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後再立23條 港府用意何在？(圖)

2003年7月1日，50萬香港人上街反對23條。（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9月28日訊】2003年，50萬香港人上街反對港府對《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成為香港主權移交後首次最大規模的遊行。事後，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辭職，特首董建華也在2005年以腳痛為由落台。23條在香港聲名狼藉，之後的歷任政府，從曾蔭權、梁振英到林鄭都僅強調為23條立法是特區的憲制責任，但從未認真推行。不過隨著國安法的實施，民主派人士和抗爭者被送入監獄，公民社會組織一一解散，香港社會已經面目皆非，這時候，現任政府又重提23條。

去年7月1日實施的港版國安法包括主要四大罪：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除此之外，國安法還有長臂域外管轄權，效力遍及全球，可謂「無遠弗屆」。

其四大罪名的定義也是極其含糊。可以說，一旦當局認定某人有罪，那麼他/她一定被扣上這四大罪名、被送入監獄。比如國安法首案被告唐英傑，在去年七一當日駕駛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闖入警方防線，撞到衝出馬路攔截的警員，唐本人亦跌倒在地。

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故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而撞到警員則被指控為「恐怖活動罪」。本是一宗交通意外、危險駕駛的案件，在國安法的構陷下，最終唐英傑被判有期徒刑9年。

另外，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出版的三本《羊村》兒童繪本，亦被控涉嫌串謀發怖煽動刊物罪，五名核心成員被捕，拘押至今。總之，香港人做出任何當局不喜歡的事情，都可以被冠以國安法罪名。至於上法庭，不過是走一個過場，毫無公義可言。

國安法已經令香港面目全非、支離破碎，那麼港府急於推出的《基本法》23條，又有什麼用意呢？

早年欲訂立的23條包含七宗罪，和港版國安法的四宗罪有2項交集，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而國安法所包括的針對恐怖活動，23條內容沒有覆蓋，而23條針對的叛國、煽動叛亂和竊取國家機密，則是國安法所沒有涵蓋的。

日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專訪時稱，當局正研究為《基本法》23條立法，認為法例要有效應對過去兩年香港社會的情況，特別是「間諜行為」。不過他宣稱的「國家級組織」的「間諜行為」，都是反送中期間市民自發的行動，包括有人送頭盔等防護面具予抗爭青年，或者市民在港鐵售票機上擺放大量免費單程車票，目的也是留給參與抗爭的年青人，為他們回家提供方便。

如果上述是「間諜行為」，那麼鄧炳強所言的23條應該改名為「構陷法」，其目的不過是構陷更多香港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將無辜市民治罪。足見23條並非保護所謂國家安全，對付恐怖分子，而是將以國安法無法治罪的行為納入23條的管轄範圍，實在是荒謬至極。

有熟悉香港法律的人士向筆者表示，以國安法名義，不能將支持反送中運動市民的「普通行為」治罪，就如鄧炳強所指的贈送防護面具給抗爭者，該行為不涉及直接分裂國家，如果23條立法，該行為則屬於煽動叛亂。

他認為，以國安法罪名構陷一些簡單的市民的個人行為，對於政府和法庭來說有難度，因此以23條直接定罪，較為容易，有機會列入「簡易秩序治罪」範疇。

他表示，國安法治罪程序複雜，要指定法官審理，若23條本地立法後，任何法官都可以「依法審理」，「甚至一號庭法官都可以直接定罪」。而23條的涵蓋範圍更廣，更容易治罪，比如根據國安法，簡單和外國建立聯繫不算「勾結外國勢力」，而根據23條，任何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有聯繫，即屬犯法。

可見，國安法是北京用來針對香港民主派核心人士和團體的，不過勞師動眾，針對普通市民，會產生「大砲打蚊子」的效果；當這些核心民主派人士一一被囚，公民社會組織解散後，香港政府首要針對的目標，就變成普通市民，而23條本地立法後，就令當局執行起來更加「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