖亞特在《幸運》雜誌上發表了《知識資本》這篇論文。這些學者雖素不相識，卻幾乎同時有目共睹地得出了相近的結論。從那時起，對於如何創造性地運用知識來改善企業性質與行動的研究受到重視而逐漸增多。在美國的研究環繞著「知識管理技術」這一總課題，並提出了「信息技術」，引起了企業組織與市場導向的巨大變化，反映了美國勇於革新的社會思潮。由於發生於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變革導致的破壞作用大於好處，尤其是前蘇聯的政治制度在國際範圍的危害，使得西歐與北歐國家汲取了歷史教訓而對美國率先展開的變革持慎重態度，但這些國家仍然關心能夠保障企業持續繁榮的知識資本這一價值形態，注意到知識共有的重要性。日本文化歷來重視和諧和形式美，因此，野中郁次郎借用了物理學的術語「場」，他認為知識同時具有物的空間與形而上的空間。在這樣的「場」中人們心平氣和地表露自己的無知，並嘗試不完備的想法，以共同成功為目標而努力協作。不同文化的交流必然導致新觀念的產生。目前，民主國家的政府與企業都已認識到為民眾或顧客服務，以及利用知識不斷創造價值，是治國與經營企業的重要方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十年大亂的「文革」對傳統文化的破壞，以及專制特權政體所導致的官場腐敗與民風敗壞，造成了當今中國大陸假貨與有害商品的氾濫。這種狀況是極不利於持續發展的。中國大陸設有規模龐大的科學院與社會科學院，以及政府直屬的眾多其他研究機構，當局並非不瞭解國外的成功經驗；但政治體制決定的私利當頭損人利己，和毛澤東遺毒的用來為特權黨天下製造藉口的「外行領導內行」，為不良政治需要不顧民眾長遠利益的荒謬政策之強制實施，使得許多好的辦法在中國大陸是知而不能行，或者被偷梁換柱蛻變了本質。例如，1950年代日本學習了美國專家倡導的全面質量管理而提高了產品競爭力後在1960年代迅即成為世界第三為工業強國。中國大陸有鑒於此，也將全面質量管理普及到基層工廠。然而，毛澤東權力集團在1966年發動的「文革」使包括廣大工程技術人員的知識份子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其積極性被嚴重挫傷。全國各地山頭林立的派別與武鬥導致生產停頓，幸虧有百年租界史與國民政府打下的基礎使得上海的工人階級紀律性較強而未停產。那時上海一地居然佔了全大陸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文革」的破壞與民生的貧困使得民眾覺得自己只是統治者的奴隸而不是如宣傳所說的「主人翁」。因此，各級工業主管部門與科研機構召開的年度質量管理會議成了與會技術人員公費旅遊，與科研人員發論文積累晉升資歷的機會，而不管有無實效，會議只是師出有名地擺個樣子走個過場。所以，中國大陸的當務之急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然後才談得到知識價值在其他方面的充分體現來保障經濟持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