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反腐無望 稱讚香港模式 中共總書記的悲哀(圖)

中共前總書記對反腐無望，稱讚香港模式。圖為鄧小平和趙紫陽。（圖片來源：JOHN GIANNINI/AFP/Getty Images）

按：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說：「黨內腐敗到如此程度，靠我黨目前這種體制、這種做法去整治，不會有多大效果。我以為，香港政治統治模式，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

中午趙的秘書來電話，問下午我能否去趙處談談，我答應了。

下午3時20分抵趙處，在他的書房談。他開宗明義，說，上兩次你來言猶未了。你是記者，接觸各方人物，瞭解情況多些，給我敞開說說。我說了一小時許，說了我黨腐敗問題，說了地方工業（國營部分）凋敝、地方財政枯竭，說了「六四」問題會在鄧去世後提出，順便說了楊尚昆（時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白冰（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二楊」事件在地、軍幹部中的議論。趙幾次插話，後有大段談話。要點如下：

一、「二楊」

鄧南巡講話及6月兩次去首鋼（首都鋼鐵公司）講話，都說明鄧對江澤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李鵬體制很為不滿。給人印象：要解決江、李體制。江、李那個時期，惶惶不可終日，許多工作也停下不做了。此時，楊尚昆、萬里誤以為鄧（小平）換江（澤民）、李（鵬）的決心下了，便做出以楊（尚昆）為首組成中共中央顧問小組的決定，以代替鄧過世後做「最高權威」。萬里也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眾說，「鄧小平說，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便是說有人要變！」

「十四大」前，鄧權衡了利弊諸多因素後，看來最後下決心時，主張的傾向性有了變化。鄧先傾向於撤換江（澤民）、李（鵬），後改為江（澤民）、李（鵬）不動。

鄧此時看來主要考慮以下兩個大問題。不僅此時，恐有長時間了。第一個問題，他身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能否堅持下去？即能否繼續下去？否則，他主張的改革開放錯了，會有人起來批判他，將他定為罪人；第二個問題，他身後會提出「六四」問題，鄧究竟錯了？對了？負什麼責任。這兩個問題中，看來，鄧想得多的是第二個問題。因為改革開放，是世界大潮，中國絕大部分人支持這個主張，別人反鄧，很困難。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說中國幹部、知識份子對這個問題絕不會淡忘。這個問題太大了。鄧內心是知道這個問題的份量的。在「六四」問題上，李鵬不用說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賬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便是江搞的。鄧以為，維持江、李體制，「六四」問題在鄧身後，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這種估計，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與江分歧由來已久，此次當然尚昆要下臺了。當然，尚昆如在過去與江關係好些，對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於處境如此悲慘。

二、腐敗

我上次說過，最可怕的是我官員利用手中政權與市場經濟結合，這會出現（「超額」、「超級」）的盤剝、敲詐等惡劣行為，引起人民極大反感。沿海經濟高速發展，幹部腐敗問題沒內地尖銳，但人民富裕了，文化高了，這個問題也會尖銳起來。這個問題怎麼辦？看來自己有重病，靠自己動手治療有困難。我黨黨內腐敗到如此程度，靠我黨目前這種體制、這種做法去整治，不會有多大效果。我以為，香港政治統治模式，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權一直掌握在英國人手裡，別人不許向這個政權挑戰。但港英當局給了香港居民相當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過政黨、立法機構、司法機構、輿論工具，有權監督港英政府官員，可以告發，可以檢舉，可以在公眾面前使官員醜行曝光，政府官員處在居民的監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為。

1984年10月1日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兩人手持傘走出白宮會議室，里根送趙紫陽上車。（AFP/AFP/Getty Images）

三、鄧小平十幾年改革開放，有大功

「六四」後，這條路線鄧小平沒有動搖，堅持下來了。1992年南巡講話，都是過去他講過的話，無什麼新鮮語言、新鮮思想，但在當時那種國內時代背景下說這些話，發生了很好的作用。這是一面。另一面，即政治改革方面，鄧一直堅持中共集權。黨內他一貫不主張，也不贊成民主。他不喜歡別人提出意見，不喜歡民主協商。他說，美國那種民主，程序繁瑣，效率很低。中共呢，一個政治局會議，將大問題拍板了，解決了，我們效率很高。鄧常說，黨內辦事，只能有一個婆婆。這一套，大的思路仍來源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來源於革命戰爭中培養成的一種思維方式、思維習慣。前些年這個問題上，鄧還開通些，現在年齡大了，僵化了，在他生前，已經不可能改變，不會改變。這樣，便在中國發生了一件大家都在議論、都在預測、都好像沒辦法的大問題。經濟上我們大改革大開放，搞自由經濟；政治上，我們搞（一黨專政）嚴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經濟上自由化，政治上獨裁。這種不配套的體制是矛盾的，維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亂子。

四、預測

他說，江、李政體，是完全在一種突然的狀況下產生的，這麼多的問題，很難說他們能處理得了。趙接著說，這中間有一個過渡形式問題，什麼形式能將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配套、協調。他說，人民會去創造，我們多聽聽人民的意見，便會找到一個辦法，當然這中間蘊藏著危險。

五、其它

「六四」後，鄧有一次說到中國農村還是要走集體經濟道路。這段話未向下傳達。如傳達，不得了。但這段話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時機拋出來。鄧也有政敵。

從下午3時20分談到5時30分時，他看了看錶說，在我這兒吃飯罷，邊吃可以邊談。我說司機在門口，他說，也好，再談一會兒。他又說下去，說到晚6時了，他說，你告訴司機回去，我們邊吃邊聊，我派車送你回去。他叫梁伯琪大姐來，讓梁要車。一會兒，梁進來說，司機感冒，不能出車，我叫車隊（指中南海中央車隊）派車罷。趙接著談寫回憶錄事。我說分兩部分寫，一部分是存檔案的不能公開的數據，一部份是可以公開發表的東西。他說不好那樣分開。他說，你上次提出寫回憶錄的意見後，我考慮過，覺得也可以，但數據不易掌握，工程量甚大，很費力。我說，記錄下這些數據，可供今人或後人研究，這是你對歷史的一種責任。當場我倆商定：搞一份「內部情況」，他手中已有一份完整的剪報數據；待他從廣西回家，他、我、錫華商量一下，定個計畫；先蒐集資料，再初整理，再細整理，兩三年內完成。

晚飯，他要上茅臺酒，我說汾酒，他斟酒給我。主食是玉米麵窩窩頭、燴餅，副食是青菜、醃黃瓜、牛肉土豆。清淡但營養不足，亦不精緻。廚房、飯廳也不夠整潔。不如蕭洪達家，也不如我家。中共總書記啊！今天怎麼活成這模樣兒？我喝一杯酒，吃兩個玉米麵窩窩頭、半碗燴餅；他呢，喝酒兩杯，吃幾口菜，好似未吃飯。

飯後，來人說中南海車隊派不出車來，因天晚了。

這有一種可能，天晚怕趙出事，故意推脫不派車。如若當年，不說梁伯琪夫人要車，就是趙親戚用車，一句話，車隊也屁滾尿流派車來了。對這些事，趙鎮靜自若，但絕頂聰明的他，不會沒有感慨！他說了「我飯後派車送你！」竟然因專車司機病了便要不到車，只好叫妞妞到街上要來出租車將我送回萬壽路！

中共政治，可悲！

1993年1月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