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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就是這樣,代表著這個世界就應該這樣?(組圖)

 2018-01-29 06:2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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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淦
要求釋放被抓捕的維權人士吳淦(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月29日訊】1

上一週,我們寫了一篇關於成都「柯基犬事件」的評論。

一個典型的網路暴力案例。因為摔死了一隻撿來的柯基犬,以及在與小狗主人交涉過程中的惡劣態度和不堪言語,當事人何某不僅隱私被人肉,還遭到線上線下的侮辱、威脅。

關於這件事,我們的觀點很明確:訴諸法律和制度,反對網路暴力。

這裡的訴諸法律和制度,既包括對何某的不當言行,通過法律加以制裁;包括以法律為邊界,支持網友在界限內對何某的譴責、聲討,懲罰網路攻擊中越界的言論和行為;也包括呼籲動物保護立法,對傷害動物權利的行為作出明確的界定,並建立相應的懲罰機制。

相信制度而不是暴力,是對法治最基本的信仰。

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除了對正在進行中的傷害予以必要的防衛、反抗,不允許也不應允許私刑的存在。民間私刑、暴力的濫用,只會讓社會陷入混亂,陷入仇恨暴力的死循環。所以,在法治社會,有了衝突矛盾,有第三方的調解、仲裁,有法院的判決,有國家機器、暴力機關,依照法律和程序,對當事人作出處罰。

但人們可能會覺得——不對啊,就是因為沒有健全的制度,何某這種虐待動物的惡行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網路暴力才會成為彰顯正義的必須路徑。制度性的通道要是走得通,法律要是真的可以懲治惡行,又何必動用私刑?

是這樣嗎?

現實確實是這樣。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以暴制暴在一些場合是解決爭端最有效的手段。

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就應該縱容、支持這樣的以暴制暴?

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去呼籲立法、完善制度,而不是鼓勵暴力、肯定暴力。

這個世界是什麼樣,不代表這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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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立法,完善制度。

英文裡有一個專門的詞,advocacy,policy advocacy。

翻譯為:倡導,政策倡導。

政策倡導,是指公民個人或公民組織,以影響立法者、政策制定者的方式,推動政策和立法的變革。

這種影響,有可能是一種直接的對話——例如,國外遊說議員,國內向人大代表反映民情,通過信訪渠道寫公開信、建議信,參與立法聽證、公開意見徵集。

也有可能是間接的影響。例如,國外的示威、遊行;國內的結合熱點事件推動媒體和輿論,從而影響政策制定者。又例如通過司法審查,挑戰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文件(如中國行政訴訟體系下,法院對一些政府規範性文件的審查),甚至推翻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制度(如美國的違憲審查機制)。

在一個民主國家,由普通公民或NGO主導的倡導行動,是政治生活的常態。

但這樣的行動路徑,在中國走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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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試試,怎麼知道呢?

事實上,在中國,至少在曾經的某一段時間裏,公民的倡導行動並不缺乏成功的案例。

NGO、媒體、維權律師,在諸多話題上形成天然的聯盟,推動了一系列的制度變革。

被人們反覆言說的案例,必然會有2003年的孫志剛案。因為沒帶身份證而被強制收容的大學生孫志剛,意外死在收容所裡。一方面是媒體的詳細調查與輿論發酵,另一方面,是三位法學博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多方助力下,收容遣送制度被徹底廢除。

同樣振奮人心的經典故事,還有乙肝平權。在中國,一億多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在就業、就學中受到嚴重歧視。從「肝膽相照」的論壇開始,乙肝社群的行動者們建立起平權NGO,開展了一系列的倡導活動。無數封建議信,一場一場公益訴訟,利用各種節點做活動、發起行為藝術,持續不斷向決策部門施壓。到2010年,入學、就業體檢中的乙肝病毒血清學檢查被徹底取消,公務員錄用體檢也嚴禁檢測乙肝。

維權
2010年平權者雷闖抗議廣東省某醫院將禁查乙肝項目的規定「當手紙」

在C計畫出鏡率頗高的老朋友「輪椅小姐」紀尋,跟我們講過她高考的故事。因為肌肉萎縮的不斷惡化,她沒有力氣塗答題卡,加上寫字速度明顯慢於普通學生,她在2006年高考時申請延長時間,卻被考試院以「沒有先例」「對其他考生不公平」為由拒絕。十年後,中國終於出臺相關規定,為殘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其中便包括為書寫困難的考生延長考試時間。而這些變化背後,無一離不開殘障社群持之以恆的抗爭。盲人李金生一次次報名高考,申請盲文試卷;社群夥伴持續向教育部寄出掛號信,呼籲無障礙考試;他們還申請信息公開,甚至將拒絕提供合理便利的考試院告上法庭。

而我的合夥人明欣,在創立C計畫前曾在一家勞動法援助機構工作多年。她的工作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就是進行立法倡導。她和同事從為農民工代理的大量案件中發現了許多立法上的問題,不斷向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提出修法的建議,深度參與了《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完善。

正在發生的中國版MeToo。從羅茜茜一個人站出來實名舉報陳小武,到數十所高校上萬畢業生、在校生聯名呼籲母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再到高校老師站出來,實名支持、附和學生們的倡議。是他們的舉報、行動、倡導,不僅讓陳小武之流得到懲罰,更步步推動教育部的明確表態: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騷擾長效機制。

這是一長串難以窮盡的故事清單。開放二胎、廢除勞教、霧霾治理、環保監督……因為公民的參與和行動,而推動更健全的立法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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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面這些故事背後,還有更多的,是挫敗。行動者們付出巨大努力,持續多年抗爭行動,可能換來的,也只是一些微小的鬆動。

尤其是在這過去幾年。大量維權類NGO遭到打壓,諸多行動者甚至遭受牢獄之災。

而言論的審查與控制越發嚴格,傳統媒體節節敗退,在逼仄的公共空間中,公共討論卻變得虛無嘈雜。人們依然會為一些公共事件而憤怒發聲。但通常面對的結果,卻是被禁言、刪帖,或不了了之。指向制度的討論和行動似乎變得徒勞而無力。更多的注意力和媒體資源全都扑向那些私領域的惡人,那些我們用言語、情緒即可審判的道德事件。明星的出軌,閨蜜的背叛,摔小狗、攔高鐵的「垃圾人」……非黑即白的善惡是非,不斷消費著人們的憤怒,也消耗著公共參與的意義。

現實就是這樣,代表著這個世界就應該這樣?

我們依然可以選擇。

當你還會為不公不義而感到憤怒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什麼都不做。妥協,屈服。指向制度的行動都是沒用的,沒有意義的,龐大的制度機器是不可能改變的。接受現實,讓自己變成強者,不被他人傷害、不被社會淘汰;

你也可以選擇訴諸暴力,訴諸私刑。但在一個戾氣橫行卻無制度保障的社會,只有懲戒不完的惡人,和防不勝防的惡行;

你也可以選擇再次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即便你知道來路艱辛,代價巨大,但也終究懷著對良善生活的嚮往和信念,持之以恆的發聲和行動。

周濂老師在一次關於公共討論的採訪中,說到這樣一番話,讓我頗有感觸:

「很多年輕人與生俱來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這種與生俱來的理想主義者很容易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然後他迅速地成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以我總是在說我們需要有第二次機會成為理想主義者。這時候的這個理想主義,不是出自你的荷爾蒙,不是出自你的本能,而是出於你面對現實的種種阻撓、傷害,甚至於理想破滅,然後你痛定思痛,重新去檢醒、肯定你的價值和你的理想,然後再次出發。……再出發的理想主義者不是依靠情感與本能,而是藉助理性的判斷和痛苦的抉擇重新成為理想主義者。」

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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