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回憶錄——長春圍城有朝鮮部隊(圖)

長春圍城倖存者遠藤譽5歲時的照片。她在1953年隨家人回日本，一生幾乎都活在長春圍城時的陰影裡。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卡子》。

按：我好奇地問：「老鄉，你是哪兒人哪？」他思量了一下，只說：「遠呢！」那口音很不像中國人，但也不便再問。後來我到外邊解手，有個人告訴我說：他們是「朝鮮」部隊，首領姓金。以後才明白他們原來是金日成的部隊，包圍長春就有他們。怪不得他們的高層人物，後來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們也曾對中共做過支援。」

1948年長春的糧荒嚴重之時，我全家的生命也面臨威脅，想要逃亡。但是看到共軍放行之難，就顧慮重重，而且自己除所愛好的書畫之外，別無現金積蓄，就是逃出去，生活也成問題。又一想：我沒有殺過一個共產黨人，為了嚮往抗日勝利後實現國內和平，不曾給內戰添火，我這個兩面派，共產黨未必把我怎樣，因此就因循下來了。

長春失陷的時候，我從原住所搬到一家古玩鋪暫避，內人初時不肯離家，後來看情形不對，也就同往了。

這時見到新7軍的隊伍被共軍押送出城，有些士兵將所帶的東西如鋼盔之類向地猛力一摔，憤然而去。

事變的第二天晚上，街上拉開了廣播喇叭，大聲呼喊說：「現在是人民的天下，反動派必須老老實實去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凡有窩藏國民黨反動派的，都要依法治罪。」自己一想，一下子當然也變成反動派啦！古玩鋪的人也變了表情，非常驚惶。為了避免人家下逐客令，我只好又換了一個地方。

共軍一進城，就下令「法幣停止流通」，瀋陽等地也是如此。這樣就逼使法幣像錢塘江潮一樣湧向非共區，在那裡又促成經濟紊亂。說來真快，共軍進城當時，馬上成立了商店，無限制的收買各種物資，老百姓就搜求各式各樣的東西去換錢，購買湧進城來的食品，不少人連電燈泡也擰下來去賣，就是一個也照賣不誤。我借住過的古玩鋪就是這麼辦的。

那時我還沒有走的意思，別人勸我：你在長春，不是無名之輩，樹大招風，最好還是一走為妙。又聽說我家已經被抄，回家當然不成，新地方也勢難久停。這時幸好有個熟人說，他家小住在長春城外，要出去看望一下，我抓住這個機會，同老婆當晚就住到他家。那是個大車店，有一排共軍也住在這裡，他們有事只是互相低聲密語，看得出是有意避免跟老百姓交談。

我好奇地問：「老鄉，你是哪兒人哪？」

他思量了一下，只說：「遠呢！」

那口音很不像中國人，但也不便再問。後來我到外邊解手，有個人告訴我說：他們是「朝鮮」部隊，首領姓金。以後才明白他們原來是金日成的部隊，包圍長春就有他們。怪不得他們的高層人物，後來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們也曾對中共做過支援。」

我到公主嶺停了9天，又到了四平街轉了一下，在那兒聽說閻寶航做了中共的遼北省主席，他原來是南昌新生活促進委員會的總書記，那時我投考軍校，在那裡和他認識，後來在南京正訓班受訓，他當政治教官，大家因是同鄉，我又在新生活視察團幹過一段時期，私人交往還夠得上「不壞」二字，所以就想去看看他，想能求得前進路上的方便。

他剛由鄭家屯搬來，屋內還零亂不堪。我進去，聽到他正在樓上講話，聲音很高。我向他的衛士說明姓名和來意，隨後下來一個穿毛呢中山裝，別派克鋼筆，戴瑞士錶，三十多歲很神氣，自稱姓袁，是閻的秘書，說閻正在開會，要他代見，問我有什麼事情。

我說我過去是他的學生，由此路過，聽說他在此地，所以來看看他，他就問我：「你從哪裡來，到哪兒去？」我說：「長春來，到瀋陽去。」

「哦，那你在長春一定是為國民黨做工作了？」

話到此處，我就據實以告。

他急忙問我：「你現在住什麼地方？等閻先生有空兒好找你。」

我說：「住隆興旅館。我來就是看看他，請你代轉達吧！」

出門之後，我才想起把旅館名稱記顛倒了。我一路都是用公主嶺揀到的廢路條的名字，在旅館登記。這一次當然是照舊。那天晚上查店很嚴，就聽八路軍問店夥：「此地有個隆興旅館嗎？」夥計說：「我們這裡叫興隆。沒聽說有那麼個旅館。」當時我已經躺下了，既沒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就不管他了。

後來我逃到瀋陽碰到軍校同學崔文質，崔說閻寶航來瀋陽勞軍，見到他就說在四平到處找段克文，怎麼也找不到，很著急。崔告訴我說：「他現在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原東北行轅），你該去看看他。」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一進門他只帶笑不笑地向我點點頭，以手示意讓我坐下。他正跟幾個人談話，其中有個我在西安有一面之緣的盧迪賡，盧向閻表示：希望能給「北平解放」盡點力。閻就得意洋洋的說：「這倒不用了，什麼都接洽好了，幾天就拿下來，聽信兒吧！」回頭就指我說：「你看，這就是國民黨的一個縣長，如果不是今天，早就抓起槍斃了。」

他們要開飯，我說吃過了，趕緊趁機開溜。我這才瞭解他為什麼在四平找我。那天晚上如被他抓住，我的腦袋立刻就要搬家。

回想從長春到瀋陽途中，過了公主嶺，不時看到一些人在丈量土地，進行土改。過了郭家店，我也在一個農民家裡借宿。他家老少六口共分了17畝多地，還有一畝多稻田，他們對於領得土地執照特別高興。全家有兩個全勞動力。晚上一家人盤算起，那塊地明年種什麼。津津有味，大作其久遠之計。當時也正在開始進行鬥爭，他的大兒子，還背誦這樣一句「後方不鬥爭，前方沒有兵」。他為了報答共產黨的「恩情」，不久就要去參軍。

在瀋陽也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我經過大廣場的時候，場中一座聳立的高柱上掛著巨大的紅色標語，有一條寫著「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另外一條寫著「耕者有其田」，這不是孫總理的話嗎？可見得三民主義深入人心，連共產黨也要利用呢！

隨後我們輾轉到了唐山，就是今年大地震的地方，我夫妻住在旅館。晚上到餃子館用餐，聽到鄰桌兩個三十多歲的共軍幹部，邊吃邊閑談。這個問那個：「你估計北平什麼時候能解放？」那個哈哈一笑說：「唉，你還不知道？已經搭上線了。傅作義的條件，是我們政府成立後，要保證他有一席之地。我們正在考慮呢！」

到了1950年的春天，街頭不准擺攤，正好我的兒子把留在長春朋友家中的一點字畫什麼的帶來，我就在東單原使館界跑馬場新成立的臨時市場開了個小鋪，同老婆住在那兒，做古玩生意。早晨趕曉市，下午回來賣。李濟琛、譚平山、呂方子等人，都曾是我的主顧。

我怎麼會做古玩字畫生意呢？那是因為當年在北平讀中學時，有個同學家在北平開「大泉山房」，常去他家玩，我因為好奇心的驅使，學了些玩藝兒。

以後在長春，日寇投降之後，溥儀所帶的字畫，全部流落在市面上，這時我就收買了一點，見到不少真跡，再搞點參考書研究研究，也就似通非通了。那時凡是愛好此道的人，路過長春，都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我也就以此為副業。現在到了北平，正好靠著這一行混飯吃。我把一張遼金畫家張珪所畫的神龜圖賣給了「文物局」，就拿著當時的中共區流通券五百萬元（等於現在五百元）做本錢。這一行在當時最倒運，賠得一塌糊塗。

前邊提到的呂方子，他本是代表李濟琛在香港辦文匯報。北平易手後他常來，有時他也光顧我的古玩鋪。一次我到他寓所兜生意，他正在同幾個人閑談，其中有一個人問他關於成立「人民革命軍」為什麼沒聽到下文的問題。呂的敘述很生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在北平局勢未變化之前，李濟琛帶他一早去鞍山會見毛澤東，張瀾也在座，李本想在長江以南成立什麼「人民革命軍」投機。毛澤東出來，向他們很嚴肅地點了點頭，冷冷地握了一下手。李濟琛剛開口提「人民革命軍」，毛就去洗臉。邊洗邊說：「唔！那還成立什麼人民革命軍？用不著。趕快取消！」用手一指李，「你將來當人民政府副主席好了！」回頭又指張瀾，「你也當副主席！」這時聽呂方子話的人，有人打斷他的話，插了一句：「就是這樣的？那還行？乾脆拆夥算了。」呂瞇縫著眼睛回答他一句：「事已至此，那可……不這麼容易了！」這句話我當時覺得真是意味深長！

去年4月我到香港後聽到有人說，這位呂先生，後來不知怎麼在廣西他的故鄉被鬥爭跳水淹死了。接著文匯報就被左派接收了。

我在北平開古玩鋪時曾碰到過一件趣事，事關張大千先生，很有意思。

那時的北平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也是我的主顧，他要買一張明末畫家石溪的畫，我沒有，就到字畫商靳伯生那兒去「串行」，他就給了我一個石溪豎屏條，在交待價錢時跟我說：「這可是頭等品啊，不能少賣啊！」回頭徐悲鴻來了，就拿了去研究研究。

過幾天徐悲鴻拿著畫回來，問我說：「畫是不錯的，可是出了個怪問題，因為美術學院有位教授（原是徐的學生）也有這麼一張畫。」他覺得奇怪，要我一同到那兒去研究一下。我到那裡一看，筆法大致相同，畫上的題款雖有短行橫題和長行豎題之分，字跡卻一模一樣，圖章也是同樣的。我也怔住了。仔細琢磨了一會。我向徐說：「這個生意吹了，我要把畫拿回去了，」徐說：「怎麼啦？」我說：「兩張都是假的。」

徐的學生跳了起來說：「段掌櫃的，這可豈有此理。這是張群到北平時，我們買了四幅，兩張他帶走了，一張給另外人買去，這張歸我。有天晚上邀張大千來吃酒鑑定。你看上面還有張大千的讚語呢；連他都說是精品，你敢說是假的？真是胡說八道！」我只回答一句：「據我看，紙都是清末民初的。」沒有再多說，我就拿起畫走開了。

回頭問靳伯生，靳聽了一笑，打開暗屜，拿出一大堆半成品。他說：「全是張大千在萬壽山搞的。這需要很長時間，經過多次填筆設色，找尋專家題款蓋章，發霉變舊以後才能出手。」

「關於張群買畫這段故事，大千也曾向我講過，他們那樣高高興興邀我吃酒作鑑定，只好硬著頭皮說是真的，題詞讚揚一番，蓋了圖章。其實我心裡很明白。」

張大千是名家，仿得又好，有時真比真的還高明，靳伯生那時就吃這個路子。我回頭把這段情由向徐悲鴻一述，徐不禁頓足說：「我和大千是同行，竟看不出是他搞的！」

張大千先生如見到這段故事，也許也要再笑上一次吧！

共產黨進北平後，首先修浚城內下水道，然後就急忙招募民工大挖護城河，和派遣軍隊掘深及整修中南海。據說中南海歷年失修已形淤淺，而且水濁味臭，殊不衛生。據我當時在與北海分界的橋上張望，中南海的積水已被抽乾，密密麻麻的軍人大約有一師人的樣子。正在苦幹加巧幹，發揮「南泥灣」精神。幹了約半年才把池底又挖深了一米多。這些臭泥，都是晝夜不停用載重汽車絡繹不絕地送到城外做肥料了。這當中，常聽到「老北京」在議論：「下水道、護城河和中南海都是聯在一起的。因為便於『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能在清水裡游泳，所以這是當務之急。」我不諳北平河道結構情況，只好「姑妄聽之」。

我到北平之初，原住在西單石虎胡同周炎的房子。他在東北局勢變化之前一直任鄰近山海關的綏中縣縣長。本已在公安局登記，但在1949年春，又把老婆孩子留下看房子，自己逃往上海去了。他的老婆年輕漂亮，也許是周炎留戀難捨，到上海轉一圈又返回北平。每逢節日或者出於臨時的動機，公安系統就會通知他們：帶著行李口糧按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集合。事後又放回來。所以他得意地說：「共產黨真是有信用。說不抓就不抓。」等到我75年3月被釋放到北平一打聽，說是早在51年就被押解到綏中縣開大會被「鎮壓」（即槍斃）了。

在石虎胡同和我同院而居的，還有我的軍校同學齊兆理。他原在重慶衛戍司令部政治部當總務科長，原籍河北，抗日勝利回到北平，經潘佑強老師保薦，曾在玉田縣（或是豐潤縣，已記不清了）當過兩個多月縣長，據說是兩袖清風。北平易手後，只是開個售賣日用品的小鋪子混生活。50年春，他的老婆張秀芳突然發現一名高級共幹是她在山西讀書時的老師。經這名幹部主動介紹，齊到稅務學校學習。將來準備派到海關或收稅機構當幹部什麼的。假日還到小鋪看過我幾次。我問他「怎麼樣？」他說：「一切都在學習中坦白了。還受到表揚呢！只要能坦白，共產黨是既往不究。你看我不是很自由嗎？」

到50年末的一天，他老婆忽然哭喪著臉到小鋪求我代賣一支手錶。我一看是齊兆理戴的，急忙問：「這是為什麼？」她說：「舉行畢業典禮的前一晚，齊兆理被捕押解到玉田縣，關在公安局看守所了。兩星期前，我曾去看過他一次。」我就問「你見到他了？」她不作正面答覆，只是說：「我明天還要去，所以託你賣這隻手錶。」我又問：「是不是有危險哪？」她勉強擠出笑容說：「共產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大概不要緊！」但是，根據我後來的經驗判斷：51年這第一道大關（「鎮反」）他是不易過的！

我到北平後，報戶口是用段魁章這個名字。雖然不曾忘記，也曾到管區公安派出所簡略地表白過「曾任過八天的縣長」。那個所長是名年齡不滿20歲的小夥子，笑著問我說：「你是接收大員，我們是早有瞭解的！你現在是主動向人民靠攏了一步，我們是極表歡迎的；共產黨是坦白從寬，既往不究，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以後有事，要多聯繫！」

我後來搬到東單臨時市場，雖然沒去管區派出所談什麼，可是從所長到以下人員卻有時主動找上門來，和我閑談，談東談西，從不曾談到我本身的事情。有一次這個大個子所長邀我到派出所和一名穿「解放軍」服裝的青年幹部談過一次話。在路上我動了思量：所長親身叫我到派出所，是不是「有去無回」呀？到了那裡，那名青年幹部對我很和氣。打聽了一些生意情況，最後問我對「土改」的看法。我說：「古玩行的生意，現在最清淡，常是幾天不開張，我兒子考進哈爾濱林業學校，連個洗臉盆我都沒錢給他買，生活很不易混。可是我又不懂別的，只好挺一天算一天。至於『土改』，我認為自從井田制以來，土地就一直是個未得得解決的問題。對於『土改』我雖沒有實際接觸，但我決不反對。」我在說話時，一直留神是否會有什麼「突變」發生。等到我安然回來，我又責怪自己太多心了。

這是1950年10月間的事。

大約就從這時起，有一個操湖南口音姓孟的中年幹部，常到我店裡買些東西，自稱是給公家採買，只要我說出價錢，很少打折扣。我旁邊有個姓丁的攤販，因為給龍雲賣美金被捕了，他老婆看鋪子，沒什麼生意，姓孟的就不時送給她一點錢賙濟她。她同我談起來，就說：「你看孟先生，又和氣、又熱情，多好啊！」我同意這也是我的心裡話。

轉眼到了舊曆臘月廿二、三，孟先生又來託我代買大批成套的古書，說是公家急於要成立圖書室，務必把書目和價目單，在2月1日（臘月廿五）交給他。我說：「琉璃廠有不少古書店，何不到那兒去買？」他說：「我知道你生意不好，所以特意給你找點外快。」我真的正在沒轍，實在感激他「雪中送炭」。我一整天跑了十幾家古書店。他們的生意也正在沒轍，我受他們歡迎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向我表示：「如果成交，可以按價給我提二成。」我告訴他們：「可以在一兩天內等我通知再決定！」

2月1日下午4時許，孟先生來了，一見面就急急忙忙地問：「單子來了沒有？我還有事要到別處去，特地趕來作決定！」我說：「來了！來了！」他接過單子看了一下說：「你今晚還得費點事，把這些單子重抄一遍，除了把重複的擇其一而外，價目你可以加上一成！我明天下班後帶現款來，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成交，沒問題！」出了門又回頭囑咐我一句：「這可是難得的機會，不要錯過喲！」他走後，我就急忙重抄單子。總計約有1100多元，我至少可有300多元的好處，想起可以過個舒服的新年，興奮得真是睡不著覺。

第二天，吃完早飯，派出所長拿著簿子前來查戶口，也沒說幾句話，走了後，老婆向我要錢買米。我說：「身上只剩1毛多錢，先不要忙。我現在就去通知各書店，等下午成交，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下午，我剛回到鋪子不到半小時，那個所長又來了，笑容滿面地向我說：「那位解放軍幹部又想請你到所裡扯一扯，你有功夫吧？」我說：「那當然可以，可是我的老婆正在丁家聊天，我去找回來，就走！」他說：「你去吧，你給你看鋪子！保險不會丟東西！」我老婆等我錢買米，正在生悶氣，聽說我要去派出所，就一改尋常地鬧起情緒來，丁太太幫我把她好歹勸回來，我就隨著這個所長，前往派出所。一進門，所長就顏色一變地說：「你被逮捕了！」兩名便衣，給我扣上手銬，用手槍一指，「老實點，跟我走！不准同別人使眼色，也不准再說話！」出門一轉牆角就上了小轎車，風馳電掣般地直奔北平市公安局草嵐子看守所。25年多的囚禁生活，就從這一天開始了。

這一天是：1951年2月2日——陰曆臘月二十六日。