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共產主義理想的陷阱(圖)

2016年4月29日，一座列寧雕像的頭部在柏林被展出，這座19米的雕像原立於東柏林的列寧廣場。（圖片來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10月29日訊】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有一個共同的困惑。我們的長輩是共產黨員或者共產黨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他們是中共「革命」的受益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對共產主義革命在二十世紀造成的巨大人類苦難，他們或許有所反思，但是卻罕見有人坦承後悔。在我們的一再逼問下，他們總是強調青年時期的理想主義；他們說自己當初的「動機是好的」，只是「沒想到後來會搞成那樣」。不過他們至少不否定共產黨革命的災難性後果，雖然他們都不認為自己對此負有某種責任。可是，我們在美國的下一代卻又普遍偏左。他們往往還不知道怎麼養活自己，就胸懷壯志，滿腔激情地說著要解救世界所有的窮苦人。我們成了夾在中間的一代。我們沒有參與過上一代共產黨革命的破壞，所以心理上沒有否定烏托邦理想的障礙，又親身體驗過共產黨革命造成的苦難，不會像下一代那樣輕信空洞的理論。那麼，上一代的美國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後代又是怎樣的呢？

「紅後代」眼中的美國共產黨人

在我最近讀的美共歷史書中，《美國共產主義羅曼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Communism）很吸引人。這是一部對一批前美國共產黨員的訪談錄，讓讀者看到了生動的，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作者薇薇安．戈爾尼克（Vivian Gornick），維基上的介紹稱她為「激進女權主義者」。她做過記者、教授，也是高產作家，寫過大量文章，出版了11本書。這本書是她的早期著作，1977年出版。該書問世後立即受到「重量級知識份子們」的批評，其中包括前美共黨員，《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作者希歐多爾．德萊柏和歷史學家羅奈爾得．拉多斯教授。著名左翼知識份子歐文豪為這本書寫了一篇題為「什麼羅曼史！」的評論，薇薇安後來回憶說，歐文豪的批評讓她大受打擊，乃至於「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2020年4月，前身為「新左翼圖書」的維索圖書出版社將此書再版，作者為新版寫的前言裡承認這本書有許多錯失，包括大量作者對採訪者情感性的評論和描述，但是該書依然有其價值，因此猶豫再三，終於同意將之再版。

薇薇安．戈爾尼克自稱為「裹著紅色尿布」長大的左翼人士。她於1935年出生於一個猶太移民家庭，在曼哈頓的布朗區長大。她家境貧寒，父親是一家製衣廠的燙衣工。她說自己「在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或者是個女孩子的年齡就知道自己是勞工階級」。她的父母屬於共產黨的「同路人」，家中來往的也都是「胳膊下夾著《工人日報》（即美共機關報）和《自由早報》（美共意第緒語報紙）」，一同參加抗議集會和五一節的男女工人。1940年，在紐約下城王子街的一間牆上貼著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像的閣樓裡，15歲的薇薇安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她似乎沒有正式加入美共，但無疑是「同路人」。

薇薇安認為，幾十年來有關共產黨人的書寫具有一種「令人壓抑的距離」，對於他們的描繪帶有某種「非人類」意味，他們被當成了有罪的「另類」。有感於此，她試圖通過對前共產黨員的訪談，讓他們說出自己為何加入共產黨，作為黨員他們做了些什麼，以及這段經歷的後果，通過他們的人生故事來展示美共黨員是有血有肉，有激情、有獻身精神、有高尚理想和正義感的人。

書中的人物的確反應了美共成員的基本構成：她訪談的前美共黨員包括流浪的農場季節工，鋼鐵廠工人，大城市裡的歐洲新移民，被父母忽略或者叛逆的富家子女，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如教師、作家、律師等等，其中不乏黨齡15年以上的「老黨員」。他們多數是在青少年時期或者20多歲的時候加入美共，有些如作者本人，是「裹著紅色尿布」的「紅二代」，有的是被偶然遇到的美共地下黨員說服，不少是在大學裡受到老師或者同學的影響而加入共產黨。他們入黨的初衷有的是因為對自身生存狀況的不滿，尋求改變；有的是「真誠地相信」世界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而共產主義展示了一個更加美好的前景，這個前景對年輕人頗有吸引力。特別是在大蕭條時代，很多知識份子認為資本主義正在走向滅亡，「新世界」的曙光已經出現，而作為共產黨人，他們走在時代的前沿，並且已經站在了新世界的門檻上。也有的人多少有點「趕時髦」，因為那時候作為「進步分子」，加入共產黨是一個強有力的標誌。

他們「退黨」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厭倦，有的是出於幻滅，也有的是作為「異議份子」被開除，還有的在麥卡錫時代受到追究，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脫離組織」。在他們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有的被培養成「組織者」，有的成了中層幹部，有的加入地方工會組織罷工，有的派到加州去組織農運等等。還有的服從命令，突然離開親友，隱名埋姓潛入地下數年之久，那麼自然就必須有人充當「交通員」，開著車到處跑，為這些「地下黨員」做各種聯絡工作。脫黨之後，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有的經營農場，有的做了大學教授等等，不少人在他們想要推翻的制度下如魚得水，頗為成功。總之，正如作者想要展示的那樣，美共黨員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也返回各行各業。

以「激情」迴避苦難

薇薇安在書中說，她對共產主義者最深刻的記憶是他們的「激情」：「正是這種激情驅使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使他們堅持下去；激情使他們升華，也將他們扭曲墜落。他們每個人都經歷過一種來自內心的光耀：一種靈魂深處迸發的強烈光明」。被問到對當年的選擇是否後悔時，這些前美共黨員眾口一詞：No。那是他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他們說，如果再來一次，依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他們只有在那個階段才體會到了生命的意義。

薇薇安．戈爾尼克與我的父母同時代。隔著遙遠的時空，她筆下的前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給我一種熟悉感，這種感覺類似於十幾年前我在東柏林街頭漫步時所產生的「似曾相識」感。薇薇安的幾位受訪者說，對於他們來說，黨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黨就是他們的一切。不止一位受訪者坦承，他們的配偶必須是共產黨人，如果自己的另一半被黨開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離婚。這一切，無論是言說還是實際情況，我都很熟悉。

我出生於共產黨人家庭，跟薇薇安一樣也屬於「紅二代」，並且是「擁有黨證」的共產黨人後代。我也有過與她相似的童年經歷，比方說，在餐桌上聽父母和他們的朋友討論時政，參加各種遊行和抗議集會等等。那些「沒完沒了的會議」，「批評和自我批評」、牆上的「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畫像」，「被黨組織派遣到某處工作」，「個人服從組織」之類的教條等等是我這一代人成長過程的一部分。年幼時，我時常一個禮拜見不到父親，由於工作地點離家較遠，他早晨離家上班時我還沒睡醒，他下班後還要開會或者學習文件，等到回家時我已經睡著了。在我成長過程中，父母雖然從未離開，但是基本缺席。照顧我日常生活的是把我從嬰兒撫養大的保姆，一位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革命」使她從自給自足的自耕農變成了事實上的女佣。

薇薇安書中的人物令我回想起，過去一些年裡，我也對一些「老革命」做過類似的訪談，在研究中共黨史和當代藏史的過程中，我仔細研讀了上百部中共黨、政、軍系統各級官員的回憶錄和傳記。除了從中尋找和考證特定史實之外，我也想瞭解他們對自己一生經歷的看法。與薇薇安．戈爾尼克筆下的人物相同，當他們談起青年時代的經歷時，無一例外是「青春無悔」。我想起一位當年訪談時已經年近八十的老前輩，如同薇薇安筆下的人物，當他談起年輕時離家出走「參加革命」的經歷時，眼裡閃出亮光，彷彿當年的激情重新燃起。

然而，薇薇安和她的受訪者都沒有討論這種「激情」的導向及其後果，一如我訪談的那位前輩，雖然在他的「革命生涯」裡曾經迫害過他人，也被他人迫害，但我問他對這一切是否有過反思時，他沉默不語。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所說，「這是一個我們這一代想要知道，而上一代拒絕回答的問題。」因此，對這種抽象「生命激情」的讚美，迴避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共產黨人在實踐他們理念的過程中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破壞和災難。作為實際參與者，薇薇安和她的和受訪者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這種「強烈光明」之外的苦難，而將所謂「靈魂之光」浪漫化。

這種「激情」或者所謂「靈魂之光」，從延安到文革，每一代中國人都經歷過。那些從中國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不少是大、中學生，包括作家、藝術家以及富家子女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這些人顯然並不缺少強烈的激情，而且其烈度不僅僅撕裂了許多「共產主義者」自己的靈魂乃至生命，也撕裂了家庭、社會和國家。在「激情」和「獻身精神」推動下的革命過程充滿誤導、欺騙、隱瞞、出賣、殘暴、血腥，絕無浪漫可言。中共建政後，用音樂舞蹈如「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長征組歌》以及無數文學藝術作品將革命浪漫化，然而，當浪漫言說背後的史實暴露之後，這樣的「浪漫」更加令人驚心。文革期間，在「革命的浪漫主義」宣傳下長大的「共和國長子」一代試圖領略父輩充滿激情的「浪漫情懷」，不幸很快就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而且迅速體驗了革命的血腥和殘酷。

薇薇安在書中寫到了一些「黨內鬥爭」，那些對黨的指示表示懷疑的人怎樣經歷在小組會的「幫助」，然後全體到會者投票，將之開除。被開除的人從此被「打入另冊」，他們被朋友甚至配偶拋棄，昔日的同志兼好友一夜之間變成了敵人。這些把黨當成生命最高價值的人突然不再屬於一個自己獻身的組織，他們多年的努力被一筆勾銷，孤零零地回到社會，一切從頭開始。不過，當我讀到這些故事時，心裏不由為他們慶幸：他們致力要推翻的那個憲政制度畢竟保障了他們的基本權利，而且美共不像建政之前的中共那樣完全無視國家法律，肆意妄為。被批判、開除的美共黨員雖然經歷種種精神壓力和痛苦，但他們畢竟不至於像中共異見者那樣被施以各種刑罰，甚至被處極刑。

1930年代是美共的發展高峰期，不少受訪者是在這個年代里加入共產黨或者成為「同路人」，而這個時期恰恰就是蘇共大清洗時期。讀這本書時，我一直希望能看到這些前共產黨員對蘇共大清洗的反應。遺憾的是，作者和受訪者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史實採取了迴避態度。希歐多爾．德萊柏在其著作《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大清洗發生時，美共黨員們對此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在大清洗正在發生的過程中，美共成員有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可是在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公布後，很難相信薇薇安和她的受訪者們依然一無所知。「不知道」只是自己給自己的託詞。

然而，只有在激情消退之後，前共產黨員們才意識到自己未完成的學業，失去的機會，浪費的才能，丟失的天分。返回現實後，他們驚異地發現，作為共產黨員的身份並沒有為他們贏來人們的普遍尊重。他們一度幾乎如過街老鼠，一旦被鄰居同事知道自己是「赤色分子」，立刻遭到眾人側目，有些人離群索居，有些人反覆遷移。儘管聲稱自己並不後悔，但是這本書中的人物多數充滿憤怒、沮喪和失落。

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期間成長起來的一代西方青年中，又出現相當數量迷惘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並不一定貧苦，但是在現代生活的忙碌中缺乏人生目標，不知道該做什麼，生命的底色是虛無的，很多人有抑鬱或焦慮的問題，不得不求助於心理醫生。他們參與公共事務，是因為他們自身需要彌補生活的意義匱乏，所以他們往往投身於那些佔領道德制高點又有可見度的事情，這是最直接有效地賦予自身意義的一種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美國街頭無休無止的AntiFa青年，他們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去參與當下公共事務，卻又鄙視宗教對人性惡的一面的諸多規勸和約束，於是就只剩下毫無邊界的狂熱，越演越烈，越演越離譜。他們的癥結是傳統價值的瓦解，生命意義感的缺失。

或許薇薇安的這本書能給他們一點警告。在我看來，這才是這本書在當下再版的意義，雖然這未必是作者和出版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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