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7月28日訊】七月中旬，女兒開始放暑假，我便帶著她回到家鄉津市探望父母。
雷洋出事兩個半月來，我一直在網上關注「雷洋案」。心中也一直被堵著，人命關天，一個小時多點的事情，在國內外輿論的關注下，就是搞不清楚！據網上所報，雷洋是湖南澧縣人，畢業於澧縣一中。澧縣與我的老家津市，是非常近的兩個縣（市）。我對雷洋產生了更深切的同情。
回到父母家，很想去雷洋的老家看看。
（一）去雷洋岳父單位
七月十八日，我趁著去了一趟常德辦事，在返回途中坐上了從常德開澧縣的中巴車的機會，向司機及身旁的乘客打聽雷洋的老家，一提到雷洋，車上頓時議論紛紛。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自稱醫生的大叔，他很氣憤地談起如今的警察群體，普遍過度執法，借執法之由欺壓百姓，自身道德素質卻比老百姓還差。他曾經親眼看見某派出所幹警在麻將館賭博，就點著他的鼻子大聲質問：「某某某，你公安局的，怎麼也在這裡賭博！」那位平時對老百姓蠻橫無理，態度粗野的警察，當時也只好收了東西灰溜溜地走了。醫生大叔感慨道：「雷洋在澧縣人的心裏，以為他在北京做大事，可是在權勢集中的北京地盤上，他又算什麼？！」
這時，我右側座位上的一位大姐說起了前不久澧縣王家廠鎮打死人的事件。一位村民，暴雨夜去漁場偷魚，被漁場巡邏的幾個人抓住了。他拒不認罪，結果遭巡邏隊一通打後又被弄到一條船上。他不服，想逃跑，就往水裡跳，哪知他穿的是叉魚的膠衣，雨又大，人在水里根本游不動，就這麼淹死了。死者家屬，要求巡邏隊員賠償兩百萬，後來才降到六十多萬。
醫生大叔告訴了我雷洋岳父所在的工作單位，於是，我按他的指點，打車去了雷洋岳父的單位。
到達鎮政府後，我看到整個院子裡有兩處辦公室亮著燈。我順著燈光，找過去，三位男士在裡面加班。辦公室的門關著，窗戶開著。我站在窗外，問他們關於雷洋的事及雷洋的岳父。他們示意我進入辦公室，坐下說。
此時，司機大哥從車上下來，站在窗戶外望著我們，我與他素不相識，對他的善意之舉，我倍感溫暖。
我和那三位工作人員用家鄉話溝通，其中一位稍矮一點的男士告訴我，雷洋岳父是他們的同事——鎮政府財政所吳所長。此前，吳所長從北京回過單位兩天，為了辦理工作交接手續。鎮政府的幾個主要領導請吳所長吃了頓飯，期間大家都不忍心提案件的事。吳所長就一個女兒，心情悲痛，他自己也沒對大家說個什麼，只說他也不知道真相是怎樣，只有繼續等待處理結果。他辦完交接，馬上就趕回北京去了。關於案件的信息，同事們都是從網上看到的。
另一位高個戴眼鏡的工作人員，對我的提問很不高興，不知如何回覆是好。他說：「我們當然關注，同事的家裡出事了，我們不想關注嗎？可是，我們又能做什麼呢？案發地點在那麼遠的北京，我們什麼忙都幫不上啊！」
那位矮個兒的工作人員，繼續談道：「我女兒讀書反正不很（棒），她就只到個長沙，隔得近，這樣也好，我和她媽媽照顧她也方便。」
他告訴我，雷洋不是澧縣的，是津市白衣的。此時，我才知道原來是家裡的人出事了。
我謝過幾位的接待，坐車返回津市父母家。
（二）見到雷洋小姨
七月十九日早上，我在津市汽車站坐上了去白衣鎮的公交車。
白衣是我曾經短暫工作過的地方。我在鎮上下了車，好幾輛摩的在路口一字排開，等活兒。我連忙上前打聽雷洋的家，顧不上仔細地四周打量這個鎮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
摩的司機都湊過來，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紹開了：「雷洋是和平（村）的，村裡現在只有他奶奶一個人住著，他的爸爸媽媽還沒回來。他有親戚在鎮上，他小姨回來了，就在那邊。」
「雷洋小姨是誰啊？」
「卜文祖家裡的。」
我走進一條寬寬的巷子，巷子裡人來人往，走了不到二十步，在一個菜市場的入口處，我見到一位穿著一身黑色連衣裙的女子。
一開始我並不相信眼前的這位女子就是我在網上視頻裡看到過的，雷洋家屬中的主事人——他小姨。她中等個子，合適的身材，一身黑色絨面花樣圖案的連衣裙，脖子上戴了一條像蕾絲花邊樣子的黃金項鏈，團臉，剛燙不久的細卷兒短髮。看起來，顯得精緻講究，年輕文靜。她打消了我的疑問，低聲說：「那就是我！」
雷洋小姨先是帶我去了她家在菜市場開的雜貨店，她老公在看店子，我們彼此點了下頭。雷洋小姨與她老公說了幾句後，招呼我去了另一個空著的房間。這個房間裡放著一些貨物，和簡單的幾樣傢俱。
雷洋小姨順手拿了一罐「王老吉」遞給我，我倆坐在一張方桌的兩邊。我表達了我從外地回家，想看看雷洋家的來意。她很悲慼地對我點了點頭，然後嘆氣，在手裡不停地擺弄手機。
「雷洋是一九八七年的，我的親侄兒，就跟自己兒子一樣的。他從小就是我帶著玩的。小學一至三年級在金山村小讀書，四年級起到白衣鄉中心小學讀書，初中是在白衣中學，一上初中，他的成績就特別突出，初中畢業時，湯校長親自打電話到家裡來，要雷洋報考了澧縣一中。」雷洋小姨強忍著淚水，告訴我：「他那天晚上去接飛機，就是去接三個人：奶奶、嫂子和我……」
我問目前案子進展得怎樣了？這時她提高了聲音：「昌平警方和北京警方現在希望我們家屬接受賠償，和解。」
「我們是不會接受賠償與他們和解的，堅持上法庭，要真相。雷洋的妻子也是這個態度，堅持到底。如果她懷疑丈夫嫖娼，會是這個態度嗎？」
「我們這邊的幾位官員被北京請去了幾次，去當他們的說客。」
「他們現在正調查雷洋在讀大學時，與女朋友談戀愛的細節。」
對於雷洋的屍檢結果的看法，雷洋小姨說：「公檢法是站在一起的，他們能說出個什麼嗎？」
「你們請了屍檢的專家見證人？」我問。
「我們現在根本見不到專家證人。他們都是一起的！」
我說雷洋的案件一定已經驚動了高層，相信他們是有智慧處理好雷洋的案件的。
「沒有哪個人處理得好。」雷洋小姨無奈地說道。
這時，雷洋的妻子打電話來，請小姨提早返回北京，家裡忙不過來，他父親身體不適，需要住院。雷洋小姨就用手機在網上退了已經買好的高鐵票，重新買了提前的車票。
辦好了票的事，雷洋小姨告訴我：「雷洋爸爸媽媽明天要到家，是雷洋出事後他們首次回家，雷洋那天是去接我的，明天哥哥姐姐回家來，我都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們……」
過了一會兒，我問：「雷洋的孩子長得還好嗎？」
「孩子還長得好。」雷洋小姨望著我，臉上稍微出現了一絲笑意。
對於未來的具體安排，雷洋小姨一直搖頭，說現在也不是很清楚。她指著手機說：「他們的勢力太強大了。」
感受著她內心的痛苦和身體的疲累，我不忍心打擾她更長的時間，於是便向她告辭返回市裡。
（三）再去雷洋家
七月二十日早上，津市暴雨如注。雷洋的爸媽預計會在早上九點到達。頭天，雷洋小姨並不同意我第二天去見雷洋的爸媽，理由是他們的心情很壞，性子又不好，也說不出個什麼來。因此，到底是去還是不去，我心裏很矛盾。
我因為一件私事，要去派出所辦事，在辦理的過程中，順便與一身筆挺制服的女戶籍民警聊起了雷洋的事。我問她：「雷洋就是我們津市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他是哪裡的，我不是津市人，也不關心什麼他的事。」
「那你對這件事怎麼看啊？」
「我說了，不知道這件事，也沒有什麼看法，你要打聽看法去我們局裡的宣傳部門打聽吧。」
我自己的事情辦完後，我還就真去了市公安局。走進公安局的辦公樓，我一個一個的辦公室找「宣傳部門」，只見有一扇門上掛著「政委辦公室」的門牌，其中一張辦公桌前坐了一個穿警服的人。我便進去了，先是介紹自己，然後直奔主題。
「政委」回答我：「雷洋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我們這裡，我們不清楚，也沒有什麼看法，而且此事很敏感。」
我問「政委」：「敏感？請問你為何用‘敏感’這個詞？」
「我感覺敏感，就敏感！不要再說了！」「政委」示意我離開，我只好乖乖地走了出去。這時，我想起頭天晚上，和同學們聚會時，有一位同學說給我們聽的，她女兒下學期就上高一，高考目標非常明確，走體育特長生的路線，考公安學校當警察，因為孩子說警察有權！
出了公安局的大門，正好迎面駛來一輛去白衣的車，我毫不猶豫地招手停車，跳了上去。
我直接去了雷洋小姨家的雜貨店。他小姨父在看店子，見我去，客氣地招呼我坐在他收款臺旁邊的凳子上，告訴我他小姨去市裡接雷洋爸媽去了。然後，拿起手機打通了電話，遞給我接，那邊是雷洋小姨的聲音：「因為北方暴雨，我哥哥姐姐乘坐的火車困在河南了。」我說我可以等等。
放下電話，我和雷洋小姨父開始聊起來。他和我的年齡相彷，嘴上留了一撇小鬍子，一副精幹敦實的中年男人模樣。
他拿出厚厚的一本冊子，給我看，他說：「這個家譜你看得懂吧，我老婆家姓雷，她家只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雷洋的爸爸是長安（村）的，他和二姐結婚是招贅到雷家，當作長子，改‘雷’姓。他們生了兩個兒子，小的就是雷洋，‘思’字輩。雷洋從小和我老婆的關係很親密。去年，因為爺爺去世，雷洋回過老家。」
雷洋小姨父的手機，不斷有微信進來，發出「咚咚」的聲音。他給我看一個朋友發給他的視頻：「就是今天，山西下雪了。」
「六月飛雪有冤情。」我說。
外面的暴雨下得嘩啦嘩啦響，雷洋小姨父凝視著店門外面說：「北京派人來過幾次，去人民醫院調查雷洋的病歷，沒有找到，但是查到襄陽街道有一個同名同姓的病歷，要帶走，人民醫院的人沒讓他們帶走去做假證。我在人民醫院有熟人，他們告訴我的。真黑！」
「有人說，雷洋的確很慘，但是他為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忐忑地說道。
「雷洋的死，不會使社會有什麼進步，他這個案件不像孫志剛案件。雷洋出事的地方，正在大搞拆建。我們剛開始找的律師，他的上司不給發律師函。後來，是雷洋的在美國的同學幫忙找到的陳有西。現在輿論也快完了，案發後，要不是當時那麼大的輿論陣勢，連今天這個結果都不會有。如今，網上與他們口吻不一致的帖子，全部刪除，誰發的就找上誰的門。然後就是拖延時間。」
雷洋小姨從市裡返回，說她的哥哥姐姐今天接不到了。她有幾個朋友，想去村裡看看她的母親，也就是雷洋的奶奶。
我起身告辭，向她道別，這次見不到雷洋爸媽了，因為我第二天要帶孩子出發回自己的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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