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無僅有的世界紀錄：「愛眨眼」丟了命(圖)

絕無僅有的世界紀錄：「愛眨眼」的習慣，竟然把命都丟了！（網絡圖片）

我們這個悲劇性故事中的主人翁，平時有個愛眨眼睛的習慣，而就因為這個對誰都無妨害的「習慣」，竟然把命都丟了！這在古今中外史上，恐怕再難找到第二人。

只要是人，是活著的人，沒有不眨眼睛的。眨眼是一種快速的閉眼運動。常見有兩種：一種稱為保護性的，如當外界物體接觸到我們的眼角膜時，或者有人示意恫嚇你，或耀眼的光束在眼前突然閃過，都可以引起眨眼動作。這種反應，在醫學上叫做「角膜反射」。第二種眨眼的起因至今尚不太清楚，這是每個人平時常做的一種眨眼動作，並無外界刺激存在，由於是在不知不覺中做的動作，所以叫做「不自主運動」。據統計，一個人每分鐘要眨眼1O餘次，每次眨眼要用0.3～0.4秒鐘，通過這種眨眼能夠將眼淚水均勻地分布在角膜和結膜上，保證它不乾燥。我之所以講這麼一大堆「廢話」，是因為我們這個悲劇性故事中的主人翁，平時有個愛眨眼睛的習慣，而就因為這個對誰都無妨害的「習慣」，竟然把命都丟了！這在古今中外史上，恐怕再難找到第二人。

此人姓鍾名毓文，是當年湖北省漢陽一中語文教研組的組長，一位勤勤懇懇教書育人的老師。當時的漢陽一中，在中國大陸是當地所謂的「重點中學」。也就是說在師資、教學設備和其他教育資源上都比同類其他學校享有更優越的條件。因而升學率也大大高於其他同類學校。這是中國大陸教育界多年形成的陋規。

但是到了1957年，由於毛澤東對外一邊倒向蘇俄，為了死保邪惡的北韓，不惜對抗聯合國軍，付出了慘重代價，又欠下蘇俄一大筆債。對內從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到統購統銷、合作化等一糸列的政治運動，全是大開歷史倒車，把個中國已搞得來民窮財盡，內外交困。更加毛澤東立足於要打世界大戰，醉心「人海戰術」打敗了國民黨，於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億4千萬左右，六、七年間就劇增了一億多人。而工、農業生產，在「大鍋飯」，合作化的體制下，生產力已嚴重受限，所謂「社會主義經濟飛速發展」，只是黨報上的妙筆生花。而人口猛增更加劇了就業、升學形勢的嚴峻。但為了標榜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硬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畢業即失業」，於是打腫臉充胖子。硬「包下」大、中專畢業生的工作分配。但僧多粥少，早已捉襟見肘，打腫的「臉」也無法長久裝「胖」。於是只好強壓升學率，以減少畢業分配給就業帶來的壓力。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決非御用文人所吹噓的什麼「反右前五十年代的新中國欣欣向榮」之類的神話。

就是在這樣的「一派大好形勢下」，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教師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年「二十個初中畢業生中，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專區下達的招生計畫，漢陽縣當年應為初中畢業生一千零一名，計畫招收一個高中班（五十名），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五」。連高中你都「沒門」，還談什麼進大學，分配工作呢？1957年6月12日上午漢陽一中青年教師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課時便對學生講了這件事。她說「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個中取個把」。李老師的本意應是提醒和鼓勵學生好好用功。但這位青年教師卻忘了中國是個不能說真話的國家。尤其對學生更是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她這句本是好意的話，卻捅破了那張畫著「前程似錦」的廣告紙，更觸動了每個學生最敏感的神經。

一下課，學生們就去找到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勛，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而這兩位「學官」，只好以假話來安撫學生。由於事起蒼促，假話未先取得「共識」，因而回答口徑各異。於是更激怒了學生，知道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於是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文件，校長韓建勛和副校長王建國雖予勸阻但未能奏效。午飯後，初三（八）班一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鐘，全校九個初中畢業班的部分學生湧向操場，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有的學生還寫了一些要求升學的標語。湧到縣人委會後，學生推出代表，要求縣長接見。因為縣長不在，教育局和其他辦公室都沒有人，學生翻不到文件，就扔辦公用品，在牆上書寫要求公布升學比例之類的標語，到郵電局給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請求聲援（電話未通）。不久，學生得知縣長在縣委會，又一齊來到縣委會，見縣委會鐵大門關閉，便去推撞大門。這時，縣兵役局長和團縣委一名官員，由於平日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習以為常，見此情景，便出來進行恐嚇和辱罵。由此更激怒了學生。於是雙方產生語言衝突。官方便定學生為膽敢「圍攻」縣委幹部。

第二天，即6月13日上午，又有數百名學生列隊上街，副校長王建國在勸阻無效後，於是自己帶著部分教師跟著學生一道以防事態擴大。學生代表到縣人委會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等完全正當的要求，卻遭到韓茂林蠻橫地拒絕。有的學生不服，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有兩名機關幹部為討好縣長，竟對學生動手與學生發生衝突，被學生捆住，押經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機關幹部攔截下來，並扭打扣留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學生，縣委官員根本不理，強行將幾名學生扣押不放。在幹部與學生爭吵加劇時，官方使出毒招，招集了數百名以黨、團員為主的工人對學生大打出手。中學生怎麼是這些壯漢痞子的對手？多名學生被打，並被強行驅散。有的學生被家長拉回家，至此，學生請願被強行鎮壓了下去。

此時正值老毛御筆親撰的人民日報六。八社論《這是為什麼》剛剛出籠，正要抓「典型」。漢陽一中幾個中學生吵吵鬧鬧的事，大不了算個治安事件。可中國的事，尤其在毛澤東暴政年代，你撞在政治運動的風尖浪口那非死人不可。此事立馬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接著，孝感專區與漢陽縣委共同組成所謂「考查團」進駐漢陽一中。但這些整人專家也明白，如把那麼多初中生統統打成「反革命」實在說不過去，而且就是為了個升學率，人家又沒有要求實行民主、自由，如何去騙天下人？但這些經驗豐富的階級鬥爭專家，早有一套製造政治冤案的公式與操作規程。正如要定1989年愛國學生是「反革命暴亂」，便指其背後有「操縱」學生的「黑手」一樣，漢陽一中學生背後也有「反革命份子」指支，操縱。這就是人家幾十年一貫整人的固定模式。

他們經過一番「階級分析」的排查，首先確定副校長王建國是個最好捏的「軟柿子」。王建國時年三十二歲，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但此人家庭出身是富農，又有所謂「三青團」的歷史問題。在毛澤東暴政年代家庭出身地主、富農就已基本具備「反革命份子」的「資格」了。何況又加了個「三青團」。所謂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簡稱。實際上是國民黨執政年代的一個青年群眾性組織。而且根本沒有共產黨、共青團那麼嚴密的審查程序和嚴密的組織制度。其團員往往都是許多人一起集體加入，加入後根本沒有什麼「組織活動」，一個鬆散性虛名群體而已。但這些整人專家，便拿來與共產黨、共青團相提並論，那你不是反革命是什麼？就這樣一錘定音，王建國就成了學生「鬧事」背後的「反革命黑手頭子」。

更為荒唐的是，根據階級鬥爭的「偉大理論」，既然有了「反革命黑手頭子」，又出了這麼大的學生「鬧事」，那肯定就還有「反革命集團」在背後操縱，這才符合偉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於是凡與王建國工作上接近的，甚至曾在湖北革大與王同學的，或許有一點政治歷史問題的，乃至一塊與王建國陪客喝過酒的，都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這個集團的首領自然是王建國，「骨幹分子」則有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原一中教導主任、當時縣教育局副局長胡平軒，教研組長鄒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學胡斌等人。真是天羅地網，一網打盡，在劫難逃。

但語文教研組組長鍾毓文與上面任何一種情況都不沾邊。照理說他應該是平安無事了。可有一天開大會批鬥王建國等人，我們這位鍾老師神差鬼使地跑去坐在台下第一排。人家在台上批鬥王建國叫他必須「老實交代」，他老兄卻在台下一個勁地眨眼睛，其「眨動」的「頻率」肯定高於一般人。於是立馬被有高度革命警惕的革命幹部發現，說鐘毓文在台下向王建國「使眼色」，示意王哪句話說得，哪句話說不得。人家分析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而且是眾目睽睽看見的，你還「抵賴」得了？不然你跑到台下第一排去坐著幹什麼？不停的眨眼乾什麼？真是「鐵證如山」。立馬被隔離禁閉，最後被定為該「反革命集團骨幹」！

請看，革命人民的警惕多麼高！哪個狡猾的反革命份子能逃脫這天羅地網？！

1957年9月6日，在反右運動血雨腥風的高潮聲中，漢陽縣召開公判大會，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員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將那位說了一句真話「今年升學率低」的青年教師李穗等三人送勞動教養；給三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勛等十一名教職員和十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三十三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多麼偉大的「階級鬥爭」，多麼正確的「反右」運動，多麼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銅牆鐵壁啊！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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