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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說真話為何也值得敬重?

 2017-02-28 08:42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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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7年2月28日訊】李悅在《一個時代的終結》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懺悔的晚年也是說真話的晚年。有人發現,中國的大多數民眾在一個政治運動到來的時候,會集體下跪說:我懺悔!但在那個運動結束之後,又集體昂首站起來說:我控訴!但巴金卻在十年動亂結束後,仍然跪著說:「我懺悔!」這才是巴金的可貴之處。

在《隨想錄》《一顆桃核的喜劇》中,巴金最初責問自己:「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在《懷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直接拷問自己,對自己隨大流撰寫的批判文章表達了深刻的反省:「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巴金的好朋友胡風去世後,巴金寫下了《懷念胡風》的追思文章。文中巴金對自己為了「過關」而寫下批判胡風的文章,表達出無以復加的痛悔之意。

巴金坦言:當他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時,「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30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李悅認為,「一個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才是真誠的作家,沒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是沒有良知的冒牌作家。」巴金去世後,很少有文人對過去的謊言進行懺悔,更多的文人仍在盡情歌頌,說真話依然是很一件奢侈的事情!

無論是文人墨客,還是政壇中人,晚年說真話,都值得晚輩們敬重和反思。有媒體披露,當年的愛國港商霍英東晚年也留下一段難能可貴的「臨終遺言」,這位晚年活躍在京港兩地的大佬,耳聞目睹了許多扭曲的社會亂象,到了最後,也發出了自己清醒的聲音。

「要提的問題,也是社會上都在議論的:政府部門、幹部都在搞‘私’的,影響很不好,黨風、政風、社會風氣日漸沒落,國家的前途就會多事。我常常自思難解:我們不怕西方制裁、封鎖,不怕軍事威脅,為什麼怕依法治國、依法治黨,怕社會、怕人民、怕輿論監督?黨和政府要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去,多聽人民的聲音,多瞭解問題,要讓人民政協起到參政議政、監督黨和政府的作用,我看這樣有百利而無一弊。」

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卸任前,向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頒發聘書時,也一再強調要「講真話」,「聽真話」,「知者盡言,國家之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於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人。」

講真話,拓視野,重道德,有膽識,身為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在晚年為說真話而感慨唏噓!足以說明,在這個時代說真話、聽真話是多麼艱難!

導致中國人不願意說真話、不願意聽真話的原因很多,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輿論氛圍,人們都習慣了說假話甚至為謊言辯護,都在鼓勵人們說假話、聽假話,一些政壇中人甚至社會名流,也不屑於說真話,甚至反對說真話。於是,從上到下,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更多是虛假的謊言。

在一個不敢說真話,不許說真話,害怕真話的時代,謊言其實比真話更受歡迎甚至更有市場,因為我們每天所看到、所聽到、所接觸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欺騙和謊言,當一個人或者一群人被謊言所包圍甚至環繞時,謊言就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說真話本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特質,也是茫茫黑夜裡的吶喊者,更是一個時代開民智去愚昧的引導者,倘若一個時代,不再有說真話的人,全是沉默的羔羊,甚至是奴顏卑膝的侏儒和犬儒,那麼,這個時代,必定是惡者橫行的沃土和樂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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